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王光辉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到山东青岛的一家医院工作。作为医生,王光辉对自己的健康格外关注,刚来青岛的几个月,他忽然出现了淋巴结肿大、拉肚子等艾滋病窗口期的症状。他不敢去自己所在的医院做艾滋病检查,万一被同事知道就在单位里抬不起头了。于是他前往疾控中心验血,3天后,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一瞬间,王光辉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当时王光辉由于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些同志人士,并为他们成立了一个活动中心,可以在这里打游戏、搓麻将,休闲放松。从疾控中心检测后回家路上,王光辉一直回想着刚才疾控中心医生的话:“像你一样‘恐艾’的人不少。”在他读大学时,同性恋就已经从精神疾病中剔除了,但老师依然说同性恋会得艾滋病,于是他特别想邀请疾控中心主任到他的活动中心指导指导。那个时候,王光辉的潜意识里已经在想为艾滋病防控做点什么了。
王光辉在街头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从休闲活动中心到VCT检测室
疾控中心主任在王光辉的邀请下参观完简陋的活动中心之后,建议王光辉可以给同志人士做艾滋病检测。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光辉深知这一人群听到“艾滋病”3个字之后那种心里一哆嗦的感觉,他只希望来这里的朋友们都能轻松、舒服、自由自在。
王光辉回忆说:“当时听完疾控中心主任的话,我虽然心里没底,但仍然花了两天收拾出一个房间,用大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杂物盖好、隔开,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的标签(VCT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后来这个检测室接待过近千人。”
王光辉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病的人是一位从事夜班工作的朋友。那天,这位朋友只是下班之后来这里玩,到了晚上9点多,只剩下了王光辉和那位朋友。采血、滴到试纸板上,不到5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
王光辉为志愿者做培训 转入正轨:防艾志愿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让王光辉没想到的是,从他的VCT检测室开设以来,一发不可收拾:当时不仅在青岛,哪怕是在全国范围内,艾滋病检测还不像现在这样被同志群体所熟知,所以很多人都是来他这里做首检;而到了2014年,他做艾滋病检测已经达到了四五百人次,2015年突破1000人次,2016年更是逼近2000人次。
“后来检测的人越来越多,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找人来一起做这份事业。我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从医院辞职,专门从事艾滋病检测与服务。1个月后,我从医院辞职了。”王光辉回忆说。从那时起,他就坚定了一定要正规发展的决心,首先进行了民政注册,并特意把“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服务登记证的复印件交给物业。
艾滋病感染者妻子顺利怀孕生子作为医生出身的王光辉知道,艾滋病并不是同志群体特有的,只要有高危性行为,就会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017年春节刚过,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通过互联网找到王光辉这里。这位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时发生了高危性行为,春节前出现了艾滋病急性期症状,他提心吊胆地上网偷偷查询,越想越怕,更担心传染给妻子。“不敢去医院,害怕泄漏个人的隐私,也实在难以启齿,不知道咋告诉妻子。”男人终于鼓足了勇气,说了实话。王光辉当场为他们采血做了快速检测后,丈夫的两次快检结果均为阳性,妻子为阴性。妻子当场哭了起来,任凭泪珠往下掉,双手一直紧紧挽着丈夫的胳膊。“我该怎么照顾他?他要好好的活着,我还要给他生孩子。”妻子一句话把王光辉也给说感动了。
如今,这位妻子在青岛当地疾控和医院的指导下怀孕产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给王光辉送来了象征喜庆的红皮鸡蛋,说他们两口子商量好了,让孩子认王光辉当干爹。王光辉为高危人群做检测 让艾滋病大学生回归正常生活
太多的人喜欢给艾滋病感染者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殊不知,不少人都是意外感染的,和道德没有关系。
“是光辉哥吗?”2017年7月,一名刚参加完高考的男孩把电话打到王光辉这里,他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了。这名男孩来自单身家庭,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自我感觉高考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于是就在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个网友邀请邀他去“放松心情”。然而到了那家约定好的快捷酒店,推门进去的一刻,男孩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房间绝对不止来过他一个人——地上的拖鞋、浴巾横七竖八。男孩想走,但网友挽留他。男孩经不住劝说,边和网友哭诉高考失利的痛苦,边发生了性关系。几天后,男孩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腹泻等症状,并从网上搜索到了艾滋病的信息和王光辉的手机号。
王光辉回忆说:“当时我给他用了两种试纸快检,特别希望这个男孩不会中招,但当两个试纸的第二条线都出现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舌头也开始打结。”那天,王光辉陪这个刚满18岁的男孩走了很久,男孩的情绪在王光辉的宽慰下慢慢平复,并表示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就在拿到确诊艾滋病感染阳性报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某985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几年,男孩每年都给王光辉拜年,他生活得很好,并准备考研。
王光辉参加防艾节目 和艾滋病感染者处成亲人也许很多人“谈艾色变”,但在王光辉看来,艾滋病感染者是他某种意义上的亲人。他接待过一位78岁的老人,老人身上长了疱疹,总是痒,旁人把他推荐到王光辉这里。经过检测后,老人果然是艾滋病感染阳性。这名喜欢旅游的老人,发生过不少次没有防护的性行为,他自己根本记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了。在医院里,医生为老人开了复方新诺明,没想到两个月后,老人又把剩下的复方新诺明给王光辉送了过来,表示可以免费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接过药的一瞬间,王光辉被老人的善心感动了。
王光辉说:“开始全职做艾滋病检测和服务以后,我长时间坐着,接待咨询、写报告、做记录,硬生生坐出了腰椎病。不过换回的是艾滋病感染者的信任,甚至是生命。”在得到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经费的支持下,王光辉被朋友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华丽转身”——逐步得到更多业务技能上的支持后,检测目标群体也扩大到监狱人群和药物滥用人群。从2019年起,王光辉和他的伙伴们有意识地对药物滥用人群推广暴露前用药,减少艾滋病感染的几率。“大家能听得进我的喋喋不休,靠的是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信任。”王光辉感慨道。
事业虽然崇高,但作为公益组织,团队的运转主要依靠来数额有限的政府购买服务,仅从收入来看的话,与之前专职从事医疗工作相比,王光辉的牺牲可谓不小。虽然经济上不能跟过去同日而语,但他帮助很多人找到了归属感。就像他说的,金钱能够买来房子,但买不来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