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编辑，做的是一种翻译、评论日本文学的杂志，那时一听说谁在日本待过一年乃至几年，立马就肃然起敬。后来我东漂日本，渐渐对侨居及其长短不以为然。住得久未必就了解日本，没来过的也未必不能了解日本。近朱近墨不变色，依然故我，对于这种人，我起了另一种敬。
传闻莫言没见过大海时，翻词典写出了小说《岛上的风》，听说而已，几乎没读过他的作品，但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得了。真正了不得的，我知道几个，他们从未来过日本，却把日本写得扬名世界，这事儿说说也是个乐子。
《蝴蝶夫人》海报。
按岁月来说，第一个要说的，是世界有名的歌剧《蝴蝶夫人》。
我没看过几场歌剧，偏巧就看过日本四季剧团的《蝴蝶夫人》，还是在北京，小征泽尔的指挥，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一百二十年前，明治年间的1904年2月17日，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首演《蝴蝶夫人》，作曲普契尼。满场喝倒彩，气得普契尼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在斯卡拉演出这部歌剧。有意思的是，四季剧团艺术总监浅利庆太却是在这里演出《蝴蝶夫人》，声名鹊起。首演前几天，东方的日本对俄国宣战，前一天有两艘巡洋舰在寒风中驶入横须贺港；两位舰长都是英国海军军官，船员则各色人等。船是在距离米兰百公里的热那亚建造的，本来阿根廷定制，转卖给日本。
歌剧《蝴蝶夫人》的原作是一部短篇小说，1898年刊登于纽约的文艺杂志。作者朗，是位美国律师兼作家，从未涉足日本。他的姐姐莎拉随丈夫去中国传教，横渡太平洋，健康受损，夫妻只好在日本下船，不然，“蝴蝶夫人”或是另一副模样也说不定。他们在横滨居留八年，返回美国，十年后第二次来日本，这回丈夫奉派到长崎，生活了六年。朗弟让莎姐给他讲日本，至于蝴蝶夫人的故事是姐姐讲的，还是弟弟编的，不得而知。
1900年，美国剧作家贝拉司库把小说《蝴蝶夫人》搬上舞台，在伦敦演出时碰巧普契尼观看了，不懂英语也大为感动，向贝拉司库提出改编为歌剧。普契尼约两位作家创作台本。情节很简单：十五岁的女主人公受骗，以为嫁作西洋妇，却不知当的是美国海军军官的二奶。不久这个渣男回国，她生下孩子，苦熬翘盼。三年后美国人再来日本，不仅挈来一妇，还要将雏而去。蝴蝶夫人绝望，用天皇赐给她父亲切腹的小刀自杀。当今看这个歌剧，总觉得好像暗喻了什么。
舞台整个是日本。普契尼收集日本风俗、音乐等资料，大山久子尽心尽力协助。久子丈夫大山纲介出任驻意大利公使，日本购买两艘巡洋舰就是他接的货，为打赢俄国作出贡献。久子1899年随夫赴职，会意大利语，能直接解说日本。普契尼给友人写信道：“她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还给我唱自己国家的歌曲。”
普契尼急于作曲，乘坐当时很少有的自家车连夜往家赶，结果掉下山崖，大腿骨折。1903年末终于完成了《蝴蝶夫人》全曲。首演的票两个星期前售罄，孰料与预期相反，演出失败。虽然欧美正流行所谓日本趣味，但观众并不把这个遥远的岛国当回事。三个月后，日本大有打败北极熊之势，或许借了这个势，普契尼精心修改过的《蝴蝶夫人》在布雷西亚上演获得成功。从小说到歌剧，所有人都没见过日本什么样。普契尼的音乐融会了日本民谣等旋律，备受称道，当然少不了大山久子的贡献。
传记作家希拉里・拉普斯利著《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
第二个从影响来说是《菊与刀》。中国出版了十多种译本，可能也因为年代久远，无须花钱购买翻译权而争相翻译。该书1946年在美国出版，两年后日本迻译，这是占领军总司令部指定的译本。给日本撰写了这么一部经典，作者却不曾来日本。也有日本学者不看好，认为对日本的理解很肤浅。关于《菊与刀》的主题，1950年代议论的是书中提出的恩与义理。对于恩，君恩、师恩、父母恩，要感恩、知恩，然后要图报。报恩有两种，一种是义务，以孝报父母恩，以忠报君恩。另一种是义理，对朋友、左邻右舍，来而不往非礼也，予以相应的报答。1960年代聚焦于耻，变成了一本耻文化论，也最为中国读者津津乐道。还有一个主题是集团主义。到了1990年代，一些人仿佛蓦地想起上大学时读过的《菊与刀》，一边安度晚年一边加以研究，著书立说。时隔六十年，2008年又有新的日译本问世。
日本人几乎只看重与自己有关的《菊与刀》，有意无意地探究日本败给美国的人类学原因，对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人生与研究不大在意。她生于1889年，大学毕业后留学欧洲一年，1914年和斯坦利・本尼迪克特结婚。当了一阵子主妇，又重新求学，师从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1922年在巴纳德学院任教，和比她小十五岁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在学问上是前辈和后辈，也成为恋人，并且有一种姐妹情。虽然环境、性格等造成不少波折，其间米德结三次婚，但二人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直到1948年本尼迪克特在米德看护下去世。从同性恋角度研究本尼迪克特也不少，例如传记作家希拉里・拉普斯利著《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副题是《二人相恋培育的文化人类学》。古典时期的文化人类学，是田野调查的同义词，二人立下筚路蓝缕之功。她们致力于推进异文化之间的理解，使世界接受文化的差异，不威胁其存在。
当时社会不宽容同性恋，女性也受到性别歧视。业绩卓著，但在哥伦比亚大学去不掉人类学科代理主任的代理二字，因而1943年美国战争情报局召集，本尼迪克特欣然到差。1944年8月加入研究日本人、日本文化的小组，组员还有一个美国人和两个日裔。这三人到集中营采访日裔，收集情报。日军俘虏挨个被审讯，大都很合作，提供了认识日本人的宝贵情报。本尼迪克特分析三千多战俘的供词，其中骂天皇的只有七人，多数人把战争归罪于东条英机等军国领导人。莫非她的数据左右了麦克阿瑟保留天皇、绞死东条英机的决策？
当时西方普遍认为日本人不可理解，只有全灭才能解决战争，并以此激起士兵如同杀猴子的杀心。本尼迪克特本着她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不囿于偏见，对于西方人看来不正常的日本人行动，从日本文化中寻求诠释。她早在1934年出版《文化的模式》，与西方的罪文化相对，给日本归纳出一个文化模式：耻。
对于我们来说，大概《菊与刀》不过是一本介绍日本的读物罢了。有人从“菊与刀”这个书名，尤为感兴趣作者不厌其烦地列举的日本人矛盾现象，即一方面喜爱摆弄菊，一方面崇尚刀。说来这种两面性是戴季陶、周作人等人早就看清并指出的，但他们那时还没能用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终归像随笔。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认知很多与其说是日本的，不如说是东方的，所以我们读《菊与刀》不时有似曾相识之感。
英国东方学家亚瑟・韦利。
第三个是我敬佩的英国东方学家亚瑟・韦利。他可能是最先从原文阅读《源氏物语》的西欧人。率先英译《源氏物语》的是留学剑桥大学时的末松谦澄，翻译了五十四回中的十七回，1882年出版，未见反响。四十三年后，1925年韦利执译，使欧美把紫式部贬为17世纪法国女作家斯屈代里的评价一夜之间变成了赞叹“日本一大杰作”。《源氏物语》被韦利译成世界名著，日本几次邀请他来访，终不成行，因为不想去。他爱的是通过文字知道的往昔的东方，而过去和现在、幻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谷崎润一郎把自己翻译的白话文《源氏物语》签名赠韦利，可他不想看这个“日本的现代文学”，转手送给了好友唐纳德・金，虽然他也把《源氏物语》翻译出“现代性氛围”。（我写过一篇《亚瑟・韦利的翻译》，刊登在《读书》杂志2020年第11期，愿知其详者，可上网浏览）
常有人揭鲁迅的短，说他只能写短的，不能写长的，其实他也曾想把杨贵妃写成长篇小说，然而“去了西安之后，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见鲁迅写给山本初枝的信）这简直是韦利的“后”车之鉴，虽然他不是写小说。老话说彼一时此一时也，除非写白头宫女什么的，否则，还是像亚瑟·韦利那样远离现场为好。也许研究古典更应该远离今非昔比或今不如昔的现场。人家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撞碎的是你的梦。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一脑门子憧憬来中国，结果是大失所望。出国留学而归于幻灭的典型是夏目漱石，最终他放弃英语文学研究，给报纸写日本小说去了，而且有俳味。
李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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