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的一天，病床上的陈毅突然吩咐女儿陈丹淮：“今天的日子比较特殊，快去给我煮一碗面条。”

当时的陈毅每天饱受疾病的折磨，陈老总像今天这样精气神十足的时候非常罕见，“爸爸，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看你这么高兴。”

“今天是他老人家（毛主席）生日，我也要沾沾他的光，吃碗长寿面。”当陈毅从病床上艰难的坐起来时，陈丹淮清晰的看见了父亲脸上的憔悴。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陈毅的身体每况愈下，1972年1月6日晚，陈毅元帅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毛主席得知情况后仰天长叹，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执意要参加老朋友的追悼会。

其实除了毛主席之外，党内还有一名干部的内心也十分沉重，此人便是黄克诚。

从湘南起义开始，陈毅便是黄克诚的老上级，虽说两人都曾有过分歧，但始终都把对方视为革命道路上的知己。每当想到与老领导经历过的一切，黄克诚不禁泪流满面。

1940年7月，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为了以黄桥为中心开辟苏北根据地，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奉命率七千余人北渡长江。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拥兵自重，忌惮新四军的势力影响到自己在苏北的统治，所以自从1940年初，韩德勤便时刻关注新四军的动向，时不时的给新四军“使绊子”。

早在1940年5月份，韩德勤就曾唆使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纵队袭击了新四军驻扎的郭村，陈毅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多次提出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但顽军自恃人多势众，拒绝与我军谈判。

6月28日，叶飞、管文蔚等人率部奋力反击，与前来增援的苏皖支队里应外合，成功歼灭韩德勤部三个团，并缴获大量枪支。

即便新四军小胜一场，但陈毅一直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为了表达共同抗日的诚意，陈毅不仅下令释放所有俘虏，还归还了缴获枪支，并让出了郭村。

7月初，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此时的韩德勤并没有接受陈毅的善意，趁新四军立足未稳，派遣其麾下的何克谦部与陈泰运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新四军。经过两天两晚的激战，新四军歼灭顽军2000余人，剩余的敌人望风而逃。

利用这一间隙，新四军在苏北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开展群众运动。在之后的三个月内，韩德勤部又多次派兵侵扰苏北根据地，由于长期以来，韩德勤部下何克谦在苏北不断对百姓进行剥削，当地百姓苦韩久已，所以在群众的支持下，顽军每次都铩羽而归。

10月4日，黄桥决战正式打响，在这一战中，粟裕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以第1、第2纵队为主力，第3纵队为预备队，在敌我双方兵力差距悬殊的条件下，趁敌人没有形成战斗队形，便将敌人分割包围。

由于双方见面时便已经是短兵相接的距离，韩德勤部的远程重火力，几乎发挥不了作用。敌军的一字长蛇阵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新四军斩为几段，瞬间阵脚大乱。

黄桥大捷的消息让津浦路以东一带活动的黄克诚无比振奋，此时他正率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海，南下盐城，准备与苏北地区的新四军共同巩固苏北根据地。

粟裕在黄桥将韩德勤部打的大败之后，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实际已经连成一片，黄克诚部也顺利无阻的与粟裕部在白驹镇会师，新四军面临的形势有所好转。

相比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处境其实要更加艰难，自从南方八省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之后，蒋介石便一直忌惮我党的实力扩张，于是在江西、安徽等地驻扎了大量部队。

至于为什么没有在新四军根据地以北驻军，主要是因为江苏一带已经沦为日战区，蒋介石的故意圈定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其实是想把新四军向北驱赶，借日本人之手消耗我党革命力量。

当时新四军虽说由无党派人士叶挺担任军长，但决策权其实在项英之手，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项英的意志不够坚决，不敢去发动群众，导致新四军根据地的发展畏手畏脚。

这主要是因为项英是王明的忠实信徒，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种思想已经影响到了新四军的发展速度。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我党只有坚决斗争才有活下去的希望，毛主席多次批评王明这种思想。

作为毛主席的拥护者，刘少奇在1938年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负责在华中地区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刘少奇坚定的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束缚，命令新四军和八路军共同创建鲁苏游击区。

刘少奇思想与项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项英依然老老实实的呆在蒋介石、顾祝同画出的小圈子里，所以新四军实际已经分成了两个部分。

“陈粟”所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之所以与韩德勤部发生的冲突，主要还是因为两人坚定的执行了毛主席、刘少奇的战略思想。

黄桥战役对蒋介石的内心造成了巨大震动，于是发出了著名的“皓电”，命名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北上，否则将予以消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汤恩伯、李品仙率领13个师包围了皖东和淮北。

由于项英此前的不作为，多次无视毛主席的警告，因此错过了与陈毅部会合的机会，新四军实际已经被顽军拦腰切断。

面对这种局面，刘少奇倍感压力，他只能暂时派黄克诚率领第5纵队前往华中，准备随时接应新四军。刚刚在黄桥兵败的韩德勤残部正在曹甸休整，刘少奇建议：“我军应该乘胜追击，彻底消灭韩德勤，这样才能打通连接淮北与皖东的通道。”

但是，毛主席考虑到此时周恩来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项英部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所以一直没有批准刘少奇的建议。

随着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部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所有人都意识到顽军下一步计划是想一口吃掉皖南的新四军。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刘少奇不断的催促毛主席立即作出决定。

“打就打吧，但是别把韩德勤彻底打死，只要为皖南新四军打通一条北撤的通道即可。”不难看出，毛主席作出这一决定时是非常无奈的。

对于攻打曹甸，刘少奇和陈毅是非常支持的，刚刚经历黄桥一战，我军士气高昂，此时正是一鼓作气拿下曹甸的好时机。

但黄克诚和粟裕却在战前表达了反对意见，尤其是黄克诚，态度十分坚决：“从抗日大局的角度考虑，我军反击顽军的挑衅十分有必要，黄桥战役正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主动去进攻曹甸一带的韩德勤部，就有了故意挑起摩擦之嫌。”

除此之外，苏北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土匪、汉奸众多，有些土匪受顽固势力的唆使，甚至顶着新四军的名号四处劫掠百姓，导致苏北地区人心惶惶。

反观韩德勤，在苏鲁地区经营已久，兵败之后之所以退居曹甸，正是因为这一地区防御工事完善，有助于坚守待援。而新四军的前身原本是南方八省游击队，缺乏用于攻坚的重武器。

黄克诚认为，当下的任务应该是继续巩固根据地，尽可能的让百姓们相信新四军是为人民而战斗的部队，至于眼下的紧张局面，前线干部应该充分信任周恩来的斡旋。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刘少奇的作战计划，所以黄克诚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会议结束时他无奈的说道：“请组织放心，虽说我不赞成这次作战，但我依然会率领第5纵队全力以赴。”

1940年11月29日拂晓，曹甸战役正式打响，本次战役由陈毅直接指挥，参战部队为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第2纵队、八路军第5纵队。

战役前期，我军在清除曹甸外围火力点时还算顺利。首当其冲的是韩德勤的第89军，在我军的轮番打击下，第89军一路溃败，只能坚守在曹甸、平桥、安丰一线负隅顽抗，我军发挥了擅长运动战的优势，将敌人分割包围。

但是，由于曹甸地区水网密布，地形复杂，韩德勤早已命令工兵在这一代修建了大量的暗堡和战壕，在密集的火力网下，新四军第一天就有200多人的伤亡。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陈毅在12月4日下令各部攻击前进，占领曹甸、安丰，以便获得和蒋介石谈判的筹码。

5日晚，黄克诚率领第5纵队率先向曹甸发起了进攻，为了更好的观察战场形势，陈毅亲临战场。但是，敌人防守顽强，第5纵队多次进攻均被敌人击退。

于是黄克诚建议通过筑垒掘沟的方式切断敌人各个据点之间的联系，然后集中为数不多的山炮、迫击炮逐一压制敌人。黄克诚的办法虽然效果显著，但极为耗时，这与中央军委“速战速决，以打促谈”的方针背道而驰。

中央军委战前甚至提出过“十天结束战斗”的目标，陈毅作为总指挥也非常无奈，只能在13日下达了总攻曹甸的命令。

接下来便是一阵血雨腥风，尽管我军战士无比英勇，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依然未能威胁到韩德勤部的主阵地，我军伤亡2000多人。见无力再组织有效攻势，陈毅只能率部撤退。

攻打曹甸未果之后，我军立即召开了总结大会，由于战前黄克诚一直反对进攻曹甸，再加上第5纵队在战斗中进展缓慢，因此陈毅认为黄克诚消极殆战，在总结大会上对他一顿痛批，并撤销了他的职务。

黄克诚其实也有难言之隐，他说：“我愿意接受组织给我的任何处分，但我有话要直说。不管是在战场上的决策还是党内的讨论，我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大局为重。”面对自己的委屈，黄克诚拿出了无比宽广的胸襟，陈毅见状也没在说什么。

现在看来，对于曹甸战役，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执行层，都没有错，只是大家看待局势的角度有所不同。

皖南事变之后，黄克诚被任命为了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而陈毅担任了新四军的军长。经此巨大挫败之后，新四军急需恢复元气，所以陈毅也就不再给予下属过多的约束，只希望他们能够尽一切努力拓展根据地。

在这一期间，陈毅与黄克诚并没有太多的交流，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我军从各个军区抽调精英干部进入东北，黄克诚有幸入选。

在为黄克诚等人送行时，两人终于敞开心扉，提及了四年前的那件事，陈毅愧疚的对黄克诚说：“当年曹甸战役，是我决策的太草率了，错怪你了。”面对陈毅的道歉，黄克诚会然一笑，率领部队向北驶去，陈毅朝着老部下的背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将，黄克诚共辅佐过四位元帅，他的性格沉着冷静，温文尔雅，但对于真理却无比执着，他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了党内同志的一致好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曾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是为数不多愿意为彭老总发声的人。他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一生都在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