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1960年的酒泉，寒风格外凛冽。熊国炳望着床上瑟瑟发抖的老伴，眼睛一酸，浑浊的眼睛却流不出一点泪。

他和老伴都得了浮肿病，在这个饥寒交迫的寒冬。

熊国炳握住老伴如同枯槁般的手指，颤声道：

“阿玉，你等我，我去求县领导，求政府。”

他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走出家门，冒着冷风往县政府走去。

不知过了多久，似乎耗尽了熊国炳所有的力气，他敲响了大门，等待着最后的希望。

县政府工作人员推开门，瞧见眼前面黄浮肿的老人蹒跚着上前，气喘吁吁道：

“同志，我本名熊国炳，曾任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

还没等熊国炳讲完，那名工作人员就打断了他的话。

“老爷爷，那样的大官现在估计都在北京享福呢！怎么可能还在这。”

“同志，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熊国炳想到重病卧床的老伴，情绪难免激动起来，可那工作人员只是挥了挥手，丢下一句“能出示证明再说吧”便将他挡在门外。

熊国炳的希望一瞬间熄灭，他渴得眼泪都流不出来，万念俱灰地回到了家。

过了几天，熊国炳的邻里前来探望，喊了几声屋内无人应答，甚至有股奇怪的味道弥漫开来。

熊国炳牵住妻子的手，双双与世长辞。

二十多年后，酒泉党史办的工作人员整理档案历史时，发现了本该牺牲在西征战役中的指挥员“熊国炳”的踪迹。

工作人员赶到熊国炳曾登记的村庄住址时，一位年纪较大的村民开了口：

“哪有他这样惨的大官啊！最后活活饿死了，连棺材钱都没有，大家伙用草席裹起来，随便找了个坑埋了。”

为何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将领在几十年里不曾与党组织联系？为何默默无闻当农民也不愿提交证明归队？

当时川陕政权刚刚建立之时，革命斗争环境十分恶劣。

不明所以的百姓们对新建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了很大的心理抵触，初任川陕革命主席的熊国炳马上做出对策，亲自走进群众，团结百姓。

熊国炳一开始是徐向前推举的，后面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张国焘的赏识，但他面对领导的错误没有默不作声，而是与其据理力争，开展革命。

那段惨淡的时光里，熊国炳夜以继日地处理工作，亲身调查，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比如最有名的“老大夫毒害干部”大案。

这件案子其实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反动组织设计毒害了一位看诊完的老干部，诬陷给坐诊的老大夫，连同其儿子一同被判死刑。

年迈的老伴跪在政府门前声泪俱下要求重新审案，熊国炳得知后决定亲自调查案件。这一查，查出来是反动派记恨老大夫经常救治红军，这才想要栽赃陷害。

熊国炳明察秋毫，仅仅半天的时间就查明了真相，还了老大夫一家的清白。

此案一破，百姓们纷纷高呼“青天大老爷”，后来多次工农代表大会中都被高票选为政府主席。

1935年，红军撤出四川，熊国炳踏上了漫漫长征之旅，而家乡的反动势力和军阀怀恨在心，对其家人进行了惨痛的报复。

军阀残忍杀害了熊国炳的两个儿子，妻子赵氏被折磨疯癫，流浪街头活活饿死。

而他的生父生母被打成残疾，弟弟下落不明，妹妹们被驱赶离家，杳无音讯。

收到书信的熊国炳得知自己家破人亡，意志消沉，沉浸在悲痛中无以复加。

妇女团部长张庭富温柔的开解让他逐渐从阴霾中走了出来，在徐向前的撮合下，两人结为夫妻，伉俪情深。

1936年的深秋，红一、四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甘肃胜利会师。

会师之后，为了摆脱红军的困境，红四方面军迅速组建了西路军，在3月18日，部队成功突围至肃南县老虎沟，却遭到了当地马家军的阻挠。

3月20日凌晨时分，马家军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设计了一连串的陷阱，围堵弹尽粮绝的红军。熊国炳见此，立马命令营长带着部队在自己的掩护下突围出去。

营长一口回绝道：“你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肩负的责任比我大。我来掩护，你带部队突围吧！”

说完，不等熊国炳反应，马上扛枪冲进了战场。

熊国炳不得不带领剩下的战友紧急撤退到南边雪山里，几人艰难熬过雪灾后，又不幸遇到了一队马家军。

熊国炳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自己却被马家军俘了去。

熊国炳一口咬定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马家军的人看他一身褴褛，也没个当官样，放松了警惕，留在了当地一家农户里扣押。

那户人家心地纯善，等马家军离开后，便也放熊国炳离开了。

因为马家军的迫害，熊国炳拖着受伤的腿一路躲躲藏藏，流浪到了酒泉。

但这里也驻扎着许多马家军，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多次将被俘的红军示众处刑。

熊国炳和徐向前的人头被军阀高额悬赏，这迫使熊国炳继续东躲西藏，改姓埋名，无法回归部队。

有一次因为疏忽，进来了马家军的追捕，熊国炳连忙躲进一户人家，里面的女子瞧见他，连忙上前娇嗔道：

“你咋才回来，给你做的饭都凉了。”

马家军见此，以为是熊国炳真的是那女子晚归的丈夫，悻悻离去。

女子名叫白玉生，是个寡妇，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来往多次，两人也互生情愫，熊国炳正式改名为张炳南，与白玉生过起了安稳日子。

而张庭富、徐向前他们都以为熊国炳在那次临泽会战中牺牲，也未曾派人寻找他的下落。

在夜里，熊国炳也曾望着悬挂高空的月色微微出神，他不是没想过离开酒泉寻找部队。

但是每当他看着妻子和孩子们熟睡的面庞，想起因自己牺牲的战友，又收回了迈出的那一脚。

直到1949年10月，酒泉解放，百姓们高兴地食箪浆壶，热烈欢迎解放军回归。

茫茫人海中，熊国炳白发苍苍，眼含热泪，他激动地想要加入他们，庆祝革命的胜利。

可想起自己早已改名换姓，几十年没与组织通过信，此时去证明身份，组织还会承认自己吗？

带着这疑问，熊国炳拖着盘山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

又是一年秋，酒泉解放的欢庆仿佛历历在目。这时政府正在寻找当年走散的战士。

熊国炳挣扎一番，还是去领了一份调查表回家，他握着笔，一笔一划地、郑重地填完了自己的信息，期待着政府的回应。

可能是填写曾任职的职务太高，也可能是党内认定了自己的牺牲。

在那之后，那份调查表好像石沉大海，没了下文。

熊国炳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那段经历，现在能好好地活着，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

1952年，国内“土改”运动如火如荼，年老的熊国炳积极地献言计策，投身其中，让大家对他称赞不已。

他们不知道的是，熊国炳当年就领导过土改，也是令徐向前刮目相看，赞不绝口。

老伴白氏因生活窘迫，曾劝过熊国炳找政府说明自己的身份，让政府救济一下。可熊国炳断言道：

“我身为西路军的主要负责人，那次惨败已有着不可推卸责任，怎么还敢去求国家救济呢？”

就这样，子女长期不回家，两位老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这就回到了我们文章的开头，心疼老伴重病缠身的熊国炳，只好前往政府申请救济，却被工作人员推辞了回来。

我们可能无从知晓，熊国炳这么多年的隐忍和无名到底是因为什么。

或许是怕受到牵连，或许是战役的惨败会被误会成叛徒，或许是不愿麻烦国家的情感……

回忆过去，怨声载道的年代里，熊国炳本以为自己的一生会一直苦难下去。

那晚烛光摇晃。

昏暗中，母亲抱着尚且年幼的熊国炳默默哭泣，他不懂母亲为何哭泣，不懂父亲眉宇间散不去的愁绪。

直到父亲把他放上牛车，拖着他走了好远好远，来到一处陌生的村子，让他对着一对夫妇喊爹妈，他才明白。

养父母是远房亲戚，过继后对熊国炳也是视如己出，将他重新送回学堂。熊国炳读书认真，次次名列前茅，甚至能帮别人写书补贴家用。

但沉重的苛捐赋税压垮了百姓，熊国炳为了家里的生计不得不辍学，跟着养父采草药卖钱。

成年后，养父母为他举办了一场包办婚姻，他与妻子赵紫香相处和睦，还有了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二年，养父采药途中不幸遇难，养母遭受不住天大的打击，随之而去。

因为熊国炳是过继的，村里的人纷纷排挤这个外人，联合村长用各种赋税逼迫熊国炳一大家子离开。

无可奈何下，熊国炳带着妻子离开了熊家坪，去岳父家乡讨生活。在太平山，他开垦荒地耕种，或是上山打猎，卖山货赚点钱补贴家里，日子也是慢慢好转。

有一次熊国炳上山打猎，踩中了别的猎户的陷阱，那毒箭深深扎入腿中。

他忍着剧痛寻找草药，凭着跟养父学到的医学知识为自己解了毒，被当地人称为“巴山勇士”。

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太平山连年无收，饥荒十分严重，熊国炳不得不再次举家搬迁回到了老家。

回到阔别许久的家乡，饶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也热泪盈眶，久久无言。

他一边跟着生父倒卖山货，一边打着好多份短工，补贴家用，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苦命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1932年，熊国炳上山打猎途中碰见了一位商人被猛虎逼到绝境，“巴山勇士”出手相救，两人结识为好友。

那名商人叫刘子才，他表面上是一位和善的客商，但真实身份是红军的地下通讯员。

在刘子才的介绍下，熊国炳加入红军，开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他身为当地人，十分熟悉山里的环境，为组织提供了很多合适的撤退路线。

红军的脚步终于走到了通江，熊国炳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打土豪分田地，加快了家乡的解放，深受乡亲们的拥护，成为乡镇赤卫军队长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幼时读过的书让熊国炳的政治生涯一路坦途，很快晋升为了川陕临时委员会委员。

他如同经受风雨摧残依旧坚强挺立的翠竹，过去苦难的生活在此刻焕然一新，跟随着党迸发出璀璨的光芒。

写到这里，心头泛起一阵酸涩。曾经保国卫民的川陕政府主席，晚年却是这般落魄。

他没有背叛组织，没有屈服，只是默默无名地当着农民，凭自己的双手安享清贫。

不曾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谋便利、图享受，自始至终闪耀着最初成为红军的光芒，属于伟大革命者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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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糕糕】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