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二开始拜年，成为很多地方的习俗，可是你发现没，今年拜年的人越来越少了，绝不是大年初一国足输给越南给堵的，而是这些年的习惯慢慢淡化了，不仅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拜年，甚至老一辈人也不喜欢拜年了。

年轻人不喜欢拜年，这个很容易理解，面对亲友的灵魂拷问，没有几个人能够招受得住。从年收入，到是否有对象，再到什么时候要孩子，以及存款多少等，总有一个问题，让你想找个地缝钻下去。

年轻人害怕灵魂拷问，不选择拜年，可以理解，那么老一代人为什么也不喜欢拜年呢？

拜年这个习俗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我们从1000年前的开封导游手册《东京梦华录》里可以看到，从初二开始，各家族之内就开始跪拜自己的长辈，同辈之间也要相互拜年问候，平日里不大往来的，也会选择在拜年的时候登门拜访。

可是在今天的开封，这一习俗早已经淡化，人们对于这一“陈规陋习”早已经很难适应，取而代之的是打牌，玩游戏，或者看电影、看电视等。那么这个已经形成了上千年的习俗是如何逐渐消失的呢？

有些人说是因为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人们天天刷短视频，哪有时间拜年啊？实则不然，拜年这个习俗的消失，是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悄然转型，正在从过去的熟人的宗族社会，逐渐过渡到由陌生人组成的“去熟人社会”。

什么是宗族社会呢？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当中，利用血缘这种人类最原始，最天然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巨大的同心圆。

当然，这种血缘关系也有亲疏远近之分，父母、兄弟之间是最强的血缘关系，处在内圈，随后是叔辈的，表亲等，圈层逐渐放大。就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当中描述的那样：过去我们的宗族社会，亲疏远近，就像池塘当中形成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外延伸，最后直至消失。

所以在过去，对任何事情我们不分对错，只分远近。比如说你妈和隔壁的王婶吵起来了，这时候你不能先分清楚事情的对错，更不能隔岸观火，一定要亲自下场帮助你妈。那如果隔壁王婶是你丈母娘呢？如果是在过去，你肯定是要帮助你母亲的，因为她离这个圈子更近。

之前很好奇，英文当中把叔叔、舅舅都叫uncle；姑姑、小姨都叫喊aunt，也就是说他们不分什么叔亲、表亲，只分男女。原因很简单，因为继承关系顺序是uncle＞aunt所以要分清楚性别。

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宗族关系当中叔叔、舅舅、小姨、姑父分得这么清楚，也是有亲疏远近之分，比如《红楼梦》当中，如果本家没人了，舅舅王仁就可以把巧儿给卖掉。

这种亲疏远近也就意味着继承权的先后顺序，在过去祖祖辈辈都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在没有额外多余土地的情况下，你要么继承父辈的土地，要么种宗族当中共有的土地。脱离土地，你要么去做土匪，要么活活被饿死，想去大城市打工，门都没有，打工需要熟人介绍不说，整个全国都在种地，也没几个工作岗位供你打工。

即然大家都种地，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产，你不讨好你父亲，讨好族长，还需要讨好谁呢？过去乡土社会遵循“皇权不下乡”，百姓之间什么事情都是由本地乡绅、族长来决定，甚至有些地方族长拥有生杀大权，比现在村长权限大多了。

90年代有一部《被告山杠爷》非常火，那里的山杠爷就是典型的族长，山杠爷管理方式非常粗暴，不但可以私拆别人的信件，甚至能够动用私刑，进行严刑拷打。好像那个年代，大家也没觉得这事是个问题，是不是合法？

所以在过去，逢年过节的时候，首先要去跪拜族长，之后按照长幼尊卑依次给亲戚们拜年。拜年即是增进感情，彼此互动的好机会，同时还是讨好长辈，确立秩序的一种仪式。

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你会发现村子之前的规矩都开始悄然开始改变，很多人都去了城里打工，一年也见不上一面，别说七大姑八大姨不认识，甚至隔壁村的乡亲你也不认识。久而久之，村里的邻居之间不再互相熟悉，彼此之间也没有利益瓜葛，别说族长说话不好使，就是亲生父母也管不住儿女。

前几年流行杀马特，我们村何大爷家儿子染了红色的爆炸头就回家了，结果没把何大爷气吐血，何大爷拿着竹棍就要打死亲儿子，结果儿子年没过又回深圳了，几年都没有回来。

当新一代年轻人不再依赖土地，上一辈的土地资产就一文不值，父辈就没有任何“把柄”握在手里。当族长手里没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拜年就变得毫无意义，年轻人回来拜年更像是一种施舍。

我们村里之前的村长，瘫痪之后，几个儿子都不管了，住在村头抛弃的房子里。我们过年回去看他的时候，之前意气风发的村长老泪纵横，那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

大家不拜年不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而是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之前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正在被后工业化去熟人社会所取代。

所谓的去熟人社会，大家不再依靠“血缘共同体”，而是遵照社会规则建立彼此的联系。最典型的就是找工作，不知你发现没，那些通过“七大姑八大姨”找到工作通常不靠谱，还不如在某平台上随意找的工作。

这就是大家不再拜年的底层逻辑，过去依靠“血缘共同体”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陌生人社会。

当然在陌生人社会当中，还有另一套游戏规则。在里德·霍夫曼《联盟》这本书当中认为，整个社会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你是否在网络节点上。比如说过去的族长，所有的公共事务都需要通过他们来裁决，所以他是这个网络的节点。

在单位里当然是老板或者决策人，而在非正式网络当中，比如老乡、校友、同事关系当中，往往是那些对网络有巨大帮助，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在这个网络当中，大家认可的可能不是权威，而是情感、认同或者声望。

所以你看到一个现象，大家不再拜年了，但是却趁着假期，去拜访玩得比较好的同事，感情比较深的水友，或者素未谋面的偶像。

不再喜欢拜年，不仅是年轻人，老一辈也不再喜欢拜年。当然不是什么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悄然变化，我们正在由过去的熟人社会逐渐过渡到由陌生人组成的非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