263年8月，司马昭调集18万大军，兵分三路进攻蜀汉，仅仅3个月时间，魏军便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只好宣布投降，立国42年的蜀汉政权就此灭亡。
然而，在成功后却引发了钟会、邓艾两大功臣的自相残杀，最后演变为“二士争功”的悲剧。
明明仗打赢了，为何最后反而还落得如此下场呢？司马昭事后又是如何做的呢？
——·迅速平定钟会的叛乱·——
钟会讨伐蜀国取得成功之后，自认为功劳和名声举世无双，不能再屈居人下，再加上勇猛的将领和精锐的士卒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就谋划反叛。
面对钟会叛乱的严峻局势，司马昭却一点儿也不惊慌。实际上，他对这件事早就有所预料。
早在司马昭派遣钟会去讨伐蜀国的时候，谋士邵悌就对司马昭进言说：“钟会这个人不可轻信，不能让他去执行这项任务呀。”并且建议司马昭另外挑选讨伐蜀国的统帅。
司马昭回答说：“难道我会不知道这些情况吗？蜀国是天下的祸患，使得百姓不能安宁休养生息。如今我去讨伐它，易如反掌罢了，可是众人都说蜀国不能讨伐。
人要是心存疑虑、胆怯，那么智慧和勇气就都会枯竭，在智慧和勇气都枯竭的情况下还强行驱使他们去作战，那正好会被敌人擒获呀。
只有钟会和我的想法一致，现在派钟会去讨伐蜀国，必定能够灭掉蜀国，不过灭掉蜀国之后，就像你所担心的那样，他要是有不轨举动该怎么办呢？
凡是打了败仗的将领，就没资格再谈论勇敢了。亡了国的大夫，也不能和他们一起图谋生存了，这是因为他们的胆量和心气已经被挫败了。
要是蜀国被攻破了，那里剩下的百姓会惊恐不安，根本不足以和钟会一起图谋大事，而我们中原的将士们各自都想着回家，是不会愿意跟他一起作乱的。
如果他要作恶，那也只不过是自取灭亡、灭族罢了。” 由此可见，司马昭有高远的见识，预料事情就如同神仙一样准确，已经把钟会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
当钟会除掉邓艾之后，自以为得计，还以为司马昭对他十分信任呢。可这个时候，司马昭已经亲自率领十万大军驻扎在长安了，并且命令中护军贾充率领军队进入斜谷，随时准备去镇压钟会的叛乱。
钟会察觉到司马昭对他已经有所防范了，就慌忙假传郭太后的遗诏，公然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是他手下的将领们都不愿意跟随他一起作乱，钟会没办法，只得把将领们都关押起来，“布置重兵把他们围守起来”，还打算把这些人全都杀掉。
没想到他的这个阴谋泄露了，魏国的士兵们得知了真实情况后，就起兵攻打钟会，钟会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后和姜维一起被杀掉了。这场叛乱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钟会起兵反对司马昭，其性质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是钟会的打算是 “事情要是成功了，就能够得到天下。
要是不成功，那就退回蜀汉据守，最差也能像刘备那样当个一方之主”。要是他的阴谋一旦得逞，势必要重新建立起割据政权，国家分裂的局面又将会延续下去。
不过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那样，蜀国灭亡之后，那里剩下的百姓宁可归附于晋朝，也不会拥护钟会再次搞割据。北方的将士们也各自想着回家，更不会跟随他留在蜀地。所以钟会发动叛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只能是自取灭亡。
由此可见，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给人民带来了痛苦，所以国家统一确实是人心所向。司马昭采取果断的措施，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稳定了蜀中的局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人民的要求的。
——·实施正确的治蜀政策·——
司马昭平定蜀国以后，面临着怎样治理蜀地的问题。因为蜀汉政权虽然已经覆灭了，但是益州的地主集团仍然有着相当雄厚的力量，而且当时蜀地的南中、江州等地还在继续抵抗，不肯投降归附。
“当时罗宪率领重兵据守白帝，霍弋凭借着强大的兵力镇守夜郎，蜀地地势险要狭窄，山水阻隔，不是步兵能够轻易涉足的地方，魏国军队前来征讨的时候，是倾尽全国之力大规模行动的，想追击却没有船只等物资，想停留的话军队长期在外又会有诸多忧患”。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昭明白，如果单纯依靠武力，采取军事压制的手段，是没办法迅速消灭蜀汉残余势力的。所以，他依据蜀中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巩固自己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首先是缓和蜀地的阶级矛盾。蜀地的百姓在刘禅统治时期，赋税和劳役的负担极其沉重，当时整个蜀地 “登记在册的民户有二十八万户，男女总人口有九十四万”，可是“披甲的将士有十万零二千人，官吏有四万人”。
平均算下来，九个人就要负担一个“战士”，七户百姓要养活一个“官吏”。如此沉重的剥削，当然让百姓们喘不过气来。
司马昭刚平定蜀国，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的士人百姓，免除五年内一半的田租赋税”，以此来缓解百姓的困苦。
他还 “鼓励招募那些愿意内迁到中原地区的蜀地百姓，给予他们两年的粮食供应，免除二十年的赋税徭役”，通过这种经济上的优待政策，鼓励益州的士人百姓迁徙到中原地区去。
其次，为了防范蜀汉政权庇护下的残余势力在益州死灰复燃，同时也是为了满足益州本地地主集团驱逐外来地主势力的要求。
在公元 264 年，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员，全都召回中原地区，给他们安排官职，有的还赏赐爵位，所以也可以说，他们这些人的势力，随着蜀汉的灭亡就撤出益州了。
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的政策，因为刘禅虽然是亡国之君，但是他统治蜀汉长达四十多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仍然有着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例如蜀汉的南中都督霍弋听说“成都失守了，就身着素服号啕大哭，举行了三日的哀悼仪式，各位将领都劝他应该赶紧投降。
霍弋却说：‘现在道路阻塞不通，不清楚君主的安危情况，面对这样重大的去留问题，不能草率行事，如果君主与魏国议和，受到礼遇，那我们保住境内的土地然后投降，也不算晚，如果万一君主遭遇危险受辱，那我将以死相拒，还谈什么投降早晚的事呢’”。
由此可见，怎样处置刘禅，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的向背，如果蜀主受到羞辱或者被杀，蜀汉的士大夫们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他们为敌。司马昭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所以对待刘禅十分礼遇。
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刘禅的 “子孙有五十多人被封为都尉、列侯”。又给予他优厚的俸禄，“享有一万户的食邑，赏赐一万匹绢、一百个奴婢，其他物品也都按照相应规格赏赐”。
并且以魏帝的名义下诏褒奖刘禅说：“您弘扬高尚的品德，秉持公正的操守，不害怕委屈自身来归降，以爱护百姓、保全国家为贵，回心转意，顺应时势灵活变化，坚守诚信、一心归顺，得以享受无尽的福泽。” 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 “是否很想念蜀国呀？”
刘禅回答说：“这里很快乐，不想念蜀国。”诚然，这件事确实反映出刘禅昏庸无能，忘掉了亡国之恨。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不也表明正是因为司马昭给予刘禅 “归降后的恩宠”，让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所以刘禅才有了 “乐不思蜀” 这样的说法嘛。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的郡守纷纷前来归降，霍弋 “得知后主刘禅东迁的消息后，才率领六郡的将士” 请求归降，并向司马昭表示，“因此我献上忠诚，不敢有二心”。
司马昭没动用武力，就平定了南中地区。蜀地巴东太守罗宪 “得知后主刘禅的情况被询问后”，也感恩戴德，放弃了死守的念头，“送上文武官员的印绶，把儿子送到晋王司马昭那里做人质”。
后来当孙吴大军 “起兵向西进发”，想要趁机兼并蜀地的时候，罗宪 “加固城池，修缮兵器，告诫并向将士们发誓，用气节大义来激励他们”，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为司马昭效忠，“在这里献出生命”，“怎么能做吴国的降将俘虏呢”。
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下了大功。就这样，益州的地主集团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
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后来成为了西晋讨伐吴国的重要基地。司马氏凭借着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最终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治理蜀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根据上述情况来看，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得到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了魏帝曹髦，企图夺取曹魏政权，所以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他是“弑主篡逆”之人，并且对他加以痛斥。
实际上，司马昭杀死曹髦这件事，绝不能当作他的罪状，更不能把他说成是 “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的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取代曹魏这件事的。
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的历史观，并且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认为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不但不是什么 “过错”，反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绩”，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不堪了。
司马氏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把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的优劣作一下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