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未出现之前，太平军就像幼年版的“红军”，在神州大地上四处奔走，太平军和红军这两支不同时空下的队伍，却有着很多相似性，都是革命力量，都是反封建反帝国的队伍，也都是有目标的武装力量，但这两支队伍，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正是这种本质区别，才有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回顾历史，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太平军曾犯过的重大错误，红军也一样犯过。

但一个没有改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发前进导致失败，另一个改正过来了，在正确的思想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越是分析太平天国所犯下的错误，越能感觉到红军的伟大。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历史错觉感。

洪秀全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面对西方列强和清政府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太平天国率先举起了反封建、反帝国的大旗，并在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值得赞扬的，但太平天国运动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洪秀全原本是一个书生，也曾在科举体制中讨生活，也曾靠四书五经混饭吃。

如果有可能，洪秀全还是很想靠科举出人头地的，毕竟洪秀全曾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连秀才功名都没混上。

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参加院试时，顺手从传教士那里，拿了一本传播基督教义的书籍《劝世良言》，但那个时候的洪秀全并没有心情研究这个啥子基督教，因为他又落选了。

隔年，洪秀全又去考了一次（清朝院试考试三年二次），结果依然落选，这一次对洪秀全打击很大，被科举制度折磨的痛不欲生的洪秀全，回到家就大病了一场。

该如何理解洪秀全的处境呢？

这就跟一个原本有希望考清华的学生，却先后复读了三次，参加了三次高考，结果这三次的分数连本科线都没达到。

你说糟心不糟心？

就算这样，过了几年之后，洪秀全依然没有死心，决定再给科举一次机会，在家刻苦了几年，又跑到广州参加了一次院试。

这次自然又失败了。

第四次的失败，让洪秀全开始怀疑世界、怀疑自我，这个时候，对儒家书籍感到厌倦的洪秀全也不知道从哪把《劝世良言》翻了出来，通读了一遍。

从这一本小册子里，洪秀全第一次认识到，原来除了儒家的哪一套，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人平等” 这样的说法，这一下打开了洪秀全的思路，就如同发现了新世界一般，洪秀全开始潜心研究上帝的那一套。

这一幕就跟当年去法国留学的那一众中国青年刚接触到马列主义学说一般，一样的欣喜，一样的激动。

但这两件事的区别也十分明显，洪秀全在家里研究“人人平等” 的思想，他把基督教义和自己对封建体制的理解，糅合在了一起，弄出了一个“四不像” 的拜上帝会，中国的知识分子视其为邪说，西方人也视其为异端。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洪秀全的那套理论自带矛盾，局限性很大，思想理论也比较“稚嫩”，根本无力指导太平天国的后续发展。

缺乏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内因。

对比之下，红军虽然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论，但在红军成长的某一阶段，由于对理论知识掌握的不够透彻，理解的不够深刻，也曾走了很多弯路。

洪秀全的失误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时，给自己定的身份是耶稣的弟弟，上帝的次子。

作为创始人，再加上这样的身份，洪秀全理应要掌控神权，当年洪秀全编造了一个上帝次子的身份，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洪秀全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竟然有人钻制度的空子，分走了自己的神权。

这是咋回事呢？

1848年，洪秀全的得力帮手，拜上帝会的奠基人冯云山因为传教，被捕入狱囚于桂平县城，这个时候，着急上火的洪秀全决定亲自去桂平营救冯云山。

结果洪秀全前脚刚走，封建势力就开始对拜上帝会的教众发起了攻击。

群龙无首之际，众人都有一些迷茫，眼看拜上帝会就要分崩离析了。

普通信众杨秀清和萧朝贵急中生智想了个点子，杨秀清当众表演了癫痫发作的症状，吓住众人后，杨秀清又镇定表演了天父上身的戏码，稳住了众人的情绪。

可能是杨秀清的演技太好了，此举竟意外加大了拜上帝会的影响力，教众越来越多。

后来萧朝贵也表演了天兄上身的戏码。

等洪秀全回来后，惊讶的发现，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趁自己不在家的时候都下凡了。

洪秀全当然知道是假的，但他看到因为这两件事拜上帝会的事业越发红火，也就默认了此事，主动认可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身份。

天父也就是上帝，天兄也就是耶稣，而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也就是天王。

原本由洪秀全一人掌握的神权，一下子被分为了三份，而且这三人为了利益，还都要互相演，就算再不痛快，谁也不揭穿谁。

这三个人的关系很混乱，按照正常的关系，天王洪秀全是老大，东王杨秀清是老二，西王萧朝贵是老三。

但乱就乱在，这三个人谁要是心里有个不痛快，立马就当众表演个天父或者天兄上身，在这个短暂的时期，谁上身谁就成了老大。

比如有次萧朝贵表演天兄上身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天兄基督谕天王云：洪秀全弟，尔认得朕么？

天王曰：小弟认得。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只是，这关系也太乱了，三个人都想争权夺利，都想借用神的名义为自己捞好处，但三角关系似乎真的更容易达到平衡，这三个人经过多次磨合后，总算找到了一套相安无事的相处模式。

三个人都在的时候，还能互相制衡，保持微妙的平衡，结果1852年萧朝贵带兵攻打长沙时，不幸被流弹击中，重伤不治而亡。

这起事件直接打破了太平天国的神权平衡，“三足鼎立”变成了“二权对立”，萧朝贵一死，杨秀清和洪秀全形成了直接对立关系，矛盾一下就加大了。

内部矛盾的爆发，直接导致太平天国发生了严重内讧。

而当年红军内部也曾爆发了严重的内讧，也就是红四军某张姓领导的问题，具体的细节不好多说，但幸好最后有惊无险的妥善解决了。

但洪秀全没能处理好杨秀清的问题，既没有完全放权给杨秀清的魄力，也没有将杨秀清早早的压制的决心和能力，导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其内部发生了种种内讧事件，两派之间矛盾越来越深，天京事变后，杨秀清被杀，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

二权对立是太平天国灭亡的主因之一。

洪秀全决策和用人均有严重失误

除了两权对立，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还有很多，可以说，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开始，太平军就丧失了锐意和进取心，所犯的错误接连不断。

当太平天国领导班子都开始沉迷贪图享乐时，太平天国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变得越来越“清朝”。

洪秀全后期对宗教十分沉迷，把所有的成功都归结于莫须有的天运，而不去思考总结教训，也不规划未来前景，制定接下来的行动战略，反而迫不及待的开始享乐。

“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

很显然，洪秀全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

定都南京，给了清朝喘息之机，而且定都南京，也让太平军失去了行动优势，导致太平军从主动进攻被迫转为被动防御，曾国藩吃定了洪秀全不愿离开南京，开始玩起了“结硬寨，打呆仗”，让太平军十分被动，损失了不少战机和兵力。

太平军名将李秀成劝说洪秀全赶紧离开南京，结果迷之自信的洪秀全，严厉训斥了李秀成，还开始怀疑李秀成的忠诚，并排挤、削弱了他的军权。

洪秀全的决策和用人策略，像不像第五次反围剿时的红军，大搞堡垒战、阵地战，跟定都南京都犯了类似的错误。

都是拿自己的软肋去碰敌人的强项，导致的结果就是部队损失惨重。

洪秀全不擅于识人用人，也体现在他的宗教理论中，洪秀全反对所有人，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没有弄清楚主次矛盾。

他砸了孔子的牌位，这一点无可厚非，但他把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排除在外，把汉族之外所有的反清势力都排除在外，还把这些人列为打击对象，这就很过分了。

洪秀全的统一战线工作做的实在太差劲了，在他的影响下，太平天国的政策倒逼很多知识分子去帮助曾国藩，没有孤立、打击敌人就算了，反而把自己孤立了，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但清朝实在是太无能了，就算是这样的太平天国，湘军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反而被太平军取得了优势。

1856年8月，在指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此大功为由，假借代天父传旨，要求洪秀全把他由“九千岁”加封为“万岁”。

由此引发了天京事变，杨秀清被韦昌辉杀死，而石达开也差点被韦昌辉干掉。

侥幸逃脱的石达开，一家老小却被韦昌辉杀光了，暴怒不已的石达开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而太平军将士也都不满韦昌辉的残杀举动。

实在压不住了，洪秀全下令诛杀了韦昌辉。

经过一番血腥内斗，太平天国能用的人已经所剩不多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依然猜忌石达开，开始搞政治迫害，将石达开逼走了，将真正懂军事的人弄走，这样的错误红军也犯过，但是后来改正了，又重新将懂军事懂战略的人请回来了。

不一样的是，石达开走的时候，还放了狠话，绝不回太平天国了，后来洪秀全多次写信给石达开让他回来救驾，石达开都没有答应，此外石达开还带走了太平军最能打的10万部队，一下子就让太平天国失去了战斗力。

曾国藩都懵了，啥情况啊这是，如果不是确认了再确认，曾国藩都要怀疑洪秀全是内奸了。

明明攻势强劲的太平军，说完蛋就完蛋了。

没有一个更加先进的阶级来领导农民革命运动，领导者就很难摆脱农民的局限性，跳不出阶级局限，则注定会失败。

过不去的大渡河

石达开是一个十分讲义气的人，他虽然离开了太平天国，却依然承认洪秀全的地位。

但经过这样一番的内斗后，他的意志也快被消磨殆尽了。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这个时候经过谋士的提点，石达开想学习刘备入蜀，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但石达开的目的太明显，已被清军察觉。

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终于同治二年（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

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此时太平军仅有三四万人。

石达开在大渡河犯了很多错误，最大的错误之一是他执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一上来就杀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使者，还羞辱当地民族的头人。

导致当地的少数民族反对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彝族和番族的两位头人拒绝石达开用白金和马匹换取让路的请求，断绝了石达开最后的逃生希望。

此时石达开应该乘着清军还没有到达对岸而快速渡河，结果这个时候石达开的一位妃子生了孩子，糊涂一时的石达开，竟然下令全军休整三日。

就是这三天，彻底让石达开陷入了绝境。

三日后，河水暴涨，清军也来到了对岸布防，而此时的石达开依然决心渡河，开始强渡大渡河，导致兵士死亡惨重。

如果石达开能早点放弃渡河，顺着大渡河突围，找到回旋余地大的地区作斗争，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但此时的石达开像是亡命之徒，将所有希望都放在渡河上。

为了渡河，石达开组织了明渡、偷渡、暗渡共六次，结果多次渡河不成，粮草还不够了，全军陷入了绝境。

而石达开为了让剩下的部下都活命，他主动献身，最后受凌迟而死。

当年，红军最艰难的时候，也来到大渡河边，从时间上看，当时的红军比当年的石达开部晚到了半个月，大渡河的河水更加湍急，追兵也更多，渡河难度一点都不比当年的石达开要小。

但红军绝不做“石达开第二”！

我军渡河时，敌军已经在河对岸驻扎了一个营。

当时还是营长的孙继先中将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后续增援的部队，帮助孙继先等人抢占了登陆点。

在敌人的攻击下，让一支部队强渡还有机会，但要想让主力都这样过河，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军一支部队渡河成功后，快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而主力则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240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

随后两军合围抢占了泸定桥，主力顺利渡河。

在最危难的关头，红军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意志力，而太平天国后期，在洪秀全的错误领导，再加上太平天国天生的局限性，导致太平军军心涣散，已经失去了战斗意志，最后功败垂成。

对照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教训，才能体会到当年那支红色的部队是如此的伟大，一路走来又是如此的艰难，才能更深刻的感受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向曾经浴血奋战的先烈们，献上最诚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