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被誉为中国古代最鼎盛之一的时期，长安城雄踞东方，尽显帝国威仪。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为唐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府兵制，在王朝鼎盛之际却开始瓦解；而长安，自唐以后，再也没有王朝将其选为都城。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均田制分崩离析，府兵制的衰落，安史之乱的肆虐……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颗不显眼的种子，早早埋下了兴与亡的预兆。

在唐开元二十二年的五月，一个和煦的日子的晨光中，皇家花圃里，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着他的太子和皇子们，收割着去年播种的冬小麦。他深情地对儿子们说：“这些麦粒，将来将用以祭拜祖先的圣庙，因此我们必须亲手收割，也让你们体会耕作的艰辛。”这些神圣的麦子后来被赐予近臣，因为唐玄宗认为，“派人探查民间庄稼实情难获真相，唯有亲自动手，方能深知收成的丰欠。”(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

然而，唐玄宗或许不知，他的祖辈们并非依靠丰饶的小麦粮草打下江山。可以说，正是由于缺乏麦子的困境，他的先祖们——从李治的曾祖父李虎开始——才能够与群雄逐鹿，最终奠定了辉煌的唐朝基业。

历史的故事总是千变万化，但在这个故事中，不起眼的小麦成为了某个关键的线索。

千古一帝唐太宗

时光倒流近两百年，西魏大统三年的十月初二，那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日子，宇文泰永生难忘。在南北朝时期，东魏的实力明显优于西魏。那一年的夏天，高欢治下的东魏小麦丰收，而宇文泰的西魏关中却是干旱严重，军粮告急。

面对东魏的强大压力，宇文泰在沙苑之东的渭曲设下伏兵，兵力不足万人，而高欢率领的二十万大军横渡黄河，直取长安。一场激战之后，虽然高欢损失惨重，但宇文泰深知胜利的侥幸，背后是深深的忧虑。东魏的经济实力雄厚，高欢掌握大部分鲜卑贵族，而西魏的兵力和粮食储备都远远不足，粮荒如芒刺在背。

为了抵抗高欢，宇文泰开始重用汉族地方武装，即乡兵。西魏大统八年，他将关中六镇军人编为六军，自任统帅，创立了府兵制。在这个制度下，府兵及其家族皆入军籍。最初以鲜卑族为主的府兵，在对抗东魏的过程中，吸纳了大量汉族民兵，如部曲、乡兵、乡义等。而宇文泰能够将关中地区的乡兵组织起来，正是基于当地百姓“不喜好种植小麦”的传统，以及自魏晋以来冬小麦种植面积的萎缩。这颗看似微不足道的种子，却在历史的棋盘上，悄然改变了胜负的天平。

在中华北土，黄河如一条巨龙蜿蜒而过，其流域东西两侧的农耕文化，承载着主粮种植的鲜明差异。自战国时期起，关中以及雍州一带便以黍、稷为主要的粮食作物，而麦子的身影却鲜少出现在史册之中。与此同时，在东方的豫州、青州、兖州等地，因气候土壤的得天独厚，麦作已颇受欢迎（《周礼·职方氏》有所记载）。虽然麦作在西亚早已被驯化，且在我国的商周时期便有引种，但在关中这片土地上，其推广之路却是曲折反复。

横贯的秦岭如同天堑，截断了南北交流的气流，加之关中深居内陆，东太平洋的水汽难以充分滋润这片土地，冬春之交，寒流南下，风干物燥。与耐旱的黍、稷相比，麦子虽然同样属于旱作，但需水量却是粟的两倍，尤其在冬小麦春季拔节抽穗的关键时期，对水分的需求更是迫切。因此，在关中的粮作版图中，黍、稷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麦作只能长期屈居其次。

至汉武帝时期，关东出生的董仲舒针对连年战争导致的国力消耗，提出增产粮食的建议。他呼吁，关中百姓应转变习惯，多种植冬小麦，不可错失农时（汉·董仲舒《乞种麦限田章》）。然而，这一提议并未迅速得到重视。直至汉成帝年间，同样来自关东的氾胜之以轻车使者的身份，开始在关中三辅地区大力推进麦作的发展。伴随着汉武帝时期水利设施的全面建设，关中地区的麦作终得繁荣。

与此同时，黄河中下游的关东地区，却是“西方”麦作的反转之地。因黄河至此地势平坦，流速减缓，泥沙沉积，每当汛期河水泛滥，退去后留下的泥沙使得滩涂地变得异常肥沃。冬小麦不仅得益于黄河水利之便，更在汛期后播种占据优势，因此深得当地民众的青睐。

然而，自魏晋以来，北国兵燹连连，人口锐减，流离失所者众，北方人口压力的减轻，使得关中的麦作推广再次受阻。《晋书》中关于自然灾害对麦作损害的记载，多发生在关东地区。到了北朝时期，冬小麦的种植已主要集中在关东，即东魏的统治区域，而关中的种植范围依旧有限。从考古发现的水磨、水碾分布情况来看，北朝时期这些加工小麦的工具多集中于洛阳周边及太行山东侧的河内地区，关中和河东以西则依旧罕见。

由于东魏与西魏在粮食结构上的微妙差异，尤其是对麦作重视程度的不同，双方的军力天平逐渐发生了变化。在东魏的疆域内，冬小麦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那里的汉民们依靠麦子的顽强越冬，与粟、豆等农作物构成了两年三熟的轮作体系，他们的辛勤劳作也因而变得更加漫长。高欢，这位骑马上的鲜卑贵族，带着自豪的语气，对那些站在麦田中的汉民如此宣称：“鲜卑是你们的客人，你们提供粮食与丝绸，我们则负责战斗，守护国境，安抚百姓。”（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梁纪十九》）

而在宇文泰统治下的西魏土地上，汉民们更倾向于种植粟，坚守着“百亩之田，必春耕、夏种、秋收，而后冬食”的农耕传统。

正是由于这种农作物结构导致的农时差异，东魏与西魏的讲武练兵、大阅巡狩开始出现了时间上的分歧。根据后世统治的惯例，北周（西魏）的军队巡狩主要在四月、五月，以及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进行（唐·令狐德棻等《周书·武帝纪》）；而北齐（东魏）的巡狩则主要集中在十月（唐·李百药《北齐书·文襄纪》）。

东魏与西魏的对峙，如同“针尖对麦芒”，彼此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发生了分化。公元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在玉璧城下，长安乡的将领韦孝宽带领不足万人的部队，顽强抵挡了高欢的十五万雄狮。这位52岁的枭雄，以不屈不挠的坚韧，强攻五十余日，留下七万尸骸后，满怀愤恨离去。两个月后，高欢病逝。临终前，他终于明白，即使他统治的关东土地能产出更丰富的麦子，但他旗下的鲜卑战士已无力再战；而关中崛起的这支兵民合一、上马能战、下马能耕的新军，已成为他再也无力击倒的对手。

公元550年（西魏大统十六年），西魏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军事统治体系确立，形成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中，包括了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隋末唐初群雄之一的李密的曾祖父李弼，以及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他们通过联姻的方式，构筑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壁垒。自此，那些名字镌刻在天下争夺战中的英雄及其家族，延续了他们的影响力，覆盖了接下来的两百年时光。

漫步于大唐“开元盛世”的画卷中，若唐玄宗李隆基伫立在首都长安的巍峨城头，无论是俯瞰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还是远眺辽阔无垠的关中平原，他所能目睹的景象定与历代帝王有所不同。

唐代石磨偶

在唐初，那六个献上贡麦的州府，那十六个呈上瑞麦的地方官，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膏腴之地。而在关中地区，麦子的地位尚显微薄，被当地居民轻视为“杂粮”。在贞观年间（公元627年至649年），国家的税赋以粟为主，唯有粟米稀缺之地，才允许以稻谷或麦子替代；即使是长安城中的王侯贵族，他们从皇帝手中领取的俸禄，也都是以粟计量，不足之时，便以盐来补充。

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适逢粮食大丰收，粟米的价格跌至五钱一斗，而在那样的年景里，小麦竟无资格登上粮食市场的舞台（《旧唐书·高宗纪》有所记载）。对小麦的排斥，亦与当时医书的记载有关——古医书中常提及“麦毒”，言小麦内含“热毒”，食之恐致病，甚至夺人性命。然而，大唐显庆二年至四年（公元657年至659年）间，《新修本草》这部“国家药典”终于为小麦正名，指出其无毒。

与此同时，众多仰慕大唐辉煌的西域商贾纷至沓来，他们不仅带来了珍奇的商品，更将独特的饮食文化带入这座国际化的长安城。在唐玄宗的视野中，长安城内东西两市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各种珍奇货物汇聚，无数人从远方迁居至此，寻觅生机，人口近百万，其中不乏来自阿拉伯、波斯、粟特等地的商人。随之而来的胡饼、面条等食物也逐渐在人群中流行起来。

随着小麦面粉需求的增长，加工冬小麦的石磨成为长安王公贵族们争夺的焦点，竞相用以谋利，权势显赫的太平公主亦参与其中。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李元纮——后来成为唐代著名宰相的人物，当时尚任雍州司户参军，接到一起投诉：一处寺庙的大石磨被抢，原来是太平公主看中，竟遣人占据己有。面对上司窦怀贞的劝说，身为区区八品官的李元纮坚持依法办事，判定太平公主归还石磨，他在判决书后写道：“南山可移，此判不可动摇（《新唐书·李元纮传》记载）”。

饥饿的大地敞开怀抱，温润的关中平原深情接纳了金黄的小麦，那是希望的种子，亦是生命的源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西域的饮食新风不过是过眼云烟，而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天下太平与人口的增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填饱肚子成为了首要任务，让人无暇他顾，无法挑剔。

虽然关中自诩为千里沃野，然而，其出产的粟米却难以满足京师的口粮之需，更难以抵御不期而至的水旱灾害。自618年唐朝建立之初至742年，短短百余年间，关中的人口已翻了一番有余，从141.7万激增至309.9万，这个数字还未包括皇族、宦官、宫女以及庞大的驻军。人口的剧增带来了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关中的粟米供应显然力不从心。

唐太宗与唐高宗时期，长安城已需依赖东南的漕运来补充粮食，每年约有“二十万石”的粟米沿着水道运抵。到了742年，数百艘满载着物资的船只自渭河浩荡而来，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宛如一条巨龙游弋，壮观地驶向长安。

随着人均耕地面积的缩减，关内、河北道、河南道等地变成了人口密集的“狭乡”。在这片土地上，农民们被迫想方设法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存挑战。

在640年，唐太宗李世民计划前往同州校猎，时任栎阳县丞的刘仁轨上表劝谏，言及甘雨及时，秋稼丰收，穷苦人家尚需时日收割完毕，期望皇上的出行能稍作推迟。此时，关中已有农民开始尝试粟、麦轮作复种，以此提高土地的产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耕作与养地技术的提升，使得轮作复种制得以完善，尤其是以粟、麦为主的冬夏作物轮种。冬小麦在轮作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作为越冬作物，它与其他作物搭配，有效增加了农田的种植和收获次数。

长安城外，农人们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他们的劳作围绕着冬小麦的生长周期而展开。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小麦在关中大地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同金黄的希望在田野间蔓延开来。

在这里，历史的脉络犹如一条波澜不惊的长河，静静地流淌。从那朴素的粟米、麦饭，到细腻的面条、香酥的胡饼，悄无声息间，万物更迭，时代变迁。伴随着关中平原冬小麦的种植面积日益扩大，二年三熟的耕作制度逐渐成熟，农民们耕耘、耙土、锄草的劳作愈发频繁，劳动的时长与强度亦随之加剧。在这冬小麦生长的季节，即农历十二月、正月、二月，唐朝初期，府兵的训练恰逢此时：岁末寒冬，折冲都尉领着军府兵马，讲武论战，操练不息。（详见《新唐书·兵志》）

唐三彩

折冲府，这一唐代府兵组织的称号，肩负着中央集权的使命。其分布遵循“以关中之众镇四方”与“内重外轻”的原则，关内道——即长安所在地——设置了280余个折冲府，拥有府兵26万余人，占据了全国折冲府及府兵总数之半以上。而河东道，作为唐王朝的发祥地，其与关内道的折冲府合计，更是占据了全国总数的65%。

那些冬日里左手持犁、右手执刀的府兵，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成为一名校场上的骁勇战士，还是一位田间的出色农夫。他们会选择哪一方？

从现今发现的文献来看，府兵们更倾向于投身土地的怀抱。他们肩负着一个日常职责——“番上”，有的赴京师执勤，有的在地方服役。在春耕与秋收的季节，请假条和因延误服役而受罚的记录便多了起来。

为了兼顾府兵的农事与军训，训练时间不得不缩短，有时甚至直接取消。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一次计划中的冬季练兵，因有关部门认为时间紧迫而建议推迟至次年春天，尽管宰相王方庆力主练兵不应违背农时，武则天最终取消了冬季练武，春季亦未曾实施（《新唐书》有载）。那一年，讲武的计划或许就这样落空。

与此同时，唐初连年征战的损耗，也给府兵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兵农合一的府兵，因农时的变迁，投入军事训练的时间日渐缩短，导致战斗力逐步削弱。帝国边疆的挫折接踵而至：670年，薛仁贵的五万府兵青海大非川战败；678年，李敬玄的十八万唐军在吐蕃再尝败绩；696年八月，唐军在黄獐谷不敌契丹，被困骑兵全军覆没；697年三月，东硖石谷之战，唐军溃乱中被契丹全歼。

那些曾立马横槊的府兵，如今已无斗志。每次征发，长安街头常见“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凄凉景象（杜甫《兵车行》）。

唐玄宗

终于，在737年，唐玄宗李隆基下诏，令诸镇节度使按需招募自愿长守边疆的军人，不再从内地征调府兵；到了749年，鉴于军府已无兵可交，折冲府的文书传递终告停止。关陇贵族依存的府兵制，终成历史。

在唐初的广袤土地上，均田制犹如一幅宏伟的画卷，以租庸调制为基石，适度放开土地买卖的阀门，试图构建起一个和谐而均衡的农业社会。然而，随着人口的繁衍与豪强的土地兼并，政府渐渐失去了实行均田制的土地资源。男丁们分配到的土地日益减少，而需缴纳的租庸调却依旧沉重，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纷纷逃离故土，使得均田制逐步瓦解。到了安史之乱的尾声，即唐乾元三年（760年），国家户籍上的人口已锐减至不足190万户，凄凉的景象让人叹息。

战乱之后，土地的兼并趋势更为剧烈，加之军费开支的庞大需求，赋税制度陷入了混乱之中，租庸调制终成历史名词。

唐永泰元年（765年）的夏天，关中京畿的麦田金黄一片，麦浪翻滚，预示着丰收的到来。时任京兆尹的第五琦，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向唐代宗提出了一个新的税制构想——征收京兆百姓的麦税。这一提议，基于古老的“什一税”原则，即每十亩田收取一亩的税。唐代宗批准了这一提案，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麦子为课税对象的麦税。

到了唐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倡导下，“两税法”应运而生，统一了各项杂税，并将麦子明确为征税的对象。所谓“两税”，即是分别在夏、秋两季征收的税种。冬小麦等冬期作物在初夏收割，被称作“夏麦”或“夏粮”，而粟与其他夏季作物则在秋季收获，得名“秋稼”或“秋苗”。夏季征税，实际上就是针对冬小麦的种植与收割时节。

唐元和三年（808年），新任左拾遗白居易目睹了陕西杜陵一带的旱魃肆虐。三月的旱风无情地吹拂，使得麦苗枯黄，死亡成片；九月的早霜，又让田里的庄稼未熟先枯。关中地区的农民在粟与麦的轮作中挣扎求生，而那些基层官吏对灾情视而不见，反而为了奖赏而横征暴敛。白居易为减免税收而上诉朝廷，却未曾料到，多数受灾百姓已在严酷的官吏压迫下，被迫典当土地以交纳税赋，使得免税的诏令成了一纸空文。《杜陵叟》一文中，白居易记录了这段让人心酸的历史。

唐帝国的衰微并非一日之寒，战场上的连番挫败，尤其是安史之乱的剧烈震荡，不过是大厦将倾的序曲。白居易笔下的干旱灾害，不过是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一抹缩影。在那个时代，帝国心脏长安的崛起，关中地区人口的剧增，带动了小麦种植面积的疯狂扩张，却也成为压垮生态环境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麦，这种耐旱的农作物，其需水量却是粟米的倍数，尤其在冬去春来，拔节抽穗之际，对水分的渴求更是迫切。长期的过度开发，让关中这片沃土的生态承载力逐渐发生变化：土地被剥削得体无完肤，森林急剧萎缩，天然植被几近绝迹，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日益下降。往日“八水绕长安”的壮丽景观不复存在，泾水、渭水、霸水等河流量逐年减少，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在汉代，为了驯服水患，滋养农田，汉武帝大兴水利，修建渠道，然而到了唐代，这些水利设施却因渠道淤塞、农田抬高而破败不堪，灌溉体系名存实亡。黄河流域的开垦面积越大，水土流失的破坏力也越强。唐代关中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进一步崩溃，旱涝灾害的频率远超汉代，旱灾几乎每2.37年一次，水灾每3.37年一次，环境警报频频响起。

在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下，龙首、清明等人工渠道相继干涸，而“两税法”的实施更是让政府控制土地和人民的能力减弱，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变得举步维艰。

小麦引发的连锁反应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当唐帝国统治者不得不放弃长安时，黄河文明也陷入了历史的低谷。北宋开宝九年，赵匡胤在回洛阳祭祖的路上，心怀恢复汉唐雄风的梦想，仍旧念叨着“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然而，唐末五代的长安已是满目疮痍，再也无法承载他的壮志。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一语，让宋太祖赵匡胤最终放下了心中的纠结。

金色的麦田在微风中起伏，如流动的金子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辉煌，却也暗藏了文明衰落的种子。正如古埃及尼罗河两岸的沙漠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盐碱化，那些曾经孕育了灿烂文明的土地，如今却荒芜不堪。

这一切，与我国“九曲黄河万里沙”的景象惊人相似。然而，华夏文明有幸拥有另一条母亲河，人们在东迁南移中，继续书写着文明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