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衣衫褴褛风尘仆仆，却不失往昔的高贵， 领头的是约莫40岁的男人和他重病的妻子，他们之间有两个小孩，他们不到5岁的儿子和一个比婴儿大些的女孩……”

“你们是谁？是哪里人？”

“我们是希腊人，是从敖德萨逃难过来的，这个站在我儿子旁边的小女孩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在逃难时看见了她，在母亲尸体旁边哭泣，就在普希金大道上……”

1919年，俄国内战。为躲避战火,斯拜罗斯带着妻子戴娜和一双儿女随着难民潮辗转来到希腊，即使家园被毁，即使狼狈不堪，他们依旧不失优雅，这种优雅不仅仅存在于他们的面容，更是内心。

在仓皇逃难的时候依然伸出双手，没有人托付、没有人要求，主动带起了这个失去母亲的小女孩一起去寻找可能的落脚地。

这是来自于灵魂深处刻入骨髓的优雅，对人的悲悯与互助。

优雅从来不是生而就有，它需要后期的熏陶，它来自于自小的环境，家庭对于敬畏的自小培养以及艺术的浸润。

在《走出非洲》里，男主上战场除了带了枪，还有就是莫扎特，这是自小熏陶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喜欢与习惯。

十九世纪的德国画家爱德华·弗里德里希·莱宝（Eduard Friedrich Leybold），他的画作在国内看见的不多，基本只有一幅《年轻女人的肖像》，这幅油画非常完美的解释了什么叫优雅？从这位女士的身姿与神态。

他是一位学院派的肖像画画家，基本上只给欧洲贵妇们画像，这幅出名的红衣女子油画，画中的女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是谁，但是仅仅那一条围巾，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品牌——佩斯利羊绒披肩。就全然暴露了她上层的身份。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画中这位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整体意境， 看这幅油画的感觉和听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天鹅》一样，可以让一个人灵魂安静。

为什么今天写这篇文？

因为有许多话无法说，不能说，现在所有的批判都不赶名言，但最后说一句：想改编经典可以，但不要丢了意境和优雅！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这是中国艺术高级别的优雅与意境，别把它改的乱七八糟好吗？请别毁了《红楼梦》，青年编剧们，请有点敬畏心。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是中国人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