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有两大雅趣，这两个雅趣正好对应明清时期的两部小说：第一个叫“红袖添香夜读书”，第二个叫“闭门雪夜读禁书”。前者对应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后者对应的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这两部小说看似内容、风格差异很大，但所写话题则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人性与兽性。
周红艺绘《闭门雪夜读禁书》
有趣的是，《聊斋志异》写的是从兽性向人性的提升，《金瓶梅》则写的是从人性到兽性的沉沦。近读石钟扬先生《末世的狂欢：金瓶梅与晚明中国》一书，对这一问题有一些新的想法。
尽管《金瓶梅》研究如今已成为显学，有“金学”之称，但因其被称作“天下第一淫书”的缘故，要看到这部小说特别是全本，比其他小说的阅读还是要困难很多，每个人阅读《金瓶梅》的经历似乎都是一段传奇故事。
石钟扬先生《末世的狂欢：金瓶梅与晚明中国》一书的跋文《删节号的困惑——我阅读史的一个侧面》写得特别好玩，他谈的是《金瓶梅》的删节问题和自己的阅读史。
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专业方向是明清文学，《金瓶梅》自然是必读书，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读得不过瘾，想看的地方都被删掉了。当时有个北京的同学想方设法找来全本，专门将被删节的部分打印出来，一一将其插到书中相应的地方，这才算是真正读过全书并拥有了一部特殊的《金瓶梅》全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金瓶梅词话》
对很多人来说，《金瓶梅》是一部颇有些神秘色彩的小说，大家的阅读情况往往和石钟扬先生相似，从删节本开始阅读，慢慢想办法看到全本。读过《金瓶梅》全本，破除了神秘感之后，相信很多人都会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金瓶梅》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如果仅仅把《金瓶梅》当作一本性爱小说或情色小说来看，相信多数人会感到失望，因为与近些年网络上流行的“下半身写作”或“乳房写作”等方式创作的小说作品相比，《金瓶梅》这方面的描写并不算多，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纯洁。
从目前公开出版的《金瓶梅》各类整理本来看，删节最多者约一万九千字，删节最少者约一万一千字，也就是说经官方认可应该删节的，不过一万五千字左右。一部一百回的大书删去的内容只有一万多字，与那些富有挑逗性的网络小说远不能比。何况《金瓶梅》中不少的性描写采用的是诗词形式，写得较为含蓄。
老实说，如果从内容审查这个角度来看，《金瓶梅》里的色情描写构不成多大一个问题。石钟扬先生从删节谈起，目的在消除读者对《金瓶梅》的一些误解：它不是一本下流的黄书，而是一部严肃探讨人性问题的小说。
《末世的狂欢：金瓶梅与晚明中国》
《金瓶梅》自面世以来，几百年间一直蒙受着天下第一淫书的恶名，被污名化，它真正获得文学经典地位是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于相关研究形成规模、达到繁盛乃至成为“金学”，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尽管与其他古典小说名著相比，《金瓶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它后来居上，在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关注下，很快成为仅次于《红楼梦》研究的一门显学，这有大量刊布的学术著述、频繁召开的学术会议为证。
在《金瓶梅》研究的各个分支中，人物形象的探讨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两位主人公身上。放在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发展演进历程中来看，这是两位全新的人物形象，尽管他们最早出现在《水浒传》中，但经过作者的重新演绎，形象与内涵已完全不同。
戴敦邦绘西门庆、潘金莲
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两位新型人物，研究者众说纷纭，看法不一。之所以如此，与研究者个人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及观察的角度有关，站在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视角，对两位人物的看法自然会很不相同。
文学研究固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还是有一些必须遵守的学术规则，笔者很赞成陈寅恪提出的理解之同情说。研究、评价一个人物，首先要理解，对其各个方面包括出身、经历、性格、思想、动机等对其有着准确、深切的了解；其次是要同情，将其放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观察，不能以今人的观点和标准去苛求古人。
陈寅恪的这一看法素来为学界所认同，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研究《金瓶梅》人物的话，不能不承认，此前有不少研究没有能做到理解之同情，而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用某种思想和模式去图解人物，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石钟扬先生的《末世的狂欢：金瓶梅与晚明中国》一书刻意避免这一弊端，该书同样抓住《金瓶梅》中这两位核心人物进行剖析，没有先入之见，而是从最为基本的人性入手，深入探讨两位人物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写出了新意，为《金瓶梅》人物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和借鉴。
《致命的狂欢：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
先说西门庆，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石钟扬先生用“流氓”二字对其进行概括，很是准确，既指出其作为社会人的特殊属性，也点出了其人性中沉沦的一面。
笔者赞成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的说法：“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划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表面上看作品写的是一个人的发家沉沦史，在其背后则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金瓶梅》通过西门庆写出了古代中国人的怪圈：
一个人做生意，不管他是靠勤奋致富，还是凭借偷税漏税，当他获得原始积累，生意做得有起色之后，通常会朝两条路走。第一，向仕途发展，或是直接做官，或是寻找保护伞，官商勾结，西门庆走的就是这条路，他发家之后开始买官，完成从奸商到贪官的转变。第二，肆意放纵自己的欲望，产生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完成从人性到兽性的沉沦。
《全图校正足本金瓶梅全集》插图西门庆
作品用相当长的篇幅来写西门庆的结局，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人性的悲剧，西门庆看似占尽天下便宜，但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西门庆死的时候，大家不管是西门家族的成员还是左邻右舍的乡亲不仅没有悲伤，反而欢欣鼓舞，没有一个人怀念他。他疯狂的占有一切，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不管是爱情、友谊还是亲情。
实际上作品并没有结束，一个西门庆倒下了，千万个西门庆又站了起来。作者描写了这样一种可怕的人性轮回，在西门庆从人到兽的堕落过程中，如同一批失去控制的汽车，但没有人去拉缰绳，任由他一路狂奔，直到生命的终点。
石钟扬先生从人性的角度剖析西门庆，这个角度抓得很准。西门庆在从奸商到恶霸、贪官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属性逐渐让位于自然属性，兽性压倒了人性，最终沦落为一只披着华丽服饰的畜生。人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不受法律的管制，任由兽性发展，其实跟动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钱、权皆备，肆意作恶，则更容易沦为畜生，西门庆就是如此。
《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从人到兽沉沦的全过程，所提供的人生教训也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没有美好的爱情，没有深厚的友情，没有温暖的亲情，即便拥有权力和财富，也不过是一只人面禽兽，没有美好的人性滋养生活，人很容易在金钱、权势和美色中迷失自己。西门庆的死亡不是一个人的死亡，而是一个群体的死亡，他们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人性的倒影：金瓶梅人物与晚明中国》
再看潘金莲。这是石钟扬先生在全书中花费笔墨最多的一位人物，对于这位被视为淫妇的女性，他并没有直接褒贬，而是先做了大量的还原工作，还原其作为一个女人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这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将潘金莲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来看待。
他总结了潘金莲生为一个女人的自然状况：她的美貌，她的才艺，她另类的智慧，她野性的天真……作者反对《金瓶梅》研究中“浓烈的男权主义心态”，他认为潘金莲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富有女人味的人物形象，她如果不是受王婆、西门庆调唆去毒杀武大，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堕落，作品会因此清爽得多。
全书从妇女之友的角度来观察潘金莲，甚至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潘金莲，这无疑是一个大胆而有新意的看法。
其次，探讨潘金莲作为一个自然女人与其所扮演社会角色——小妾之间的纠结，对其行为和动机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
戴敦邦绘潘金莲
作为一个正常人，没有读者会赞成潘金莲那些有违社会伦理道德的极端行为和做法，但对其堕落、疯狂不能简单的谴责了之，而是需要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个人物，需要设身处地的去解读其内心世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淫妇，美丽本身并没有任何罪过，潘金莲并不是一出生就是淫妇，她的沉沦有迹可循。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她的舞台并不大，在害了别人的同时也害了自己，她同样是一位悲剧人物。与西门庆相比，潘金莲身上有着更多人性与兽性的纠结，她的沉沦有着复杂的过程，不能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她身上。
可悲的是，她和西门庆一样，最后都泯灭了人性，完成从人到动物的可怕转变，在末世的狂欢中毁灭了自己。
回到西门庆，回到潘金莲，石钟扬先生的这种还原并非率性而为，而是在对学界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俗话说，不破不立。这首先是一个破的过程，即对学界以往的成说进行梳理和辨析，对不合理之处提出质疑。
以潘金莲为例，作者反对以往流行的红颜祸水的老调，同时也没有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来进行诠释，他的观照角度与以往的研究者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以慈悲为怀，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切忌以骂代评”的态度来观察、评论潘金莲，首先将其作为一位正常的女人，还原其本真面目，然后从人性的角度观察和评价。
黄永玉绘潘金莲
在还原人物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的基础上，石钟扬先生对潘金莲、西门庆这两个人物做出了自己的新评价。
比如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他反对以往颇为流行的新兴商人说，指出这种看法“有悖《金瓶梅》文情与宋明时代的国情，倒有以时下主流文化图解古代作品之嫌”，他将西门庆定位为一个十六世纪即晚明中国的新型流氓，认为他不过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下产生的新丑，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新秀，《金瓶梅》对这位流氓的喜剧生涯进行了十分生动的展示。对这一观点，笔者深表赞同。
看起来是对西门庆这一人物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以往研究状况的反思和质疑。众所周知，西门庆新兴商人说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和前提，那就是明代中后叶，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影响深远，它不仅体现在思想界，而且还影响到文学创作。
基于这种认知，有些研究者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新元素都归结到资本主义萌芽上，不光是《金瓶梅》，甚至有人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视为新兴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照此逻辑，说西门庆是新兴商人也就不足为奇。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说几乎成为解读明清文学作品的一副灵丹妙药，成为一种研究定式和套路。
《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
石钟扬先生提出西门庆为十六世纪新兴流氓的观点就是这种重新审视的结果，它反对夸大资本主义萌芽对明清小说影响的做法，认为不需要戴这样一顶高帽子来肯定《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意义，该书塑造了西门庆一个如此典型、丰满、成功的流氓形象，这正是《金瓶梅》对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正如石钟扬先生所说的，《金瓶梅》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了一个流氓发迹变泰的历史，一个流氓全方位的狂欢，一个流氓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
石钟扬先生对西门庆的这种定性，读者可以同意，当然也可以不同意，但其研究思路和方式是值得肯定，具有借鉴意义的，他在还原人物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的基础上，回到西门庆自身，从人性出发，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观照西门庆，放弃那种机械套用西方理论的惯常做法，这是一种可以接受并值得提倡的研究方式，对此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