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黍和粟，如同北中国粮仓里的璀璨星辰。然而，在商人和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它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终导致了两个民族的分离和对立。

狗尾巴草

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一个春日清晨，商王朝的都城朝歌外的郊野，经历了近600年的风雨，随着朝阳的升起，如同春日朝露般消散。人与天神沟通的桥梁断裂，曾经的“五谷之王”黍，跌落神坛；而稷（栗），则升起为国家象征的明星。旧世界被彻底清洗，一个新人间的品格典范，开始植入每个华夏后代的骨髓。

公元前479年二月，73岁的孔子与世长辞，安葬于鲁城北的泗水之畔。鲁国君主鲁哀公，悲悼道：失去了仲尼先生，我失去了效仿、学习的楷模（先秦·左丘明·《左传·哀公十六年》）。此刻，不知这位未能践行孔子理想的君主，是否回忆起孔子昔日教诲的点点滴滴。

那是一次简短的宴会，孔子在鲁哀公身旁，享用了桃子和黍米。孔子先吃完黍米，然后才吃桃子，旁观者暗自窃笑。这位曾是贵族的后裔，在鲁国“肉食者”眼中，宛若“乡巴佬”。鲁哀公善意地提醒孔子：“黍子非食粮，乃用于擦拭桃子。”

孔子却回应：“我自然明白。然而，黍为‘五谷之王’，祭祀先王时属上等祭品。瓜果有六类，桃子居下，不得入宗庙。我仅闻君主以低擦拭高，未闻以高擦拭低。今以‘五谷之王’黍，擦拭瓜果中最低级之桃子，乃以高擦拭低，我以为这有违礼义，故不敢先食桃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这番话或许是为了告诫这些傲慢的贵族，即便是礼乐传统深厚的鲁国，“礼乐”也已沦丧。孔子奔走呼吁多年，旨在拯救这个“堕落”的社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吊诡的是，自战国以后，所有以周为名的祭祀礼仪中，稷（粟）成为中国历代君主尊崇的至高粮食，周人祖先“后稷”被封为“农神”，稷被誉为“五谷之王”，代表了人民安居乐业所需的全部农作物，并与“社神”一同，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周代的诸多礼仪中，黍与稷几乎并驾齐驱（先秦·《仪礼》）。令人惊奇的是，真正以黍为“五谷之王”的时代，正是那个在牧野之战中被周军一举击败的殷商。

事实上，是将黍推下五谷神坛的，正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时代”——西周。

在约12800年前的某一天，一阵突如其来的严寒席卷了那个曾经温暖湿润、充满生机的地球。短短十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便骤降了大约7-8℃，迎来了新仙女木期。在这长达1300年的寒冷时期，那些曾适应温暖气候的史前大型动物相继消失，而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类也面临了饥饿的威胁。

在严寒和饥饿的双重侵袭下，人类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原本不起眼，此时却依然生机勃勃、无处不在的低矮植物。在东亚大陆，进入人们视野的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碳四禾本科植物——野黍和狗尾草。即便在雨水稀少的春天，它们也能顽强地发芽，并在短短数月内遍布各地。当饥饿折磨着人们时，它们穗上结出的种子，也似乎值得一试。

约10000年前，在黄河流域辽阔的土地上，先民们从野生的野黍和狗尾巴草中，最早培育出了黍和粟这两种作物。黍即糜子，去皮后称为大黄米；而粟去皮后则是小米。它们的种子，大约只需要自身重量1/4的水分就能发芽，在贫瘠甚至盐碱土地上也能生长。

这是属于东方的农业革命，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地球另一边被驯化的单粒小麦。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文明从此注入了黍和粟，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发展。

黍和粟，在粗糙的陶器中相伴相随，度过了数千年。直到有一天，它们开始分道扬镳，为了竞争“五谷之王”的荣誉，驱使着人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往昔的帝王们习惯将前朝的灭亡归咎于自身的昏庸及触怒天神所导致的旱灾饥馑，令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商王成汤在推翻夏朝后的头几年，遭遇了一个难以向百姓解释的难题：天空降下旱灾，连续五年导致庄稼严重减产，百姓饥饿无助。成汤令占卜官贞人通过龟壳占卜，贞人告诉他，要获得上天的宽恕，必须以活人作为牺牲。

听罢贞人的话，商王成汤在桑林前发誓：请求天帝及众神，不要因我一人之过而波及无辜的百姓。他剪去自己的头发，登上祭坛，决定以自己的生命向上天换取全国的安宁。就在此时，天空降下及时雨，如同当年商军在鸣条原野中沐浴雷雨挥师前进一般，成汤和他的国家转危为安（出自《先秦·吕不韦等·《吕氏春秋·季秋纪》）

这或许只是一个巧合，或是后人的虚构，但商人们确实深信，正如人间需要一位权力至高无上的君主，天界也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帝，掌控着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和万物的生长，人间的万事万物都取决于天意、神灵与祖先的抉择。历代商王都坚持向天地、山川、祖先神祇献祭，无论大小事务，都要请贞人用龟甲和兽骨占卜，虔诚地向天上的帝询问吉凶。

商王成汤祈雨图

正如商王成汤以身祈雨、救民于饥荒的故事一样，商人们占卜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就是向天帝询问农作物的收成。在商朝的中心区域—毫，气候温和湿润，森林遍布，湖泊如星罗棋布，在这宜人的自然环境中，商人们种植了各式各样的农作物，如黍、粟、稻、麦、菽等。然而，他们手中仅有耒耜等古老的农具，依赖天气成了他们劳作的主旋律。

他们深知雨量的充足与否直接关联到收成的丰歉。因此，贞人手中的龟甲一次又一次传达天帝的旨意：“雨量充沛，则年丰”，“无雨，则收成如常”，“雨量不足，则为灾年”......在商人的作物中，与这些询问雨量和收成的卜辞联系最多的，便是黍。

在甲骨文的卜辞中，所有关于农作物的记载中，“黍年”一词出现了111次。这些刻在龟甲上的图形，展现了一株禾本科植物，其长长的根系深深扎入泥土，穗子垂下两三条，满载着对丰收的期盼，有的旁边还附加了“水”字。对于商人而言，“黍年雨足”或许是一年中最为期待的福音。为了赢得神灵的额外垂青，商人们在种植黍的季节里，会使用前一年收获的陈黍进行祈丰仪式，在收获之后，还要献上新的黍谷，向神灵报告这一年的丰收情况。

然而，切莫被商人们看似沉迷于土地和粮食的虔诚所迷惑，他们相信，只有以鲜血为祭，才能真正取悦于天帝、鬼神和祖先。

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洹河北岸，王族陵区。一支庞大的队伍从王城缓缓行进至此。此处与对岸的商族宗庙隔河相望，共同守护着都城中的王族和商人们。

这一天，商朝第二十二任君主、商王武丁将被安葬于王陵之中。这位深受商人爱戴的君王，在长达59年的统治期间，亲自率军征战，征服了朔方、土方，历经三年抵御鬼方，击败荆楚、夷方、巴方，蜀和虎方。他还派遣妻子妇好，带领重兵击败羌方，俘获众多羌人。这一系列战争，使得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

武丁

这样一位王朝的振兴之主，在他步入另一个世界之际，理应得到后人最丰盛的祭品，与他一同前往天帝、鬼神之处，庇佑族人。当王者在墓底中心沉沉睡去，那些双手被反绑的俘虏被带到墓道周围。他们或许是战争的俘虏，或许是商主的奴隶，但在商人眼中，他们与牛、羊、猪无异，只是供祭祀的牺牲品。

这些牺牲品一批批被牵到墓道中，面对基坑，肩并肩地跪成一排，其中许多人甚至尚未成年。负责祭祀的执行者，依次将他们的头颅砍下，然后扔进墓道，随后填上泥土。就这样，每隔一两层便有了一批牺牲者，商人们相信，只有大量使用人殉，才能匹配这位王所创造的辉煌盛世......

近3000年后，后人在这座已被破坏的庞大陵墓中，发现了多达225具的牺牲者骨骸（殷墟王陵遗址M1001号大墓）。与此同时，这位振兴之主的时代，有甲骨文记载的人祭共有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人数达到9021人，还有531条没有记录人数，其中人殉最多的一次，达到了500人。武丁时代，也因此成为人祭最为频繁的时期。除了人殉，商人在日常建造宫殿、房屋时，也习惯将人埋入基址以祭祀，祈求安居。

然而，商人记忆中如此壮观而令人激动的祭祀，在商王武丁的葬礼之后，很快就迎来了一个新的声音。

商王武丁去世7年后，他的次子、商王祖庚也很快离世。祖庚的弟弟结束了在民间的生活，回到王都即位。面对父亲创造的盛世，新的商王祖甲更愿意相信自己在民间所感受到的，用更加世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他创立了“周祭”之法，从每年第一旬甲日开始，按照商王及其法定妻子的世次、庙号的天干顺序，轮流用3种祭祀方法，以旬为单位，从商王先祖一直祭到先王。

如果按照这样的祭祀规则，商王几乎每天都要进行祭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大规模祭祀祖先。武丁时代之前，商人祭祀的对象繁多，占卜问题也包罗万象，而“周祭”法则诞生后，祭祀范围大大缩小，不仅是对王族的其他旁支祖先，连对天帝、鬼神的祭祀也大幅减少。在祭祀的牺牲品上，在祖庚、祖甲时代，甲骨卜辞中有记录的祭用人数降至622人，另有57条卜辞未记人数。

人牲的鲜血，似乎已不再是天帝、鬼神和祖先最热衷的祭品。商人祭祀的祭品开始转向了另一种世俗常见之物——酒。

实际上，在商王祖甲按照世俗方式改革商人祭祀制度之前，变革的种子已然悄然萌芽。商王武丁在位期间，其伴随多年、功勋卓著的贵族禽，因一次过量饮酒而患病，不得不请贞人占卜，以确定是否还能继续为武丁服务。

在商代贵族眼中，酒远非寻常饮品，而是沟通鬼神、祖先的桥梁。在醉梦之中，他们感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商人最珍视的作物黍与祭品酒紧密相连。

黍，春熟之人大麦，为商人主食，亦是酿酒之上佳原料。商人对黍的需求几近依赖，贞人常依据商王指令，占卜黍的收成及对酒的影响。一块仅刻有四条卜辞的龟甲上，占卜黍年是否雨足的记载竟达13次，影响王用酒的占卜则有18次（《甲骨文合集·10137》）。

商王祖甲采用“周祭”法改变旧有祭祀规则，其后嗣对天帝、鬼神的敬畏遂逐渐淡薄。为否定天神存在，祖甲之孙——商王武乙，甚至以木偶为天神，与之对弈，获胜后羞辱这个“天神”；武乙还将在羊皮袋中装满血液，悬挂高处，用弓射击，称之为“射天”（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与此同时，商人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愈发与酒息息相关。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入葬时，其周围的210件青铜礼器中有138件为酒器。从四羊方尊到龙虎尊，商代青铜酒器包括爵、角、觚、斝、尊、壶、卣等，种类丰富，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均占据绝对多数。近商末期，青铜酒器愈发华丽璀璨，满刻精美花纹。

这些青铜酒器上留下的金文以及甲骨文，都记录了末代商王帝辛（商纣主）大规模祭祀祖先的活动。然而，在牧野之战前夕，周人领袖姬发在檄文中指责帝辛忽视对祖先的祭祀（先秦·《尚书·周书·牧誓》）；并给后世留下了“酒池肉林，男女裸逐，长夜之饮”的恶名（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与武丁时代达到顶峰的人殉、人牲祭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至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甲骨卜辞记录的祭用人数降至仅有104人，另有56条卜辞未记人数，而人牲最多的一次为30人。

在黍子酒中沉醉以感谢祖先庇佑，用奴隶歌舞取代活人鲜血的祭礼，是否正是这些指责的来源？

无论商王帝辛内心如何考量，长期酿酒、饮酒消耗着商朝国力。尽管这是一个气候宜人的时期，但在原始农耕技术和黍有限产量之下，大规模酿酒消耗了大量粮食。商王帝乙长子、帝辛庶兄微子启显然发现了问题所在。在一次又一次劝谏帝辛无果后，他焦急地向父师箕子、少师比干询问：“王沉溺于酒中，商人上下不守法度，商可能真要灭亡了，而我们却找不到渡过这条汹涌大河的渡口与岸边。我究竟该去还是该留呢？”（《尚书·微子》）。微子所担忧的后果，很快将由西岐的周人给出。

正当商王帝辛沉溺于酒乐、不听微子的劝告时，来自西方的1570名战俘和24名美女被送至行都朝歌。而他们被俘获和押解的，正是西岐的周人（据《甲骨文合集·36481小臣墙刻辞》记载）。

位于岐山脚下的周原地区，并非周人的故土。他们的祖先弃教人耕田种地，尧帝便任命他为农官，被人尊称为“后稷”。但后稷的儿子不蛮，在夏末时丢失了农官的官职。在夏商之间，周人几次迁居戎狄之间，经过数代人的跋涉之后，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周人才举族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

周文王

在这个远离王都的偏远地区，周民们秉承先王遗风，经营稼穑。当然，在相对原始的农耕时代，黍稷重（先种后熟的谷）穆（后种早熟的谷），禾麻菽麦，周民都会种上一些。《诗经》中记载的农作物名称中，出现最多的黍和稷，一共76次。而在周民歌颂后稷的诗歌中，他们描绘祖先所种的第一种庄稼，选出的种子是黄色的，而成熟时，它的穗饱满而低垂下来，密集而微微颤抖着（见《诗经·大雅·生民》），这些显然是粟的特征。

依托于这块沃土，擅长稼穑的周民开始发展壮大。也正是在此时，周人开始酝酿着翦商大业（见《诗经·鲁颂·閟宫》）。但仅仅依靠农耕，还不足以帮助他们快速崛起，因为中原的土壤、农具、武力、文化，对天下方国部落都具有碾压之势。周人的选择是曲线发展，投靠商人，迎娶来自东方的贵族女子，并且作为商人的马前卒，征伐西方的羌人（商人对西方之人泛称为“羌”）。

在武乙、文丁时代，周人的首领古公亶父之子季历，率领周师先后讨伐程、义渠、鬼戎、燕京、余无、始呼、翳徒等部族，并且不断地将战争中的俘虏献捷给商王，甚至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见《竹书纪年》）。而这些羌人俘虏，极有可能补充了商人的人牲或奴隶的不足。

但是，周人也借机快速扩张着自己的领地，这引起了商王文丁的不安。就在季历押送翳徒俘虏献捷时，文丁将他囚死在王都。季历死后，周仍然忍辱负重，没有和商王翻脸。季历的继承人姬昌表现恭顺，换来了商王帝辛“西伯”的任命。即便如此，帝辛还是注意到了周人在边陲搞的小动作，将姬昌押回了朝歌囚禁，在这里，他的儿子考也被帝辛烹杀。

为了救回姬昌，周人又一次为商王攻伐羌人，并以献捷的名义换回了姬昌。看到周人“忠心”的商王帝辛，大度地让周人再一次为他征伐。然而，这一次近距离地观察朝歌和帝辛的做法，终于让周人清楚地看到，商人已然陷入了衰弱和混乱中，武丁时代被征服的东夷又反叛了，商军要前往镇压，已无力西顾，甚至还要依赖周人为他们俘虏羌人，作为人牲或奴隶。

水之将沸，大厦将倾，是时候采取最后的行动了。

公元前1046年二月二十八日，商人与周人在朝歌城外的决战日。周人凭借300乘战车和3000虎贲，及各方国部族共4万余名兵力，面对数倍于己的商军，此刻的空气仿佛凝结了。

姜太公吕尚这位长久辅佐周武王的智谋之士，如雄鹰般振翅高飞，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勇武，带领周人的虎贲武士直扑敌阵；仿佛就在那一瞬间，原本猬集的商军干戈丛林崩溃了，他们的攻击方向逆转，挥向朝歌城中。

在那个清晨，当阳光洒向无垠的旷野时，存在了近600年的商王朝，如同朝露般，消散在此刻（《诗经·大雅·大明》）。

进入朝歌城，登上鹿台后，面对已经自焚的商王帝辛，周武王亲手射了尸身三箭，并用黄钺砍下那颗烧焦的首级；之后，他又用玄钺砍下了两个已经自缢的王妃首级。在约定的祭祀之日，周武王将帝辛的头颅献祭给了天帝鬼神（《逸周书·克殷解》）。带着商王帝辛的首级回到宗周后，周武王又砍掉了近百名俘虏的帝辛幸臣手脚、杀掉了在战场上顽抗而被俘的商军军官，以及40个小氏族首领和他们的守鼎官。周人的王姬发，终于以商人的方式，在周人的宗庙完成了这场血腥的献祭仪式（《逸周书·世俘解》）。周武王让那些商人的遗族明白，告慰过天帝、鬼神之后，他将是这个天下合法的王。

周武王

在周武王完成这一场复仇的仪式中，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弟弟周公姬旦。目睹了这一切之后，父亲和长兄曾经的血泪，二哥周武王对政令的咨询，都会让周公姬旦陷入沉思，周人的未来，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周武王尚未来得及展开动作，便在灭商后的第三年病倒。他将年幼的幼子姬诵（周成王）托付给周公姬旦。然而，这份遗言却引发了周武王其他三个弟弟的疑虑。管叔、蔡叔、霍叔和商王帝辛之子武庚发动了叛乱。经过长达三年的东征，周公姬旦终于平息了这场叛乱。为了真正收服商遗民，他以周成王的名义，将帝辛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商旧都，建立宋国，并继承商的祭祀，同时将他第九个弟弟封为卫国国君，以朝为都，统治商七族的遗民。

此刻，微子启曾经劝谏商王帝辛的话，仿佛又在周公姬旦的耳边响起。于是，在年轻的封临行之前，周公姬旦以王的名义，把自己的嘱托写在了三篇诰书上。

其中最为明确、具体的一个指令，就是告诉封，上天降下惩罚，臣民丧失道德，这都是因为酗酒造成的。商的灭亡，也是因为沉湎于酒导致的。今后，不仅各级官员们要严格限制饮酒，还要劝勉周民的子孙，只有在大祭时才能饮酒，而且要用严格的道德来约束自己，绝对不能喝醉；还教导周民子孙要爱惜粮食，心地善良。

而对于留在故土的商遗民，周公姬旦觉得可以区别对待：如果他们专心致志地用自己的手脚种好黍、粟，勤勉地侍奉好父母长辈，为辛劳了一天的自己准备好丰盛的饭菜，那么，他们可以喝上一点酒（ 《尚书·酒诰》）。

事实上，在这看似短短的几句嘱咐里，周公姬旦却将自己苦心建设的一套全新道德理念灌输了进去：天上的神是保佑有德、惩戒无德的最高仲裁者，而不是令人恐惧、必须不断献祭取悦的对象；商人曾经以酒来和天帝、鬼神和祖先沟通的习惯，被一笔革除了，他们只能用酒来表达长辈的孝心和对自己勤劳的感谢；周民子孙只有在国君祭祀时才能饮酒，即便饮酒，也要止乎礼，绝对不能酗酒，同时，不管是商人还是周民，平日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垦种好庄稼，不得随意将粮食用来酿酒。

周公

而这些思想在周公姬旦给封的另外两份嘱咐中言辞凿凿，进一步纳为“明德”“保民”和“慎罚”（《尚书·康诰》《尚书·梓材》）。

如果说，仓颉造出文字的那一刻，曾经“夫雨粟、鬼夜哭”，那么年这一刻，商人曾经“先鬼而后礼”的道德体系崩塌了，而全新的人间品格模板被打造出来：道德至上、节制欲望、勤勉笃行、长幼有序、与人为善......这之后，周公姬旦进一步完善了整套礼制，“天命靡常，唯德是辅”，最终成为每一个华夏族人都需要遵守的精神传统和道德规范。某种意义上周公才是华夏文明真正的缔造者。

从此，商人们借以和鬼神对话的桥梁“酒”被一刀斩断，末世商王帝辛也被后人安上了“纣”的恶谥，被称为纣王。既然酒有可能会让人忘形失德而被上天惩戒，那么祭祀时的礼器也有必要收敛和改变，以鼎、鬲、甗、簋等为代表的青铜食器取代了商人的各种青铜酒器，它们简朴而雄劲，却带着粗粝的浑厚感，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鼎。

与之相应的，黍作为酿酒最优质的原料，也不再具有占卜时神秘的象征了，它回归到粮食的本质。随着周民的先祖后稷由宗庙祭祀的对象成为郊祀天帝的“配神”，有着后稷象征意义的稷，也就是粟，地位显然提高了，成为粮食在祭祀礼仪中的专称。在周天子、诸侯、大夫、士所遵守的礼仪流程中，稷往往和黍并列在礼坛左右，向上天报告着人们辛勤劳作而所得的丰收，以期获得上天的认可和嘉奖（ 《仪礼》）。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冷淡了黍，而稷则成为谷神的代表，同“社神”一起被列为最主要的祭祀对象，“社稷”也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按照后世遵循的周礼，在王城的左侧，都要用五色土建社稷坛。

而在民间，粟也成为举足轻重的粮食作物。秦汉以后，各种农书都将它排在粮食作物的第一位，粟或者“禾”“谷”等粟的代称，成为谷物和柏食的通称。粟终于取代了黍，登上了“五谷之王”的宝座。

当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鲁国那些以黍雪桃、以贵雪贱的姬姓后人，确实已经很难体会黍曾经神秘而高贵的地位了。周公姬旦为后稷子孙们所编织的故事，都可能让他们觉得，稷才是五谷之中的正朔。而令人不断回味的是，那位痛心“礼崩乐坏”、最为推崇周礼、被康有为评价为“中国之国魂者”的孔子，他的祖籍恰恰就是微子启所受封的宋国，以“子”为姓的他，正是商人微子启的嫡传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