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我就是一生”——这句话不适用于阿城。

1949年，阿城生于北京，彼时父母刚好随解放军进北平城，遂取名“钟阿城”。

好名字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

八岁那年，父亲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作为黑五类子女，阿城不受主流社会待见。

当时外国领导人经常来京访问，学校挑选学生欢迎。老师每次都会念完三十几个名字，然后就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回家吧！”有一次阿城忍不住问:“您就念我们几个人，就说这几个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名字？”老师冷冷回道:“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边缘化的境遇造就了阿城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习惯没有尊严，你被边缘化，反而使你有了时间”。他随着自己广泛地兴趣，真正学到了真本事。

他小时候，最喜欢去琉璃厂逛旧书摊，一呆就是大半天，读了好多明清小说、笔记。

有一天，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已经和同龄人大不一样。他十多年后的作品风格也逐渐形成：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简洁、朴素，很少用形容词，却字字有力，极为传神，堪称一流的白话。梁文道便说，他写出了真正的“中州正韵”。

同时，阿城又极具讲故事的天赋。他中学没念完，便去山西插队，没多久，又到内蒙草原，最后跨过整个中国，被分配到大西南的云南，在热带雨林蔓延的乡下，提着长刀砍树，一砍就是十多年。晚上大家无事可做，就听阿城讲书上的故事。一群人围着火堆，忽而哄笑，忽而叹息，情绪被他吊着，起起伏伏，乐此不疲，常常坐到半夜。

阿城对中国古代各种知识极为熟稔，他所写的，却并非传统文人习见的山水田园，而是充满了世俗的烟火气。他亲身经历的革命年代，也在这烟火气中解构，变得荒诞而滑稽。

他写小说《平反》，有个人叫老毌，W革中被打成右派，大家都叫她老母，纠正了几次，人们还是改不了。她也天性豪爽，就解释道，这字念贯，贯彻的贯，一贯反党反人民的贯。在那个年代，这不啻于惊天动地之语。因为在单位里人缘好，大家哈哈一笑，也不在乎。一向严肃的“革命”，被调侃后，神圣荡然无存。

他写到一个人特爱笑，而且笑声很大，声震屋瓦。聊天时笑，大家都喜欢，上面发布文件时也笑，就让大家很尴尬，甚至胆战心惊。“大家都要皇帝的新衣，因此大家有的时候有点儿嫌老俞。”

这篇小说的名字就叫《噩梦》，因为老俞在文革时经常做噩梦，要借这大笑来驱散噩梦。阿城没有正面写文革给人带来的苦难、悲惨，而是匪夷所思地通过大笑来表现出来。

阿城经历过最严酷的革命年代，看透了各种政治运动与革命理想。他与那个年代大多数知青一样，早年下放农村。但他的笔下，没有诉苦，没有抱怨，他从世俗的眼光出发、用幽默和调侃的笔法来写神圣的革命，时代的荒诞，就被晾在了太阳底下。

虽然在那个传奇性的年代度过了传奇性的前半生。阿城仍然自谦：“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

不可否认，在当代中国作家中，阿城确实是个特例，从文字风格到人生经历，无不如此。他的创作集中在八九十年代，但他从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伤痕文学。读他的书，会发现，这里从不缺对时代的批判，也不缺对生活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