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图片来自网络

1943年，是盟国对“轴心国”战争进入转折阶段的一年。在各个战场，盟军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尤其是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遭到了自组建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

消息传到重庆时，激起了民众的一致欢呼，对取得抗战胜利的期待更加殷切。

可这一切，都让军统头子戴笠无感。这倒不是戴笠不高兴，而是他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些问题上。

作为军统头子，戴笠的危机意识还是很强烈的。

他深知，军统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实力，并非他的本事有多么大，而是取决于抗战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可一旦抗战结束，军统就将失去了工作的对象，被利用的价值就将迅速降低。到那时候，自己将何去何从呢？

而且，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政坛势必会进行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和再组合，像他这种在世人面前感官很差的特务头子拿什么来做权力角逐的筹码呢？

如果蒋氏一直在台上那还好说，看在十几年如一日效忠的情分上，蒋氏或许会给自己留一个位置。可一旦蒋氏不在台上了呢？那些本就视自己为眼中钉的各路大佬们还不得把自己吃了？

即使以上这些顾虑都没有出现，可仍然有隐忧。作为对蒋氏非常了解的人，戴笠可以肯定地说，蒋氏一定会对自己“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如果不未雨绸缪，提早对自己以及军统的前途做出安排，下场注定是凄惨的。

因此，戴笠决定，自己组建一个政党，自己出任党首。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后的政坛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骨感的。戴笠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手下虽然也算人才济济，可要论组建政党，自己手下竟然找不出一个能够进行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人。

没办法，戴笠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自己手下没有这种人才，那就从犯人中寻找。

于是，戴笠就命令周养浩秘密在息烽组建了一个类似于研究会的机构，成员都从关押在息烽集中营中的那些有文化的人士中挑选。

所谓是有文事还需要有武备。虽然研究会组建起来了，但戴笠认为这远远不够，作为久在蒋氏的身边人，戴笠深知“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道理，为此，他又下了两步棋：

其一、加紧争夺海军领导权。

本来，在军统与梅乐斯紧密合作期间，戴笠想要争夺海军领导权的想法就获得美海军某些大人物的默许，只要军统在配合美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2战场的意图实现，就会让戴笠在日后争夺海军大权时获得美海军的支持。

其二、联合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作为外援。

当时，胡宗南雄踞西北，手下拥有近45万人马；汤恩伯虽崛起的稍晚，但发展迅速，在1943年的时候也拥有近40万兵力。

这两个人所拥有的兵力几乎占了蒋氏嫡系部队的三分之二，如果获得这两个人的支持，那自己将来在政坛上就会稳如泰山。

确实如此，如果戴笠真的按计划实现了自己的意图，那在内，有自己的政党；在外，有胡宗南和汤恩伯的支持；而且还拥有海军的领导权和庞大的特务系统，在蒋系内部还真的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

可戴笠什么都想到了，却忽略了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他这么做，蒋氏会同意吗？

陈诚 图片来自网络

戴笠虽然权势熏人，军统虽然无法无天，但在蒋系内部却有两个人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两个人一个是钱大钧，另一个是陈诚。

钱大钧的资格很老，对军统特务从来就不假以颜色，只要遇见，轻则痛斥，重则耳光。那些大小特务们挨了骂、遭了打后到戴笠面前哭诉，戴笠毫无办法，只能安抚。

陈诚做得到没像钱大钧这么不加掩饰，可更让军统难受。

陈诚对付军统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不定时的突击检查工作。

陈诚的住处离军统办公地点不远，是下班回家的必经之地。陈诚回家时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突击检查军统办公场所的水电。只要发现办公场所灯火通明，就大加训斥。

当时军统的总务处长是沈醉，就大受其害。逼得沈醉没办法，只要陈诚在重庆，在陈诚回家的路上就要安排特务沿途观察，发现陈诚要回家了，就立即报告。

而这一面呢，则要立即关灯，或者大家各就各位，装出一副加班加点在刻苦工作的样子来。

这还是小事，虽然让军统头疼，但还能接受。可陈诚另外一个安排却让戴笠恨得要命。

当时，军统的主要任务是在各部队中安插特务，借此来控制部队。

胡宗南和汤恩伯是戴笠的同盟，对军统在自己内部安插人员自然没有二话。

可陈诚却在自己部队内部搞了另外一套特务系统，坚决不允许军统进入。

在当时，能够在部队中搞另外一套特务系统的仅有张氏学良、胡宗南和陈诚三个人。

可东北军的特务系统随着张氏学良被软禁，已经烟消云散了。胡宗南在军内搞另外一套特务系统，一来是获得了蒋氏的默许，二来胡宗南对戴笠在他的部队中安插军统人员不仅不排斥，反而还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关系。只有陈诚，他建立的特务系统，目的就在于防止军统的渗入，岂会同意军统进入？

可陈诚的资历和在蒋氏面前的地位又是戴笠惹不起的，戴笠虽然深恨之，可也无可奈何。

确实，在陈诚担任第十一师师长的时候，戴笠那时候还是个小学员；在陈诚担任第十八军军长的时候，戴笠还独身一人在外跑“单干“。况且，陈诚还是蒋氏的干女婿，对蒋氏又很忠诚，这种人又岂是戴笠能惹得起呢？

不过，戴笠虽然明面上惹不起陈诚，但不意味着他没有在暗地里算计陈诚。

在戴笠看来，陈诚的人缘太差了。除对蒋氏忠诚外，对蒋氏看重的其他将领都持一种排斥态度。如对何应钦，陈诚讥之为“烂好人”

；如对白崇禧，陈诚讥之为“小聪明”；如对胡宗南，陈诚讥之为“没有真才实学”；如对汤恩伯，陈诚讥之为“应杀一儆百，以维士气”；如对自己，陈诚讥之为“只会盯梢，攻讦诬陷”。

在陈诚眼里，蒋氏身边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而他自己，则是“千顷地里一棵苗”。

可偏偏戴笠与被陈诚贬低的一无是处的几个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就更让陈诚不满。

戴笠很清楚，在蒋氏之后，陈诚是非常有可能成为接替蒋氏的人选。如果任由这样一个对自己严重不满的人上位，自己的前途定然黯淡。

俗话说的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戴笠虽然不敢在明面上与陈诚交锋，但在暗中始终在窥测着陈诚。终于，在1943年冬季，戴笠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致陈诚于死命的机会。

1939年10月，由于枣宜会战失利，蒋氏认为有必要新成立一个战区，负责拱卫重庆。作为深受蒋氏信任的人，陈诚由第9战区司令长官调任这个新成立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

当时，由于抗战形势越发严峻，重庆内部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非常严重。

出于对前途的担忧，第6战区的一批年轻军官们认为，中国的抗战之所以一败再败，原因就在于蒋氏身边有着太多的昏庸腐朽的官员以及抱有降日观点的将领。为此，他们认为，要想使蒋氏“英明”的主张能够得到贯彻，势必要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那些昏庸腐朽的人清理出去，换上一批爱国清廉、踏实肯干的人上来。

作为第6战区的军官，这些军人都把陈诚视为能够辅佐蒋氏的理想人物、

但这批人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小人物，力量是有限的。要想做到“清君侧”，还得继续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还要寻找外力的支持。

为此，这批人一面借着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行广泛的联络，另一方面，又通过在华训练中国部队的美军军官们寻找外力的支持。

果然，早就对蒋氏不满的史迪威对这份“清君侧”的计划很感兴趣。

可史迪威的想法却与这批青年军官们不同。

这些青年军官们的想法是通过清理昏庸腐朽官员，如何应钦等，换上陈诚等爱国清廉、踏实肯干的人上来辅佐蒋氏，而史迪威的计划是干脆就把蒋氏拿掉。

可这些青年军官们还是太年轻了，虽然第6战区在明面上没有军统，但在暗地里，军统人员却是无孔不入的。

不久，戴笠就拿到了这份所谓的“清君侧”计划。

戴笠 图片来自网络

可令人奇怪的是，戴笠拿到这份计划后却并未立即展开抓捕，反而把事情压了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本来，即使戴笠和陈诚之间有私人恩怨，但这件事却是个明明白白的公事，戴笠出手抓捕这些人，相信陈诚也说不出什么。

可戴笠却并不这样认为：

其一、戴笠得到的这份“清君侧”计划仅是个初稿而已，并没有多少核心内容。

其二、发动“清君侧”计划的军官们大多数都是一些青年军官和陆大的学生，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兵权。

其三、“清君侧”的矛头指向并非蒋氏。

其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份“清君侧”计划是陈诚在幕后捣鬼。也就是说，戴笠抓不住陈诚的任何把柄。即使日后事发，陈诚也可以以不知情为借口安然脱身。

因此，戴笠决定，先不打草惊蛇，等待事态的发展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如果准备发动“清君侧”计划的这批人仅仅是在第6战区，戴笠恐怕还真的未必能够一窥这份计划的全貌。因为在第6战区军统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了些。而且，这些青年军官们保密意识还很强，军统除在起初阶段得到了一份不太详细的计划外，再无所得。

可随着1943年2月，陈诚被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陈诚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从第6战区抽调了一大批自己的嫡系军官到云南楚雄组建远征军司令部。

云南不同于第6战区，军统云南站在这里的势力很大。果然，不久之后，军统就将这份“清君侧”计划的详细内容搞到了手。

戴笠看后大喜，因为这份计划的动手时间竟然是1943年的12月12日，这可是和当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时间一样，这其中的意味可不寻常，是否意味着这次行动是又一次的“兵谏”呢？

到了这时，戴笠认为，打击陈诚的时机到了。他立即带着这些资料向蒋氏汇报。

果然，蒋氏得知后大怒，立即下令戴笠进行抓捕。

这一次抓捕行动给陈诚“土木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共有600余名青年将校被抓。

戴笠立即对为首之人展开审讯，其目的有二，一是要了解这份“清君侧”计划的全貌，二是要他们招供出他们的幕后是否为陈诚。

可陈诚确实不知情，那些青年将校们也不肯把脏水泼到陈诚身上，这让戴笠大失所望。

可没想到，戴笠在陈诚身上虽然失望了，却有意外之喜。

原来，在审讯过程中，竟然发现史迪威在暗中支持这批青年军官。

戴笠不敢怠慢，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蒋氏。

本来蒋氏就与史迪威的关系不好，可看在美援的面子上尚能维持。而这次事件，让蒋氏失去了耐心，他不顾外交礼仪，正式通电罗斯福，要求撤掉史迪威的职务。

史迪威多次求见蒋氏想要解释，可均遭拒绝。

后来，见事情越闹越大，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和蒋夫人、孔夫人也出面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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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而罗斯福又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不准蒋氏参会的提议，对蒋氏还是有帮助的。

因此，在众人的苦劝和斡旋下，蒋氏勉强接受了史迪威的登门道歉。

外人处理完了，蒋氏接下来开始处理内部了。

蒋氏有理由相信，美方这次参与“清君侧”计划，作为与美方关系密切的孔、宋两家是有巨大责任的，甚至还可能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

在不知情与知情不报这两者之间，蒋氏偏重于后者，因此，对孔家和宋家的打击开始了。

当时，宋子文是国府的外交主官，是应该陪同蒋氏赴开罗参加会议的。

可由于蒋氏认定宋子文在此次“清君侧”中有知情不报的嫌疑，对其大加斥责。

宋子文不服，与蒋氏展开了激烈地争吵。蒋氏在气愤之下飞起一脚踢中了宋子文的腹部，气得宋子文立即辞去官职。

据说，当时国府外交机构准备的关于琉球、越南等问题的处理方案都在宋子文的外交文件袋里。可宋子文在气愤辞职之后，竟然把文件袋带走，根本就没交出来。这才酿成了蒋氏在开罗会议上对涉及到琉球、越南的归属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当然，这也仅是一种说法而已。

可在此次事件后，蒋氏开始打击孔、宋两家在政坛上的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

处理完孔、宋两家之后，蒋氏又把目光投向了陈诚。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诚参与了此次“清君侧”事件，蒋氏又对陈诚非常信任，但这件事毕竟出在6战区和远征军，作为长官，陈诚是难辞其咎的。

为此，蒋氏在赴开罗会议之前，决定罢免陈诚的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改由卫立煌接任。

当然，对外自然不是这个说法，而是以陈诚胃病复发，需要休养为借口。

从陈诚跟随蒋氏发迹开始，即使蒋氏两次下野，都没能让陈诚靠边站。可这次事件，却让陈诚在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间，赋闲了长达7个月之久。

就在戴笠以为终于除掉了自己在政坛上的大敌，以后可以在政坛上大显身手的时候，1944年6月，陈诚再次被蒋氏启用。原因是在豫中会战期间，戴笠的盟友汤恩伯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一触即溃，丧师失地。蒋氏实在是无人可用，这才重新启用了陈诚。

而戴笠呢？虽然利用此次“清君侧”事件在背后狠狠捅了陈诚一刀，却未在根本上动摇陈诚在蒋氏心目中的地位，大失所望。

同样，在此次“清君侧”事件中损失了大批青年嫡系的陈诚对戴笠也是恨之入骨。

虽然由于“清君侧”事件，狠狠得罪了一次陈诚，又由于豫中会战的失败，失去了汤恩伯的外部支持，至于那个所谓的政党，更是“马尾提豆腐”，可戴笠仍然不死心，他仍然孜孜于谋划着如何成为海军首脑，并为此四处奔走。

终于，在1946年3月17日，戴笠怀着成为海军总司令的美梦折戟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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