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古帝国到元朝，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汉化道路的确立。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发生了汗位之争，忽必烈代表了汉化线路，阿里不哥代表了传统线路。最终，忽必烈获得了胜利，建立了元朝。但元朝的汉化道路却是非常曲折的，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元朝的汉化道路的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元朝的汉化源头可以追溯到窝阔台时期，当时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辅佐下加强汗权、建立都城、实行跪拜之礼、颁布法律、制定赋税、设置粮仓、建立驿站、恢复生产，并仿照中原的官僚体制初步建立了官僚制度。

耶律楚材

可窝阔台去世后，保守的贵由和蒙哥相继上台，耶律楚材去世，蒙古又似乎回到了传统的轨道发展。但忽必烈在总理漠南汉地事务后又继承了耶律楚材的事业。忽必烈管理汉地期间，十分重视对汉人的招揽，逐渐形成了金莲川幕府，幕府中的谋臣基本都是有名的谋士，主要有杨唯中、史天泽、许衡、董文柄、郝经、商挺等。

在汉人谋臣的支持下，忽必烈在汉地的势力越来越大，这让蒙哥十分忌惮。1257年，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并大量罢免汉人官员，这是汉化道路遇到的又一次波折。不过蒙哥考虑到南征宋朝，又恢复了忽必烈兵权，这使得忽必烈拥有了角逐汗位的资本。

1260年，由于蒙哥去世，忽必烈返回燕京，在开平自立为汗，元朝实际上已经建立。忽必烈的继位诏书由汉人名士王鹗书写，其主要内容是对成吉思汗以来五十年的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力求改变治理方式，所谓“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在汉人谋臣的建议下，忽必烈以“中统”为年号，意为中朝正统。

随后，忽必烈将自己的亲信派遣到了全国各地，实现了对各地区的控制。这些被派遣到全国的亲信基本都是汉人。可以看出，当时忽必烈这个集团基本就是一个汉人集团。不仅如此，忽必烈组建的侍卫军基本由汉军组成，将领为汉人。

关于国家制度，忽必烈接受了汉臣学习中原典章制度的建议，他在1261年颁布了《大定政要》，意图学习金世宗的治国方式。后来，忽必烈最终还是选择了“取法唐宋”作为自己学习的思路。随后，忽必烈对中央、地方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最终在中央形成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并立的机构。

一切准备好后，忽必烈于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

然而，正在忽必烈轰轰烈烈地进行汉化改革的时候，中原却发生了李璮之乱。李璮原本是金国人，后来在蒙古、南宋之间反复倒戈。1261年，忽必烈北伐阿里不哥，李璮趁机发动叛乱，很快被平定了。在审核这个叛乱的过程中，忽必烈发现李璮和王文统等多位汉臣有秘密的联系，这让忽必烈对汉臣失去了信任。

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在史天泽的建议下削除了汉人王侯的兵权，在中原大规模“改土归流”，从此汉人失去了兵权。另外，为了让地方的长官相互牵制，忽必烈“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以前汉臣独大的格局逐渐演变为蒙古、回回、汉人分权的局面，而且总体还受到蒙古军队的监视，地位急剧下降。

在中央机构中，忽必烈也逐渐排斥了汉臣，转而让色目人主导。1264年，管理行政的中书省和管理财政的尚书省合并，色目人阿合马担任长官，也就是宰相。阿合马权倾朝野，引起了汉人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但忽必烈对阿合马十分信任，汉人官僚的弹劾基本沦为空文。而阿合马“累毁汉法”，使得元朝的汉化道路遇到了风险。

但当时汉人官僚并没有衰落。汉人将希望寄托于太子真金上。忽必烈虽然疏远了汉臣，但是忽必烈却让汉臣去辅佐太子真金，于是汉臣们就围绕在真金身边，和色目人抗衡，形成了真金幕僚。

真金

1280年，忽必烈亲征漠北，真金幕僚出动仪仗队，以太子的身份骗阿合马在东宫门迎接。阿合马不知是计，在城门被王著等人刺杀，史称“大都暴动”。忽必烈听闻后，立即进行了镇压，忽必烈为了不扩大牵连的范围，仅仅将此事作为一般的行刺按键处理了。

当时忽必烈已经老年，真金幕僚就建议忽必烈让真金处理政务，一切奏章线拿给真金处理，最后拿给忽必烈定夺。忽必烈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是培养继承人的好方法。阿合马被刺杀后，在真金和右丞相和礼霍孙的主持下，大量的汉臣得以启用。真金还鼓励他们：“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1284年，元朝平定了昔里吉之乱，皇子那木罕和右丞相安童陆续回到元朝，和礼霍孙等人被罢免，改任安童为右丞相，而江西人卢世荣担任了中书右丞。汉人重新担任丞相，说明汉人的权势又一次上升，形势再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卢世荣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搞国家垄断，其目的是敛财。最终卢世荣遭到了蒙古贵族和汉臣的排挤，最终下台。就在这前后，南台御史向忽必烈上奏章，建议忽必烈禅位于太子。御史台都事尚文认为这份奏章太过分敏感，不能上奏，于是将之压了下来。

但是阿合马的党羽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就建议忽必烈“海内财谷，省、院、台内外监守，皆多欺侵，请加钩考”，也就是监察御史台的案卷，目的自然是获得这份奏章。索性的是无论上面的人怎么查，御史台的人在安童等人的支持下拒不交出这份奏章。后来，在安童和玉昔帖木儿的斡旋下，忽必烈才不再追究。

这件事反映了当时汉人谋臣过于着急。哪个皇帝会甘心在去世之前让位呢？况且，如此的大事只能自己决定，不能由大臣提出。一旦大臣提出，那就牵扯到了权力斗争问题，这在古代是致命的。

这件事最终算是不了了之了，但是却真金的打击很大。不久，卢世荣被处死，而真金也忧惧致病，在同一年病死。真金一死，汉族官僚也就失去了依靠的力量，从此一蹶不振。

色目人

忽必烈晚期，江南发生了一些反元起义，忽必烈为了安抚江南人情绪，于是强调在朝廷参用南人，赵孟烦、张伯淳等受到了重用。但南方人并没有和色目人抗衡的实力。1286年，桑哥提出了一份新的中书省大臣名单，这份名单的上以色目人占据主导，南人也有一定的比重，但是北方汉人仅有一个名额。

不过，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在桑哥被处死后，北方汉人又再一次占据了优势，重新占据了中书省的各个关键职位。而南方人则因为桑哥的排挤，最终遭到罢黜。从此，“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

而忽必烈去世后，元朝就已经进入了中后期，皇位不断更迭，朝政逐渐混乱。1295年的宰相表显示，当时有宰相十三人，最高的右丞相为蒙古人，平章政事都是色目。而汉人在整个表中只有5人，南人则一人没有。这张表格说明了，汉人被排挤出了中枢之外，色目人获得了胜利。

由于忽必烈时代的反反复复，元朝错过了汉化的最佳机会。试想一下，如果在末期没有发生奏章事件，那或许真金不会郁郁而死。真金不死，那必然继承皇位，最终带领元朝深入汉化。可真金一死，蒙古的汉化就只能原地踏步。汉化不能深入，民族矛盾就无法减轻，元朝的灭亡也就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