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读书生活多年，林少已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来到鼓浪屿。

本期我问，林少和多年好友苏晓东漫步鼓浪屿。

苏晓东是“新格文化与虫洞书店”创办人，从小在厦门长大，许多个人生重要节点都与鼓浪屿有关。

在他看来，鼓浪屿就像一粒琥珀，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与生活方式定格。

现在的人们，依然能在岛上，触摸百年前的风云际会，感受当时的国人以怎样的姿态迎向时代的大浪淘沙。

从海天堂构的“虫洞书店”走到海边，从林语堂聊到弘一法师，对话间，暮色渐起，人影越拉越长。

苏晓东对着浑浊的海水感叹道，特别喜欢“鼓浪”这两个字，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代表着一种自发的力量。”

他的新书《岛屿诗——鼓浪屿的53个时光故事》，讲述岛上53个人物具体而鲜活的生命历程，他希望能以这本书，让那些爱与恐惧，穿过百年风尘，与当下的人产生链接。

如果你也有关于存在的困惑，关于生命的迷茫，不妨翻阅此书或到岛上小憩，体会一期一遇的奇妙，转身便与历史碰个满怀。

或许在漫步的过程中，所有此刻过不去的坎，都能在历史的风暴中被稀释。

林少：从08年到鼓浪屿，你开“虫洞书店”，出文创产品，最近又出了这本《岛屿诗——鼓浪屿的53个时光故事》，你对鼓浪屿有哪些比较特殊的情感？

苏晓东：作为厦门人，肯定对鼓浪屿有特别深的感情。

在我小时候，我的伯父是鼓浪屿二中的校长，我经常上岛找我堂哥堂姐玩，偷他们的金鱼。我跟现在的老鼓浪人一样，非常怀念八十年代非常安静的鼓浪屿。

进入青春迷茫期，我经常来鼓浪屿跟同学玩。那时的鼓浪屿就像厦门的世外小花园，船票只要三块五。

后来我又在这里经商，十几年里，从文创到书店，也出了好几套跟鼓浪屿有关的书。

2016年，鼓浪屿申遗那年，我们协助鼓浪屿管委会做了很多工作。那一年遇到了厦门史上最大的台风，莫兰蒂台风，很多古树名木被毁。我们利用这些古树名木，发起了“莫兰蒂艺术再生计划”。

现在到岛上来，还会看到很多树，一百年前是那样的姿势，经历了台风，现在是这样的姿势，换了个角度跟我们对话。

那些被吹倒的、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大概二十几株，通过实地考察，选取了16处倒伏古树所在的位置，制作了“鼓浪屿倒伏古树名木”纪念牌，以此作为对这一自然事件的记忆留存。

我们在每一块纪念牌写上一段诗句，诗句内容关于大自然、关于鼓浪屿，也标记着每棵倒伏古树的地图点位。

在《岛屿诗》书中就放了一张鼓浪屿地图，标记了倒伏古树的位置以及53个世遗要素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编辑的鼓浪屿诗歌地图。

林少：我02年在厦门读大学，来过鼓浪屿很多次。觉得鼓浪屿不仅是厦门的，也不仅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你在厦门土生土长几十年，对鼓浪屿近百年来的变化是怎么看的？

苏晓东：鼓浪屿其实是个压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时常回望，一百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那时的鼓浪屿是什么样的呢？

在整个世界大浪淘沙、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人必须迎向世界的背景下，岛上发生了很多事。

西洋文化、南洋文化，还有本地的中国传统和闽南文化，在彼此冲突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秩序。

长达半个多世纪，13个国家的文化在此交织，所以鼓浪屿的多样性、多元文化是很难得的。

1926年，时任厦大校长的林文庆筹建国学研究院，林语堂受邀出任厦大文科主任，鲁迅、沈兼士、顾颉刚等国学名士，相继到厦大任教，一时有林语堂“将半个北大搬来厦门”之说。

林文庆和林语堂都住在鼓浪屿，厦大教授或有往来，都需上岛，1926年的鼓浪屿，也因为厦大先生们的聚集，多了几分人文浪漫气息。

今天的鼓浪屿就缺少了这种人文浪漫和多元文化，我们好像在鼓浪屿很难谈到国际大事，只能谈这座岛本身该如何自处，岛上居民流失了该怎么办、岛上旅游商家经营困难怎么办，甚至到上岛船票怎么买、民宿入住率下滑怎么办，这些非常具体而局促的问题。这一百年的对比，让我感慨非常大。

林少：这本书确实让我对鼓浪屿的人文历史，有了不一样的认识。这53个故事里，有哪些人是你特别想推荐的？

苏晓东：这53个已经是我们从鼓浪屿几百个名人中不断去筛选的了，每一个都特别精彩。所有这些故事里，我最喜欢的还是林语堂。

林少：你觉得鼓浪屿给了林语堂哪些关于生活艺术的灵感？

苏晓东：我想鼓浪屿一定是给了林语堂先生很多的启蒙教育与人文影响的。

他在书中回忆，家族因为太平天国战乱躲到鼓浪屿，他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和哥哥在这里接受教育。他后来怀念最多的，是坐船往来于鼓浪屿和漳州坂仔之间的细节。

他还写过，中学毕业典礼次日，他独自坐在空旷的操场上，意识到自己的学习生涯告一段落了。

然后他离开鼓浪屿前往上海求学，之后又出国留学，在外学习生活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回望和反思过往的生活经历。

我想，他青少年时期在鼓浪屿接受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经历，对他自身性格的养成、学术生涯的选择，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他曾形容自己是“一捆矛盾”。

30年代，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沦落、最不堪的时候。他在美国写下《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鲁迅认为他应该翻译西方的先进思想，但林语堂却坚持要先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和哲学。

林语堂在他的《八十自述》中写到，在鼓浪屿的教会学校读书时，学校不允许他们阅读中文报纸和书籍，这让他非常厌恶。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坚决的要以他国语言，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当美国人都在谈论效率和工业革命时，他在美国讲中国的生活艺术。

他说中国人的敏感是诗意化的，从坂仔到鼓浪屿，他经历的山水，在他的记忆里形成了诗歌一般的画面。

这本书在当时能卖到25万册，真的非常惊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如何持续华夏文明。

作为一个在鼓浪屿成长起来的文化人，这可能是他和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方式。

林少：谈到林语堂，他的爱情和婚姻也是为人们所称道。

苏晓东：我们曾经在虫洞书店里做了个互动装置，是林语堂先生和他太太廖翠凤结婚后的一段对话，他说结婚证只有离婚时才要用，不如烧了，他真就烧了。这是个很幽默的做法，等于烧了婚书，烧掉离婚的可能性。

林少：他们的感情非常深。

苏晓东：他们这么深的感情，是来自两个人互相搀扶着行走世界，从中国到美国到德国。

当然也有很生活的层面，有段时间廖翠凤得了盲肠炎，做手术期间没办法照料家庭，林语堂竟一个礼拜几乎没吃饭，他离开廖翠凤应该是真的会活不下去吧，哈哈。

所以我想，当有一个人陪你走世界，干事业，在你落寞的时候跟你一起经历许多困难时刻，这样的情感是很难割舍的。

林语堂肯定有很多女粉丝的。他说过一句名言，把爱情当点心吃，把婚姻当饭吃。

还有一次在德国，房东太太勾引他，他就装晕倒了，说翠凤、翠凤赶紧来。

听到他喊太太的名字，房东就醒悟过来。所以他是很会用幽默去面对生活的，“幽默”这个词也是他翻译发明的。

林少：很多人都说他是幽默大师，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也挺幽默的，你如何看待林语堂的幽默？

苏晓东：林语堂说过，当幽默从名词变为动词时，称之为“幽他一默”或者“幽我一默”。幽他一默好像容易一点，幽我一默其实挺难的，需要放下身段，拥有自我觉察的能力。

他在《生活的艺术》中提到了观察人的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现实，第二个维度是梦想，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落差，怎么办呢，就说到第三个维度——幽默。

当努力却得不到时，我们要学会接受甚至放弃，用幽默来化解。第四个维度，就是敏感度，敏感地捕捉到生活细节，并用幽默处理。

生活常常是沉重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自嘲，让自己轻松一下。林语堂说，人生不就是笑笑别人，也让别人笑笑自己吗？

很多人打鸡血，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但越往前走，越会面对爱与恐惧，面对得到与失去，这时幽默尤其重要。

林少：你在林语堂身上感受到的最有共鸣的点是什么呢？

苏晓东：就是为自己寻找快乐。林语堂在经历那么多困难后，仍能用豁达的心态去写苏东坡，我觉得这已经不单是智慧了，是时间浸育出来的历炼。

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投入到作品里，不是为了花哨的外表，而是让自己在感到爱与恐惧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支点。

林少：你在书里提到林巧稚，她也是在鼓浪屿长大的，她有哪些地方让你比较动容？

苏晓东：大家都知道林巧稚是“万婴之母”，我想分享她的两个故事。

一个是她当时在考协和的时候，是一个大夏天，考场非常炎热，隔壁桌的考生中暑晕倒了。

这时她面临一个选择，救同学还是继续考试，她选择了前者，没有完成考试。当时她想成绩估计不行了，考不上，很痛苦。

后来协和还是录取了她，一来她其他科成绩很不错，二来协和也想要医者仁心的人。

协和医院在解放前是个教会医院，对妇产科的要求是不能结婚，否则要转到其他科室。林巧稚当时写下承诺，不婚不嫁，不生孩子，我想她做这个决定还是会有纠结的。

还有一个故事，1949年，共和国成立那一天，邀请她参加仪式，林巧稚拒绝了，她说自己是一个医生，要坚持在自己的岗位。

林少：我去过很多城市，最喜欢的还是厦门，非常包容、友好，我已经把厦门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很多人在鼓浪屿有奇妙境遇，比如你在书里写，当年蔡元培先生来鼓浪屿避难，1936年郁达夫拜访弘一法师，书里还有哪些有趣的相遇吗？

苏晓东：弘一法师是修律宗的，不会为任何一个寺庙停下来做住持的。当时他要去南洋，一场台风让他在闽南停留，他发现泉州满街是圣人，就留下来了。

在南普陀寺，他看到很多藏在寺庙里所谓的“和尚”，就做了个养正院，告诫青年佛教徒，做人当好好做人，做和尚当像个和尚。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去践行做规范。

1936年，弘一法师得了场大病，在泉州都写下遗愿了，还好一场手术救活了他。他想到南普陀寺静养，结果南普陀香火过于旺盛，他于是想到曾经去过的鼓浪屿上的日光岩。

结果日光岩的香火也很旺。到了日光岩的第二天，弟子上来问他如何，他只回了四个字：木已成舟。

他意识到，要改变的是自己的心境，而不是外部环境，便在这里定静下来，弘一法师在日光岩一共静修八个月，可能是他这一生里，持续一段时间停留最长的一个寺庙。

这期间，郁达夫慕名而来。估计弘一大师不太了解他，又正在静修，只是跟他礼貌性见了一面，但那次见面给郁达夫带来很深感悟，他回去后写了很多文字，也和弘一大师保持着互动。

丰子恺也追随弘一来到这里。丰子恺说，弘一是个住在三楼的人。住一楼的人满足于物质，住二楼的醉心艺术文化。

弘一走过了一楼，在二楼，他把西洋画、东洋画、戏剧等各种当代艺术引入中国，仍不满足，他探求的是不断叩问灵魂生命的第三层楼。

林少：弘一大师当时应该也给了郁达夫蛮多能量。

苏晓东：是的，当时郁达夫充满了青春的热情，带着对风花雪月的浪漫和对革命的憧憬。

而弘一经历了那么多，如此强大而低调，我想那种别样的力量，一切的气场、氛围都会影响到他。

郁达夫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弘一也是，所以他们的交流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更是心灵上的。

郁达夫后来到东南亚，以办酒厂的名义支持革命者，以婉约的方式跟日本打交道，最后被日本人杀了。他前后文风和革命方式的变化，或许跟他在鼓浪屿与弘一法师见面有关。

所有的遇见都是重逢，可能冥冥中早已注定，在这样的地方，会有这样一场对话。

包括鼓浪屿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名人，可能也要追溯到郑成功的年代。我觉得历史上有这样一种前因后果，也许我们当下在这里的讨论，一百年前就已注定了。

林少：所以你想通过这本书分享什么，想为鼓浪屿做点什么呢？

苏晓东：我十八九岁，经常跑鼓浪屿的那个时候，是朦胧诗时代，我写了一些诗歌。到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开了虫洞书店，经历了很多事，也遇见了鼓浪屿各个角落的许多情绪。

我们在编辑这套书的时候，想说用53个名人故事，来对应鼓浪屿的53个世遗要素。

而里边每个故事和诗歌，都与我曾经的情绪、我的迷茫与感悟对应。这实际上也是我对鼓浪屿的表白，我对自己的反思和寻找。

我之前在英国面试艺术家的时候，发现大英图书馆里有很多中国宝贝，甚至文献，这些文献典藏是公开的，可以复制的。

我托艺术家复制了大英图书馆里所有跟鼓浪屿有关的文献，第二年春天，艺术家带给我一套六千多页的文献，其中有一本诗集，来自一个在鼓浪屿生活过的传教士。

哇我就感觉，一个半世纪前住在鼓浪屿上的真实人物，他的情绪和我有那么大的共鸣。我想重新把这些诗歌整理出来。

我十八九岁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诗歌，叫《陪我看海》，今天这本书，除了陪我看海，还希望能陪我读岛。不只是看表面的风光，而是感受其中人和人之间的碰撞。

鼓浪屿2016年申遗，2017年获得世界文化遗产，是以“历史国际社区”的名义获得的，有53个世遗核心要素。

在鼓浪屿申遗成功之后，这里最大的价值是人文价值，而非风光价值。但大部分来到这里的人，还是停留在看风光、看建筑的阶段。

但鼓浪屿有一百五十多个“中国之最”，有那么多的名人故事，是需要在鼓浪屿住下来、沉淀下来去感受的。

那些当年住在岛上的人，下过南洋，辛苦赚了血汗钱，回来重新建设家乡。

这些华侨的教育态度是，让下一代在岛上受到一等教育，再把他们送去国外，再回来建设家乡和自己的人生。这就是岛上会出现林语堂、林巧稚、秋瑾、马约翰等等大人物的原因。

所以这本书，我不敢有太大的奢望，就希望用这样一本容易携带的小书，让大家能轻松地阅读，跟岛上的历史人物对话，感受从四五百年前的郑成功时代，到后来的华侨，这个岛屿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

林少：过去的几年里，整个世界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你书中记载的关于鼓浪屿的53个故事跨越了百年，维度更加广阔。这53个故事，能给现在内心不安的人们带来哪些力量？

苏晓东：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虽然用诗意的语言去描绘，但每个故事都隐藏着巨大的难，甚至是悲哀、失落。

我在伦敦参观过一个名为“爱与恐惧”的展览，讲述从一战到今天的世界变化。展览提到，人类经历不同的文明阶段时，都会面对爱与恐惧，无论是神之爱、人之爱还是我之爱。当爱失去时，我们该如何面对恐惧？

在写这本书时，我面对鼓浪屿众多杰出人物，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中晚年经历了巨大的坎坷和悲伤，这背后有着大时代的伤痕。

前不久，我看了一期采访许倬云先生的节目，他童年时期在鼓浪屿，然后走遍世界，他现已94岁高龄。

他近年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与年轻人分享他的历史观。我记得他在一次采访中安静地说了一句“但悲不见九州同”，然后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我觉得鼓浪屿并没有老去，虽然很多东西被遮蔽，但它依然鲜活，力量仍在。鼓浪屿上有很多名人后代，他们还在默默地守护着，这些碎片一样的存在，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拼凑的。

开虫洞之前，我出了本《鼓浪屿事典》，我特别喜欢里边一句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碰了一下，就是那么一下，你的眼神变了，你的状态变了，不是遇见了过去，就是撞到了未来。”我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鼓浪屿，寻找时间的碎片。

我们今天做的事，包括我写的书，你做的文化传播，都是在寻找这些碎片。幸运的是，我们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AI时代，它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新整合这些碎片。

林少：你编辑鼓浪屿的故事，这本书给到你个人哪些力量？

苏晓东：我特别喜欢“鼓浪”这两个字，它们对我来说既是名词也是动词。鼓浪的动词意义，代表着一种自发的力量，就像鼓浪屿的海水，虽然不那么清澈，但正是这种混沌的力量，让我感受到了山的笃定与海的开放之间的矛盾之美。

我总觉得，岛与岛之间最好的连接方式不是大陆，也不是桥，而是那艘小船。那15分钟的航程，让我们有机会缓一缓、停一停、发呆一下。这种距离感，是鼓浪屿与我们之间的最好距离。

尽管我们在鼓浪屿经历了生意上的不易、疫情的挑战以及文化旅游业态的挣扎，但放在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小的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也拼命往外跑，但现在觉得，如果能在鼓浪屿上安静地做一件具体的事情也很好，我希望这件事不仅仅是岛屿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我也特别建议来鼓浪屿的游客，一定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体验那种一期一会的瞬间可能带来的力量。

林少：您的书店叫“虫洞”，这个名字也很好。

苏晓东：“虫洞”这个名字是我和这个空间的设计师孙建华一起想到的，我们当时在北京的芳草地，看到楼下车水马龙的拥堵，就在想希望真有时空隧道，把人可以瞬移到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就想到虫洞这个词。

我们希望能有一个空间就像是虫洞，让人暂时逃离现实生活，进入另一个有趣的、自我的时空里，最后在鼓浪屿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虫洞就是一个时间的连接器，我们希望能在这个空间看到鼓浪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钻进去，可以遇见历史，以及其中无数的人，也能看到现在，岛上还有很多平凡人的故事。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故事，鼓浪屿上面有个老师，在特殊时期被批斗。他每天早上去劳改，去挨批斗，晚上回家安静地书写，写了一本厚厚的、从来未被发表的《秦始皇传》，他每天就是依靠着这个写作支撑自己。

林少：时间是可以被定义的，但抛开定义，其实只有当下。我们钻进这个当下，就能穿越到一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历史。

苏晓东：是，所以空间很重要，就像再好的和尚也得有个道场。我刚来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会在想一百多年前它的主人是怎样的，后来怎么落难了。

最后我想说，这本书是我写给鼓浪屿的一封情书、一封信，也是我这十年来在鼓浪屿的沉淀和共创的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