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在黑暗中开始的，而毛泽东是唯一一个能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革命指明方向的人。

中国革命无异于在怒海中行舟，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船翻人亡，临时中央的博古等人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搞经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瞎指挥，把中国革命险些带入覆灭的深渊。

1934年10月，被逼上绝路的中央红军86000余人，被迫实行转移。说是转移，其实就是出走，更不是出征，因为红军没有方向，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整个行动完全是被动的。

就连从于都出发的这个路线，都还是依靠毛泽东未雨绸缪事先为大家选定的。博古等人吃了太多败仗、损失惨重，昏头昏脑的，所以，对这次被迫转移也是毫无章法，乱作一团。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毛泽东辛辛苦苦自己闯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打下一片天地，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和博古等人轻易否掉他的主张，还不容分辩剥夺了他的权力，这憋屈不憋屈？

毛泽东数次向博古等人提出正确建议，中央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如果听从毛泽东的建议，本来有数次机会可以摆脱深重危机，寻求新的机会，根本不会落到这么惨的境地。

但很遗憾的是，博古等人压根拒绝接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就这样，中央红军一次次丧失了摆脱困境的机会，路越走越窄，根据地的生存空间被蒋介石的军队压缩得越来越小。

毛泽东对此深感愤怒，但他又无可奈何，因为权力不是握在他的手中，他不但没有决策权，甚至他的正确建议都无一例外地被博古等人否决，只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基本上就是拒绝。

博古等人以中央自居，如此刻意打压毛泽东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恶果和灾难——中央红军损兵折将，形势大好的根据地都无法生存下去了，86000余人只好仓皇出走，甚至是出逃。

毛泽东大病未愈，长征开始后，他是在担架上被抬着行军的，王稼祥则是重伤未愈，也是被抬着走的。张闻天和他们两人在一起，三个人一路上就讨论第五次“围剿”为什么会惨败。

红军一走，根据地的老百姓就遭了殃，蒋介石压根懒得去分辨谁是共产党，只要不是还乡团的，就是共产党的拥护者，所以就得杀。比如徐海东留在老家的亲人只要姓徐就全被杀死。

中央红军虽说在蒋介石的军队合围之前跑出来了，但只是逃离了迫在眼前的灭顶之灾，并没有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接下来，蒋介石依然调集重兵围追堵截，湘江就是用兵重地。

形势到了这么严峻的时刻，如果博古等人此时能够虚心接纳毛泽东的建议，按照毛泽东的战法，红军依然可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但博古不听，他认为听了就等于交出军权。

在长征开始后，博古和李德又从一味蛮干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味避战，后来毛泽东有个专门的术语，把博古的这种一味避战称之为“突围时的逃跑主义”，这是多么精准的评价啊！

博古和李德这种“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带来的后果同样严重，湘江一战，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夹击，此战被称为“血战湘江”，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余人。惨不惨？

毛泽东指挥打仗时，都是以吃小亏换来占大便宜，从未有过这样惨重的损失，湘江的水全都被红军的血染红，红军的尸体漂浮在湘江上，惨不忍睹。据说，这次周恩来的眼睛都红了。

但周恩来欲哭无泪，他能有什么办法呢？眼泪也换不回这些惨死的红军勇士啊！从这一天起，周恩来后来就再也没有试图自己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决策，因为这次惨败他也有责任啊！

红军一下子减员近6万人，这6万烈士的血化作了一股浓烈的怨气弥漫在队伍之中，大家心里头都冒出了一个天大的问号：谁该对这些惨重的失败负责？还能跟着博古等人走下去吗？

博古这时候几近崩溃，据聂荣臻回忆，他时常拿着一把手枪朝自己脑袋比划，被聂荣臻给劝住了。他知道自己铸下了滔天大祸，他曾如此热衷于夺取军队权力，却换来这样惨重恶果。

李德却还想拿负责断后的师长周子昆开刀，因为这个师在阻击战中被打垮了，只有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就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还要命人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

但警卫班的战士们没人再听李德的话了，已经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了，这时毛泽东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处理，他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

这一次次的严重惨败，已经把红军逼到了绝境，这些惨败也唤醒了队伍中的许多人：只要是毛泽东领导大家，就能不断取得胜利；而大家一离开毛泽东，就一次次损失惨重，醒醒吧！

这是不需要任何人宣传和强调的，因为这些胜利和失败都是已经发生过了的事实！队伍中弥漫着越来越浓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长征出发前是毛泽东仗义执言，王稼祥才得以有机会随军一起长征，而且他也越来越认可和支持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张闻天也慢慢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也支持毛泽东了。

论资历，毛泽东是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在三大时就已经是中央执行委员，但后来被人为地打压下来。即便如此，他在瑞金时也已经当选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是不折不扣的元首。

所以，从资历来说，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不意外的。再从1927年以来的军事斗争来看，凡是听毛泽东的，大家就能打胜仗；只要不听他的，就是连续惨败。

这时，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中央红军想要去和贺龙会合的意图，他迅速调集20万兵力布置好了包围圈，就等着红军自己钻进去。博古和李德依旧坚持要按原计划进行，蒋介石求之不得。

周恩来没有自己的意见，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按原计划进行，他提出应该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当时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已经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周恩来是有机会成为最高领袖的，他是一个完美的合作者和协调者，性格圆润温和，善于团结任何人，但是他也没能找到胜利的路线和方向，能找到胜利的路线和方向才是最高领袖。

最高领袖必须是能够带领大家找到胜利的路线和方向的人，是在危急关头能够像利斧一般果决和犀利的人，这些能力周恩来不具备，而毛泽东则全部具备，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是在黑暗中开始的，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革命最需要的是一个能指明方向的人，毛泽东就是唯一一个能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革命指明方向的人。

所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能成为最高领袖，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成为最高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