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初，蒋介石在逃离成都前，让阎锡山拨付数万两黄金，交由王陵基。

当时，成都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纷纷逃离，王陵基舍不得“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的这个头衔，担心去了台湾后无权无势，仰人鼻息，因此没有选择在阎锡山、陈立夫等人逃离时，一同乘机。

12月12日，见势不妙的王陵基，带着亲信逃离成都，他先是去找了胡宗南部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

李文对王陵基态度冷淡，闲聊几句后，打发他去兵团临时指挥部旁边的房子休整。王陵基和十几个随从，挤在并不算大的屋子中，很是狼狈。

一天夜里，王陵基见李文兵团部一片喧闹，一打听原来是李文正在和兵团的主要将领激烈的讨论，是打下去还是向解放军投诚。王陵基认为李文既然都召集人开会了，最终肯定是要投诚的，于是他和十几个随从一商量，决定就此分道扬镳，各自逃命。

阎锡山拨给王陵基的几万两黄金，他在离开成都时，除了分给手下外，还带走了一万多两。这晚，王陵基和手下每人拿了一百多两黄金，其余带不走的黄金悄悄扔在一口枯井中。

王陵基在逃跑的路上，曾遇见过几次我军战士的盘查，他谎称自己是某县的小文员，由于他换成了老百姓的衣服，又是高度近视，战士们信以为真，将他放行。之后，王陵基逃到了宜宾的一个亲戚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后，引起周围群众的怀疑，王陵基从宜宾乘船准备去重庆躲避。

在经过江安时，王陵基被我军战士截获，在盘问时，他任川军师长的一个旧部前来辨认，旧部仔细盯了半天，说有点像，这时王陵基心中慌乱，干脆主动承认了身份。

王陵基被俘后，先是在重庆关押，在1956年，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自1956年之后，都被集中在功德林集中管理，有名气的有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杜聿明、宋希濂、康泽、黄维、汤尧等人。

杜聿明在东北、徐州指挥过几十万蒋军，被俘时的身份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时，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曾指挥十几万蒋军；宋希濂被俘时，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指挥两个兵团的蒋军，十几万众；王耀武被俘时，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汤尧被俘时，是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官。

这五人的军职，在功德林中，属于最高的，“剿总”副总司令、绥靖公署主任、陆军副总司令都属于蒋军大战区的副职；王耀武在1945年时，曾任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国民党的方面军存在时间只有一年多，级别低于大战区，但高于集团军，所以王耀武也是当过大战区副职的。

有说法称，汤尧当过陆军副总司令，所以在功德林中军职是最高的。这是错误的，范汉杰去东北“剿总”任职前，还当过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总不能是降职使用吧。

不过，即便是这五人，无论职务军衔还是铨叙军衔，也都是中将。那么，功德林中，有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上将呢？

有说法称，王陵基是功德林中，唯一的上将。这个说法对了一半，因为王陵基的军衔其实有些特殊。

在1935年，老蒋下令规范军衔管理后，国军将领中上将军衔的人数就有了严格的数量限制。特级上将是为老蒋专设的，其他人是无法获得的；特级上将之下，为一级上将、二级上将。

一级上将、二级上将的获授难度还是很大的，为了平衡，又有了“中将加上将衔”这个头衔，规定，只要二级上将出现空缺，“中将加上将衔”优先替补。别小看这个“中将加上将衔”，其获取难度也是很大的，在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前，总共也只有四十多人有这个头衔。

王陵基是在抗战后期（1943年），被授予“中将加上将衔”，虽然也可以挂三颗星，但却不能说他是国民党的上将，因为严格来说，其铨叙军衔还是中将。

抗战胜利后到败逃台湾前，老蒋不仅几乎没有给手下将领实授过一级上将、二级上将，还取消了一些杂牌将领“中将加上将衔”的待遇，王陵基也在此列。

1946年7月，王陵基这个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出现役，转入备役，他的军衔由“中将加上将衔”调整成了“陆军上将”。因此，王陵基被俘时，他的军衔就显得比较特殊，他在役时是“中将加上将衔”，并未铨叙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但另一方面，王陵基在退役时，老蒋为了安抚他，给了他备役“陆军上将”的身份。

若说王陵基是功德林中唯一货真价实的国民党上将，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为“货”确实有点不“真”。但换个说法，如果说王陵基是功德林中，军衔最高的，则没有疑问了，因为无论是“中将加上将衔”还是备役的“陆军上将”，都是功德林改造的这些人中，独一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