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的一个晚上，刘子奇正处理着广东军区副司令员的日常事务。办公室的电话骤然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他接起电话，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电话另一端，罗荣桓直接进入正题：“老刘啊，你想定什么军衔啊？”

刘子奇一时语塞。军衔的评定怎么会由自己来决定？然而，思索片刻后，他意识到，或许他的军衔评定遇到了某种困难。这一问题背后，隐含了更多的复杂思考，而罗荣桓的问话无疑加深了刘子奇心中的疑虑。

他回忆起自己在革命生涯中的经历，感受到这个问题的沉重分量。从少年时的染布工，到抗日战争中的指挥官，刘子奇一步步走来，对自己的贡献与能力一直有着深刻的认识。

刘子奇的早年经历充满了艰辛与奋斗。小时候，他的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的困顿让年仅8岁的刘子奇进入了纺织厂做学徒工。家乡浏阳县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城，但工人们不堪政府和军阀的压迫，纷纷自发组织起工会，展开罢工抵抗。

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声响彻大地，刘子奇也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凭借在工会中的经验和组织能力，他迅速成为浏阳游击队的一员，并在1930年晋升为师长。入党仅3年便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刘子奇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师长这一职务，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刘子奇经历了无数战斗。他曾跟随彭德怀攻打长沙，随着局势变化，又不得不撤出长沙。为了弥补自己的知识短板，他多次主动要求降职学习，先后在随营学校和红军大学进修。正是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使得刘子奇在战场上能不断调整策略，在作战中展现出色的指挥能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子奇被任命为参谋长，与陈伯钧、王震等人搭档，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然而，他依旧对自己的能力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多次与日军交手后，刘子奇逐渐意识到自己在面对现代化的日军时，战术上有着不小的差距。因此，1942年他再次申请离开前线，前往中央党校深造，提升自己的军事理论水平。

抗日战争结束后，刘子奇仍活跃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的出色表现使得他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期间，他转战东北，参与了四平保卫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他始终对自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尽管战绩斐然，但相比于那些牺牲的战友，自己的贡献或许还不够。

正是这份自知之明，使得刘子奇在接到罗荣桓的电话时，迅速作出了回答：“一切听组织安排，我毫无怨言。”

电话那端的罗荣桓笑了，刘子奇这句话等于把问题又抛回了罗荣桓手里。事实上，这次电话并非罗荣桓个人的决定，而是经过毛主席点拨之后的行动。毛主席曾建议：“让他自己定。”罗荣桓对刘子奇的态度心知肚明，听完他的回答后，心里也终于有了答案。

军衔的评定，表面看似风光无限，但背后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定得低了，可能会让人感到心寒；定得高了，又难免招致非议。这不仅仅是军人的荣誉问题，还关乎军队的团结和士气。

其实，刘子奇并不知道，1955年的军衔制度是在中国军队建国后才真正开始实施的。虽然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十大元帅”等称号似乎与新中国的成立息息相关，但事实上，军衔制度直到抗美援朝之后才被确定下来。彭德怀元帅一直致力于推动军队的正规化，特别是在军衔制度上，力求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评定体系。

在评定军衔的过程中，资历与战功成为最为重要的考量标准。刘子奇的资历无疑是足够的，他的起点就是师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多次经历使得他在资格上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在战功方面，他由于几次主动要求学习，错过了不少重要的战斗机会，导致战绩相对而言并不十分显赫。相比之下，同为刘子奇战友的陈伯钧、王震等人，由于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毫无疑问地被评为上将。

1955年9月的授勋仪式上，刘子奇最终被授予了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