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盛运先生

曾国藩认为建立湘军，不仅在制度上要“改弦更张”，抛弃绿营那一套，而且，还要看到绿营官兵腐败的“积习深入膏肓，牢不可破”。为杜绝其恶劣的影响，他又提出“扫除陈迹”，“赤地新立”的原则，“须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这就是说，选将募勇首先要排斥绿营官兵。

湘军初期选将，实际上就是选营官。曾国藩为此，“数月以来梦想之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他认为营官必须“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而“忠义血性”又是最根本的，有则“四者从以俱至”，否则，“终不可恃”。这就是说，他选拔将才不论资格官阶，只看才与德。具备五条，特别是后一条，就入选，否则就不予考虑。曾国藩这五条标准的提出，是有其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湖南有一大批出身于中小地主，甚至家境贫困并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士人。其中许多人，在咸丰二、三两年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以行动履行自己忠义的誓言，表现出干练的才能，踏实吃苦的作风，从而与腐败的官场和绿营习气，形成强烈对照。这使曾国藩看到希望，得到启示，制定出新的人事方针。此外，曾国藩还选择一批小官僚和绿营下级军官，他们都是二、二两年中表现较好，得到舆论认可的人，前者如平江知县林源恩，后者如周凤山、杨载福等。

湘军初期募勇即由营官全权负责办理。如三年令新化邹汉章回县募水师一营，曾国藩只发给邹营制一纸，经费银两百两，其余概不过问。但四年初成立的褚汝航和夏銮两营水师则不同，先由曾国藩派人至湘乡募齐，而褚、夏两人则一直在湘潭忙于监造船舰。两营带至湘潭后，其弁目虽经两人委任，但他们“于湘乡水勇言语不通，情意不达”。结果不久湘勇就与褚带广勇互殴，并且不服褚之管束。这使曾国藩更坚信前一种方式，而摒弃后者，从而形成依次层层递选的方式：“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即哨官），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这样，将领、营官、哨官、什长、散勇彼此之间，“相习有素，能知其性情才力之短长”。当时交通闭塞，人们交游一般多为同县，甚至同里之人，因之，这样的招募方式必然导致一营全是同一县的人。事实上，曾国藩也提倡这样做，甚至要求水手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乡之人易于合心故也”。

此外，曾国藩还要求招募勇丁“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三年虽尚无明文公布，但在致有关人员信中，已有类似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力主在偏僻的山区州县募勇，反对在城市募勇。与此相辅而行，还规定所招各勇，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乃至手的箕斗清册，存档备查。但初时对水勇的要求比较松，这是因为“陆路应募者极多，而水路则久不能齐，是以有来即行收留，姑以充数”。通过这套办法招募入伍的勇丁大多为农民，也有一定数量手工业工人和船工。如三年冬，在湘乡招勇一千名，其中乃有铁匠四五十人，挖煤者三百余人。水营因技术性较强，更招了很多舵工、水手。这些人是劳动者，且一般出身农民家庭，甚至本身并未完全脱离土地。

曾国藩这样选将募勇的目的在笼络人，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万众一心”，打下组织基础。被招入伍的勇丁，骤获优厚的饷银，对录用他们的将弁，自然感恩戴德；且与将弁又是同县同乡，再加上籍贯、亲属、箕斗早已注册入档，因此在感情上被笼络，在组织上被控制，不愿也不敢与将弁对立，不敢不服从，更不能犯上为非，否则家属亦难免受株连。营官以上各将领，对于曾国藩也同样如此。他们既感激曾国藩之委任提拔，又复有同乡、师生之谊，这样，就为曾国藩控制全军，使湘军融为一个固结的团体，奠定了基础。

选自龙盛运《湘军史稿》（重庆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