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日，日军如猛虎下山，打通了东北三省与北平的交通线，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城，岌岌可危，犹如悬在悬崖边缘的绳索，随时可能断裂。

2月，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心急如焚，决定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请求批准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南迁，以免遭受战火的侵袭。然而，这一决定却引发了北京市民的强烈反对，仿佛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北平。

北平，这座自元朝以来就屹立不倒的古都，曾是国之重地。国民政府将其改称为北平特别市，意在与南京的首都地位相区分。可老北京人对此并不买账，认为北平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光环，颜面尽失。于是，文化界兴起了构建“北京文化城”的概念，试图以紫禁城的珍贵文物来挽回尊严。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32年，前线传来消息，华北告急，日本侵略者的阴影笼罩着北平，仿佛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即将来临。易培基心如焚，紫禁城的文物可谓国之瑰宝，若被敌人夺走，岂不令人心痛如绞？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文物南迁的报告，得到了批准后，便开始了秘密的准备工作，挑选出那些珍贵的古文字画、青铜器和金银器，准备踏上南迁之路。

然而，纸包不住火，文物南迁的消息如风般传开，反对的浪潮接踵而至，抗议声此起彼伏。市民们愤怒地指责国民政府，在大敌当前竟然想着搬古董，真是不可理喻。鲁迅等知识分子纷纷发声，质疑文物南迁是否意味着北平的覆灭，认为这样做只会加剧社会的不安与恐慌。还有一些文物爱好者则忧心忡忡，认为南方潮湿的气候将对文物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文物之路颠簸不平，岂能承受如此折腾？

其中，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呼声最为响亮，他们致电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国民政府，质问文物是否会被卖往海外，甚至讽刺道，不如将文物全部变卖，充实国库以应对战争。但也有支持者认为，倘若不迁移文物，日军迟早会将其摧毁，价值无法替代，宁可冒险也要保全这些文化瑰宝！

可见，反对的声音占据了上风，但易培基的决心却如磐石般坚定。日本侵略者的威胁迫在眉睫，文物南迁势在必行！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支持下，文物南迁的计划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尽管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刘半农等人曾建议将北平的军备迁往河北保定，甚至认为不设防的城市不会遭到攻击，但这种天真的想法在日军逼近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们渐渐让步，但仍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承诺永不出卖文物。部分市民则依旧心存疑虑，担心一旦南迁，文物就再也无法回到北平。

随着抗议活动的逐渐平息，文物南迁的工作于2月正式启动。文物被小心翼翼地装箱，整整13491个箱子，分五批运往上海和南京。在宋子文的安排下，这些文物被暂时安置在上海法租界的仓库中。然而，安稳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1937年南京告急，上海沦陷，文物再次被迫西迁，辗转进入四川与重庆，饱受战火的洗礼。

值得庆幸的是，1945年，文物跨越了半个中国，最终返回南京时竟完好无损，这也算是南京国民政府给北京市民的一份交代。

回首这场文物南迁的运动，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出发点都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热爱。1948年，蒋介石意识到大陆局势的严峻，提前将大部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造成了北京文物的分散，部分文物在台北新建立的故宫博物院展出。

1933年开始的文物南迁，保全了大量文物资料，功绩不可磨灭。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人们对文物保护的热切关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文化的热爱，正如那句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段波澜壮阔的故事，犹如一曲悠扬的古筝，回响在我们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