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冠群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杨冠群：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独当一面

1987年，我奉调曼谷，主持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处的工作，因为原驻曼谷的副代表还没有返回，因此离开华盛顿后，在外交部国际司等待了一年，每天都要坚持学习最新的文件、电报，了解国际最新动态。我以国际司参赞的名义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外事活动，但仅限于参与，并未负责，算是过渡期，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养精蓄锐。

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正代表由驻泰国大使兼任，日常工作由我负责。外交部的领导曾说，这个“副代表”相当于副大使，但中国没有这样的头衔，因此不好使用。其实我不是很在乎职位高低，但这个副代表却也特别，是那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命的，我上任与离任也都见报。

曼谷和美国的外交环境相比又有许多不同，在美国，心心念念的只有美国的事务，而泰国情况就复杂多了。在曼谷的四年半，工作十分繁重，我经常出入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总部、其他国际机构和泰国外交部大楼交涉或办事，出席曼谷或外地举行的国际会议。我有时还担任各国常驻代表咨询会议的轮值主席，兼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照顾来泰国与会或访问的国内代表团。

1988年4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年会在雅加达举行，杨冠群（左）同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右）亲切握手。

此外，在曼谷还有20名国内派出的、在各个国际机构任职的国际职员，其中近半数是司局级干部。他们拿的是国际机构或联合国的工资，而代表处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拿国家的工资，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均需代表处予以关照。

在曼谷，忙得团团转是常态，无所谓节假日。泰国政府、华人社团，或是访泰代表团举行活动，许多时候我都要代表使馆出席。

有一次，泰国国会组织同大使馆的联欢，到泰国西北游览，我们去了十多个人，便由我带队。有时还要离开泰国，到印尼、老挝、韩国等出席联合国的会议。泰国华人中以潮州人居多，因为我会说潮州话，领事部门的活动我也要摊上一些……

巨大的工作压力

我们在泰国工作，不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有一条原则必须遵循——维护国家尊严。小冲突无法避免，例如游乐场上出现台湾的“国旗”等，但是大的问题上便不可绕开。

亚洲理工学院的校园大门，它是一所设立于曼谷的国际性研究生院，海峡两岸均有学生就读于此。

曼谷的亚洲理工学院是一个国际出资、泰国管理的高等学府，历来与台湾关系密切，不少中国大陆留学生也在这里学习。台湾的学生多数是退伍军人，活动十分猖獗，常把他们的“国号” “国旗”在校园内搞得沸沸扬扬。

我到任后就想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但是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干预不可能奏效，因为台湾每年为该学校捐款50万美元，而大陆穷，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经济力量。但我考虑我们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可以一试。

就在这座标有AIT（亚洲理工学院）字样的院部大楼里，作者和院长曾发生了一次有关台湾旗子问题的争执。

后来由于大使馆和代表处的不懈努力，加上泰国政府和其他建交国家的密切配合，终于把“台号” “台旗”撵出了理工学院。

1988年，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第44届年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从这座五星级酒店下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与会国的国旗。前排右起第五面正是中国的五星红旗。

还有一次“国旗事件”发生在印尼。1988年亚太经社会年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当时中印（尼）正处于断交状态，代表处的同志作为先遣队先期到达准备。

会议开幕的前夕，会场外的五星红旗被反华分子扯了下来。代表团召开了紧急会议，最后托人找到了苏加诺总统，严正声明：若不恢复悬挂中国国旗，我们将拒绝出席开幕式。最后终于取得胜利。

维护国家尊严的另一个事例是促使联合国纠正了它的各种机构对台湾的称谓。那些年，联合国的文件提及台湾时，或称它为“台湾”或“台湾省” “台湾，中国省”等，它把台湾作为主体，给人印象它是同中国大陆并列的一个国际实体。

为了澄清观念，代表处通过亚太经社会把问题提到联合国总部，总部终于发出通知，根据我们的要求，将台湾的称谓定为“中国台湾省”，此正名延续至今。

我还在外交部和使馆的领导下，妥善处理了一些棘手的涉外婚恋和违纪遭敲诈案。清晨和半夜他们都可能来找，节假日更是他们“汇报”工作的时间。

应当说，我在管理和协调国际职员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出了我的对外工作。值得欣慰的是，这些问题的处理还算妥当，对个别人员的公正处理，可以说对他们的后半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那时，美国步步紧逼，苏联苦苦挣扎，在国际机构里和国际会议上，我们“坐山观虎斗”，深切体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1991年苏联解体，美一霸独尊，我们的外交面临了更大的压力。我在之前撰写的书中提及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脑血栓袭来

1991年9月12日，星期一，常驻代表处例行的处务会时间。早上8时，我像往常一样推门进入办公室，顿觉一阵恶寒，原来，空调36小时未关。我讲了几句话后，只觉得一阵眩晕，赶紧回到自己办公室歇息。

一会儿，秘书准备了一份英文公函，让我签名，我伸手去提笔，竟发觉捏不拢手指，情况异样，我不敢怠慢，立刻要车去了医院。

保罗医院是驻泰国使馆的合同医院，值班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医生，竟不知这是中风的前兆，让我在室内走了走，又打了一针，就打发我回家了。

中午，代表处的同志煮了一碗汤面，端到我床前，结果我拿不起筷子，赶紧又去了医院。医院做了CT，确诊为脑梗塞，把我留下治疗。

医生开了大把的药，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就照吃了，结果第三天全身起了小水泡，又痛又痒，但也不敢抓，怕成了“麻子”。无计可施，只好央求使馆夜晚派来陪伴的同志带我到浴室，用热水淋浴消痒。

第五天，白水泡统统成了黄水泡，有的开始破裂，流出黄脓，我照了照镜子，都不敢相信镜中这个“满脸疮痍”的竟是我。

使馆得悉情况，派了负责的参赞来医院了解药物中毒原因，但医生说不清楚，至此，使馆只好派人护送我回国治疗。

到北京，下了飞机，一辆救护车把我直接送到天坛医院。医院先解决了我药物中毒的问题，然后才中西医结合治疗我的脑梗塞。

我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逃过这一劫，首先要归功于及时就医，虽然由于曼谷那位年轻女医生的无知，耽误了几个小时，但当天就确诊并开始治疗，应该说基本上没有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

其次，也得益于及时开始的体能锻炼。入院两天，院方即提供一架轻巧的助步器，让我自己上厕所。四五天之后，又让护士用手推车送我到体能康复室，先让我扶着双杠行走，之后又攀着扶手爬楼梯。对于根本站不起来的患者，医院也让他躺在一架机器上，上身被缓慢升起，直到身体直立为止。

天坛医院不重视锻炼体能，我便趁护士不在，把底盘是铁砣、10来斤重的输液支架当哑铃，练患肢的单臂举重，又因担心右手今后不能书写，住院后便开始坚持用左手练字。渐渐地，右手有了气力，便又转到右手。开始时，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的作业，逐渐自己原来的笔迹浮现了，便又有了信心。

一个半月之后，我出院了，在家中休息一段，参加了一些外事活动，然后返回曼谷交待工作和辞别。

在曼谷，我悄悄地把汽车开了出去，从市区到机场来回转了一圈，觉得反应能力没有受损，又多了一层自信。

对于后来的病友，我总是奉劝他们要及早开始锻炼，并宜保持适当的频率和强度，肢体的主动运动是不能用针灸或按摩来替代的。

杨冠群

临行前，使馆有关领导给我下了一个评语：“政治强，业务强”。有了这六个字，我感到心满意足。

国际职员曾有两次想写信给外交部挽留我，但是年长的同志考虑这样做可能适得其反。过去有过类似的情况，非洲某使馆有领导要调走，底下的同志舍不得，就写信要挽留他再干两年，结果引起误会，以为是他发动群众写的。酝酿挽留我事，我从没有告诉过别人。

1992年春节前，我任期已满，奉召回国。

【来源：《踉踉跄跄一路走来——杨冠群自述外传》

作者：杨冠群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