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继续更新口述历史《庚子西狩丛谈》（本书是信史），最近几篇文章是连续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前文。

前文说知县吴永决定冒险参奏大阿哥，今天接着写。

一

有一天，在召见奏对结束后，我发现太后的心情还不错，于是趁机上奏说：

臣这次从两湖回来，听说外界的舆论，似乎对大阿哥，不免有议论。

太后脸色稍微变得严肃，问道：

外界有什么说法，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我于是叩头奏道：

大阿哥一直侍奉在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政治无关，但大家认为这次的变故，总是由大阿哥引起的。现在他还留在宫中，中外人民有不少猜测，即便是外交谈判，也恐怕增加障碍。如果能将他遣送出宫外居住，那么东西方各强国都会称赞圣明，和约也更容易达成。

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也是这么说的，命臣向皇太后和皇上奏明；他还说这其中的曲折，圣上必定已经洞察，不必多说；只是担心事多遗忘，只需奏明提及，相信皇太后一定有办法。

太后稍作思考后说：

你先保密不要说出去，到了开封就会有办法了。

我于是叩头起身，心里暗自计算，这一张无头状子，已经有几分告准了。

我因为这事，我的胆量稍微增强了一些，认为只要有进言的机会，凡是该说的话，都应该说出来。

有一次险碰一大钉子。

有一天入宫觐见，奏对完事情后，太后与皇上同坐在窗边的炕上。我看到太后心情似乎还比较悠闲，于是趁机上奏说：

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位大臣，都是忠诚为国的人。当时他们被处惩罚，当然罪有应得；但从他们的心迹来看，似乎情有可原。根据我所听到的外界舆论，很多人都为他们感到痛惜。不知道是否可以考虑为他们昭雪呢？

（注：杀这三位大臣原因和过程前文写过。）

我刚说到这儿，还没有说完，突然看到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盯着我，两腮鼓起，额头的筋脉都凸起，露出牙齿，紧咬牙关，厉声说道：

吴永，连你也这么说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太后发怒，突然见状，惊悚万分，当即叩头道歉说：

臣冒昧，不知轻重。

太后的神色略微稳定下来，忽然将怒容全部收敛，仍然从容地微笑说：

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在此，你但问皇帝。当日召开大会，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说着话，其他数人叨叨切切，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以至于皇帝离开座位，牵着许景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围成一团，放声纵哭。你想还有一点体统么？你且问皇帝，是否实在？

皇上一句话不说，我只得磕头，说：“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 。

太后又温和地说道：

这难怪你，咱们宫廷里的事，外面哪里知道？你当时还是外宦，自然更加不明白了。

看到太后的情绪缓和，我才小心地站起来。

我遇到这劈天雷电，然后又突然云消雨散，毫无痕迹，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但我真的是汗流浃背了。没想到太后在盛怒之时，其威严竟然如此。古人说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大人，当时权倾一时，一见到太后都不免感到恐惧失态，看来所传不虚。

二

后来有一位老前辈讲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说那次召见的情形，实际上是由于上下隔膜所导致。之前有个浙江人罗某，经常出入荣禄的府邸。

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捕风捉影，急忙向荣禄密报，说各国已经分头调兵来中国，决定攻打北京，与大清宣战。

荣禄一向谨慎，但这次却被这些消息迷惑，亲自撰写了密折，入宫呈奏。

太后接到奏折后，当然非常惊慌，又怕又怒。

载漪和庄亲王等人正高兴找到了开战的理由，于是乘机极力煽动，又哄骗又刺激太后。太后于是也支持开战，因此宣布召见全体大臣。

因此，太后一坐下，开场首先就说：

现在洋人已经决定与我们宣战。明知寡不敌众，但战也亡，不战也亡，同样是灭亡，如果我们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背城一战。

今天宣告大家，各位大臣有什么意见，不妨都说出来。

当时似乎有几个人发言，但不太清楚。

朱祖谋曾经出班陈奏，说拳民的法术可能不可信赖。

一个旗人（似乎是长瑞）随即插话说：

拳民的法术是否可靠，我不敢评论；我只是认为他们的心术可靠。

联元继续发言，他的话相当直率，说如果与各国宣战，恐怕将来洋兵杀入京城，会到鸡犬不留的地步。

太后脸色变了。

随即有一位御前大臣大声斥责他说：

联元说的这是什么话！

太后心中正怒，就在这时，皇上看到许景澄，就走下座位握住他的手说：

许景澄，你出过洋，又在总理衙门工作多年，对外面的情况很了解。能不能作战，你必须清楚地告诉我。

许景澄说：

对于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以前都有处理过；但如果伤害使臣、摧毁使馆，那情况就极其严重，在国际交涉上也很少有这样的案例，不能不格外审慎。

皇上当然知道不可能开战，但由于载漪和庄亲王的压力，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许景澄长期从事洋务工作，皇上特别想依靠他。

听了许景澄的话后，皇上深感认同，于是握着他的手哭泣。

许景澄也跟着哭泣。袁昶也从旁边开口陈奏，一时之间忠义奋发，不免激动。许景澄的奏语本来非常平和公正，太后似乎也没有特别留意。

但当她看到皇上与许景澄的手紧紧相握，三人围聚在一起哭泣时，怀疑两位大臣一定说了什么秘密话语刺激了皇上，不觉大发雷霆，立刻瞪眼厉声说：

这算什么体统！

光绪帝这才放手。

实际上两位大臣的死亡就是因为这件事。

根据太后所说，皇上当时曾说“许景澄救我”，由于她极其愤怒，可以揣测，大概是疑心而听错了吧。

总之，问题的症结就是，太后已经接受了荣禄的说法，认为各国已经决定宣战，因此召开会议是为了制定应对战争的战略，开战或不开战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

然而，许多大臣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有的人以为会议是为了讨论是否开战的问题。因此，他们在会上的陈奏针锋都不相对，导致越来越偏激。

后来，当他们退班出宫后，相互询问，才发现洋人要开战的消息根本不知道从何而来。军机处没有报告，总理衙门也没有发出任何通知，这时候大家感到惊讶。

荣禄上奏的密折，外界根本没有人知道其内容。

如果当时清楚了密折的内容，只需将洋人并没有宣战的事实解释清楚，或许就可以避免事态的发展。

然而，双方都走进了歧路之中，这洋人已经决心开战，而还主张不战，这只有投降一法，因此无法达成共识。

大风起于细微，蚁穴足以溃堤，因为罗某的一句话，最终酿成了如此大祸，这恐怕也是他所未曾预料到的。（难道吴永也知道蝴蝶效应？）

（注：可见荣禄的糊涂，是造成悲剧的最直接的导火索。）

21日，又召见了大学士、六部九卿。

太后说：

皇帝的意思是倾向于和解，不想开战，我心里很乱，今天请大家畅所欲言。

兵部尚书徐用仪说：

开战对中国不利，而且我们不应该首先挑起争端。

皇上说：并不是不能谈论战争，只是清朝长期积弱，军队也不可靠，利用乱民来试图一决胜负，还能幸免吗？

侍读学士刘永亨说：

乱民应该尽早清除，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载漪说：义民是从田间自发起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助国家，现在却说他们是乱民，想要消灭他们，人心一旦涣散，国家还能依靠谁来图存呢？

皇上说：

乱民都是乌合之众，能用血肉之躯来对抗吗？而且人心只是空谈而已，怎么能拿老百姓的生命当儿戏呢？

太后觉得载漪已经词穷了。

三

本文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倒叙庚子事变原由的过程。后面还有两三千字，写这三个大臣被杀过程和狱中情况，可能会有些枯燥。

由于吴永对这几个人非常敬佩，所以费了很多笔墨。不过吴永也不在现场，所以消息来源也都是当时问了别人。

但目前史学家也都采信吴永的说法，下面是关于几个被杀大臣的事迹，我就简略挑一些细节来写吧，逐字逐句翻译确实可能会枯燥。

下文均出自《庚子西狩丛谈》，吴永自己说他的信息来源，是李端棻亲眼所见（fēn，有香味的木头）。

（注：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教育家，上书建议创设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今天北大校史陈列馆的第一馆就是“李端棻馆”）。

李端棻因为在戊戌政变中支持新政而被关押入狱，在庚子拳乱时仍未出狱，所以这是他在狱中亲眼所见。

许、袁两位大臣被捕后，被指定分别关押在南北两个监狱。

在被分别关押前，在监狱中分道扬镳的时候，袁昶握着许景澄的手说：

人生百年，终归是要死的，死本身并不可怕；让人不解的是，我辈究竟为何而死。

许景澄笑着说：

死后自然会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不通达呢？

袁昶本来也是一个豪迈正直的人，但许景澄更为旷达。

立山第二天入狱，刚到监狱，就悲痛欲绝地昏死过去。

李端棻懂医术，把他救活之后，立山说：

昨天的御前会议中，皇上侃侃而谈，力陈不可，说绝对没有理由同时与各国开战。

我说：先派高级宦员去宣示好意，如果对方不理解，再采取行动。

太后就让我去，我没有推辞，但还没来得及复命，乱民就已经聚集在我的家，在门外设祭坛，说我家有地道直通洋人教堂，然后进行大规模搜查，也没找到任何迹象，又把我带到坛前，焚烧纸表，纸灰上升，也没有对我定罪。

两天后，死刑命令下达，狱卒带着他离开，我不禁顿足后悔，不该用药让他醒来，反而多受一次痛苦。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位大臣的冤杀被称为“浙之三忠”。

许景澄、袁昶被杀后，载漪和刚毅余怒未消，家人不敢收尸，第二天，徐用仪前往查看，泪流满面，收殓了他们的遗体。

因此招到记恨，几天后，义和团奉命到他家中，将其乱刀砍死，徐用仪与立山、联元一样，都是先被杀害，之后才请求朝廷正式处决的。

立山是内务府大臣，侵吞资产，财富达千万，在廷辩时，太后见载漪词穷，希望立山帮他说话，结果立山说义和团法术大多不灵验，载漪脸色大变，斥责立山与洋人勾结，太后也不高兴。

立山家很有钱，载漪认为教堂久攻不下，是由于立山家有密道为教堂提供粮食，于是派义和团搜立山家。

义和团觊觎立山的财富，便肆意掠夺并破坏了他的家，将立山带走。

注：后来李鸿章上书请旨为他们昭雪。

今天先到这里，下文写太后亲口向吴永讲述庚子事变的来龙去脉，从太后的视角来看，也非常的无奈。

从上文御前会议的争论可以看出，靠一个人拍板的决策机制是非常低效且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