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年初，开国上将的杨勇突感身体不适，立即送医院检查，结果经医生诊断，杨勇患了肺癌。

在医生的嘱咐下，杨勇这才不情愿的住院治疗，但就在治疗初见成效后，杨勇又立即出院，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中，在这一年中，杨勇始终是带兵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一直到病情再度恶化，杨勇才被迫住院。

图|杨勇将军

11月初，医生检查杨勇病情，发现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肝脏，一直到临住院前，杨勇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工作，他在总参谋部召开的会议上，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

也就是在医院期间，杨勇曾平静地对医生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说我还能活30到60天，那我就取个中间数45天，除去最后的10天可能不清醒，再用5天的时间处理私事，我还可以工作30天。”

杨勇的病情来得特别快，以至于许多当年的老战友都感到措手不及，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亲自到医院探望，本来是看看他的病情，结果杨勇把家人全部都撵了出去，两人就在病床前谈了2个小时的工作。

老战友杨得志听说老战友病重，多次要医院看望，结果一见面，杨勇就劝：

“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就不要为我分心了。”

就在杨勇病重期间，胡耀邦也专程到医院探望，除了几十年生死不渝的革命情谊外，他们还有一层亲戚关系。

杨勇与胡耀邦是表兄弟。

2009年国庆节前夕，胡耀邦同志故居展出了一张照片，被认为是胡耀邦与杨勇存世最早的一张照片。

图|文市里仁高级小学校第十班学生毕业摄影

尽管是一张黑白照，但照片上的每个人的面目依旧十分清晰，在照片的最上方，有这样一行字“文市里仁高级小学第十班学生毕业摄影”，据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资辨认，照片正中央身穿白衬衫，坐在地上，身材瘦小的少年就是胡耀邦，而在他一旁身材较高大，身穿黑衣的就是杨勇。

照片拍摄的时间大约是在1929年，杨勇时年16岁，胡耀邦也只有14岁。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论是胡耀邦、还是杨勇，存世的照片大多都是成年参加革命以后，就连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珍藏的照片都是两人在延安拍摄的。由此也可见，这张照片的珍贵程度。

而保存这张照片的老人，是当年胡耀邦在文市里仁高级小学的同学的儿子——蔺传松老人。

居住在江西萍乡的蔺传松老人也是在回湖南祭祖时，偶然提起父亲当年与胡耀邦是同学的事，引起了胡耀邦故居陈列馆的注意。

“我父亲生于1908年，年长胡耀邦同志7岁。当时他们同住上下铺，天冷时，胡耀邦就钻到我父亲被窝里呢。”

杨勇和胡耀邦是表兄弟，湖南浏阳人，两人后来一同考入文家市里仁学校，并在第十班学习。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

尽管起义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由于敌人势大，加上起义前收编的邱国轩部叛变偷袭，导致起义失败，在起义部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与9月17日下令，部队转移至浏阳市东南的文家市集中。9月19日，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全部、第1团余部和第2团的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毛泽东当晚便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

经讨论后，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并撤离容易受敌人包围进攻的平江、浏阳，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

9月20日，起义部队总计1500余人，齐聚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毛主席当众发表讲话。

“这次秋收起义，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兵家之常，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图|秋收起义

除了围观的300余群众外，当时里仁学校不少的学龄儿童也都爬到了围墙上，听到了毛主席的演讲。其中就有杨勇、胡耀邦两兄弟。

时隔多年后，杨勇依然对毛主席的话印象十分深刻。

也许是因为更年长一些的关系，杨勇在里仁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劳动童子队，并任队长，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时，杨勇还曾随浏阳农军一道进攻长沙。

1929年，杨勇与胡耀邦从里仁学校毕业，考入浏阳中学，可杨勇只在浏阳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就因父亲病重不得不辍学，后来就在家乡参加革命，1930年2月，杨勇转入中国共产党，也许是觉得自己名字“杨世骏”过于文气，他自作主张为自己改名“杨勇”，以显示自己男子汉的英雄气概。

革命之路从来都是艰辛且漫长的。

杨勇在平江黄金洞红五军随营军校政治队毕业后，被安排到红三军团第八军，担任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大队长。后来又被调入作战连队。之后随部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身上大伤小伤无数。

图|杨勇

1935年10月的土城战役中，杨勇任红十团政委，在一次率部队冲锋过程中，一颗子弹从杨勇右腮打入，经唇部而出，就这样一个来回，杨勇嘴里失去了6颗牙，因为没办法说话，杨勇只好将作战命令写在纸上下发。因为是在战时，杨勇负伤后也没能及时止血，战斗一结束，他就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杨勇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弹窝，一直到三十多年后，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做手术填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高瞻远瞩地组建了东北边防军，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也向中央提出，希望能够入朝参战。

可杨勇的报告提交上去后，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动静。

可出乎预料的是，就在时隔三年以后，中央却突然批准了杨勇的请求。

“杨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尽快入朝参战。”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经过五次战役，迅速将前线局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人虽然在火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占据长期拖延下去。美国人也不得不考虑到成本，思来想去，还是应该和谈。

图|毛主席

尽管谈判过程中稍有曲折，可在中朝双方有力推动下，谈判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包括划定军事界线、遣返战俘等一系列事项都达成一致。

眼见和平就要到来，李承晚却不干了。

1953年6月8日，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后。李承晚却在十天后干了一件出格的事，他在美警卫部队未加制止的情况下，偷偷把北朝鲜2.7万余战俘转移至南朝鲜的训练中心。

李承晚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就是想破坏和谈，逼迫中美双方重新回到战场上去。

中朝双方严厉谴责李承晚这一行为，美国人也不得不做出承诺，并迫使李承晚做出承诺，保证不再破坏停战协议，然而李承晚却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答应训练和装备20个南朝鲜师，签订军事协议，并提供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既然对手还不愿意和谈，那就打到愿意为止。

1953年5月，杨勇入朝参战，最初他一度认为自己应该是“白来了”。甚至于他还因为“没能和美国佬过过招”感到遗憾

图|王平与杨勇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李承晚的行为，也让杨勇有所警惕，他对政委王平说：

“为什么美国主子要和，而李承晚还要继续打？他有什么本事继续打下去？是他自己单独打？还是另有目的？恐怕还是有美国在背后支持。”

想到李承晚背后还有美军撑腰，杨勇立刻请示中央，决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主打李伪军，捎带手给美国人一点教训。”

在这一点上，杨勇与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

过去在针对美军强大实力上，我军一直采用的就是“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出动一个班、一个排，最多不过一个连，如同小鸡啄米一般，这里夺回一个据点，那里俘虏两个人。

毛主席认为：敌人态度之所以这么强硬，就是因为我们没能打疼敌人。

杨勇也觉得要打就打大仗，上三个军，在杨得志的支持下，又增加到了五个军。

图|1953年金城战役经过要图

1953年7月13日，金城反击战正式打响。

在杨勇统一指挥下，志愿军20兵团共歼敌52783人，俘敌2836人，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

美国人也由此见识到了杨勇的不凡。

1958年10月，杨勇回国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60年5月26日，蒙哥马利访华，在副总参谋长李达的陪同下，蒙哥马利参观了北京军区，杨勇抽调士兵组织了一个500人的刺杀方队表演。

身为军人，蒙哥马利自然也是有着自己的脾气，他到北京军区参观时，全程除了必要的客套，不置一词褒贬。

在观看了刺杀方队的表演后，蒙哥马利走入队列中，提出了一个请求：

“能不能请士兵脱帽。”

杨勇虽然奇怪，但还是下令“脱帽”，看着眼前士兵方阵齐帅刷的动作，蒙哥马利眼睛也直了，随即小声嘀咕了一句：

“将轻兵少。”

考验完了士兵，该考核将军了，蒙哥马利故作轻松地接过了枪，拉栓、上膛，钢板应声而落，然后他就把枪递给了杨勇。

杨勇哪能不明白蒙哥马利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杨勇长时间没有摸枪了，可这一身本事却是实打实的，他接过枪，一连串熟练的动作后，移动靶全部被击落。

整个参观的过程，蒙哥马利都不置一词，一直到后来到了香港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他才谈了对中国军队的感受：

“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武艺精湛。500人的刺杀方队，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服役多年的军官。当我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

最后蒙哥马利郑重其事地说：

“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毛主席后来听说这个消息，高兴地夸赞说：

“杨勇上将，上将杨勇！”

1972年5月，杨勇重新工作，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一次开会，毛主席偶然问起杨勇的情况，得知杨勇在沈阳后，毛主席发话：

“那位杨勇上将，还要继续“扬勇”啊，要把他放在独当一面的地方去。”

原来中央那时正考虑派谁新疆主持工作，尽管之前王恩茂主持新疆工作颇有建树，但在当时情况下，周总理考虑到用王恩茂阻力较大，需要重新选派一位中央信得过且能力出众的老同志去。

在毛主席提议下，周总理想到了杨勇。

图|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三位将军

杨勇一开始确实考虑，只担任军区司令员，地方任职交由别的同志，但在周总理耐心劝说下，他决定勇敢地承担起重责。

要说起来，杨勇赴任新疆这一年，虽然尚未年过六旬，但是身体情况却一直不好，那时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是杨勇的老战友，一见面他便担忧的说：

“新疆虽不是八荒之地，但戈壁沙漠不见边际，条件很艰苦。你马上就 60岁了，就算精神不老，身体能行吗？”

杨勇微微一笑，对徐国贤说：

“清朝时，我的老乡左宗棠一路抬棺西进，收复伊犁时已是古稀之人了。为了治理好新疆，我这把老骨头就是埋在天山脚下也值得！”

果不其然，杨勇一上任，就在徐国贤的陪同下，踏遍了天山。

本着说干就干的精神，杨勇马不停蹄地制定了计划，并报中央批准，在他的主持下，新疆修建了贯通南疆、北疆的天山公路与南疆铁路，经数万官兵艰苦奋战，天山公路与南疆铁路迅速贯通，对新疆的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邓小平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考虑到身上兼任的职务太多，无暇顾及总参谋部的工作，决定调杨勇回北京工作。

邓小平看重杨勇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原来就在总参工作过，更重要的是，杨勇本来就是二野出身的老将，邓小平对他的能力很熟悉。

当年，二野酝酿第五兵团司令人选时，邓小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勇。为此还劝说王近山：

“你作战勇敢，组织指挥能力比较强，有战功。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太善于团结同志。作为一个兵团司令，更重要的是要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杨勇比你合适。”

杨勇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总参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他在负责。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杨勇始终坚持忘我的工作。

1980年2月，杨得志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杨勇更是协助他主抓全面工作，更是不顾身体病痛，陪同杨得志到各地去视察。

也因为工作十分繁忙，杨勇总是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八十年代初，杨勇身体便每况愈下，时常咳嗽，工作人员与家人几次劝说他到医院治疗，但杨勇总是推脱。

图|杨勇将军生前用过的望远镜

一直到1982年11月，杨勇才在身边人劝说下到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为是癌症。在家人瞒着病情的情况下，杨勇做了手术，结果手术后高烧不退，经检查后发现，杨勇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尽管病情愈发沉重，但杨勇始终还是在忘我的工作。他也知道自己病势沉重，已经到了药石罔顾的地步，所以对来看望他的杨得志说：

“告诉医生不要再用药了，不起作用了，那是浪费，不要再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听说杨勇病重的消息后，胡耀邦亲自到医院探望，本来两兄弟见面，应该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人见面后，杨勇却嘱咐了一句：

“你身上的担子很重，今后不要来了。”

自始至终，杨勇都在记挂着工作。

1983年元旦，杨勇将家人全部都交到了身边，交待最后的遗言，他看着眼前的孩子们叮嘱道：

“今后要依靠自己生活，不要跟组织提要求，努力工作。”

说完这句话，杨勇便沉沉地睡去……

1983年1月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病逝，享年70岁，他的去世，也令邓小平十分惋惜。

1月15日，杨勇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主持追悼会，杨尚昆致悼词，悼词盛赞杨勇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功绩：

“杨勇同志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