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蛮奔向文明的民族融合

名满天下的大同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皇家主持建造的宏伟工程。当不知名的工匠，那些天才的艺术家们，用锤凿开始雕刻这座被北魏王朝选中的幸运的冈峦时，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鲜卑族，铁骑驰骋，以史上最飞快的速度，从野蛮奔向了文明。

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公元398年，在平城，即今天的大同建都。一场新一轮的民族大融合最早从山西开始，逐渐推向整个北中国。

山西，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抵御北方游牧部族南侵的前沿阵地。两种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在这里显得格外典型。而历来在中国北方生存发展的游牧民族，凡是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即便是作为征服者，最终都无法避免在文化上反被征服的命运。

许多民族在这个征服与反征服的过程中融入了汉族之中。从先秦的严允、犬戎、白狄、赤狄，直到汉代以后的匈奴、乌桓、丁零、铁勒，几乎无一例外。

上述这些民族，融合到汉民族之中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我们今天可以平静叙说的“民族融合”，当年都付出过无比惨烈的代价，包括征服之初的血腥镇压与被推翻之后的野蛮报复。只有北魏拓跋氏，主动选择了一条也许不是“绝后”却无疑是“空前”的，堪称英明的民族融合之路。

面对当时世上最先进的汉文化，其他民族如果向往“现代化”，就必须向汉文化学习。这一现代化的最终指向，则必定是“汉化”。公元471年，五岁的北魏孝文帝即位，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临朝执政。到太和八年（47），在这位伟大的汉族女性的主持下，北魏开始改革。

改班赐制为俸禄制，变计口授田制为均田制，易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带有游牧部落性质的王朝体制迅速向封建体制过渡。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秉承他的汉族祖母的遗志，继续大力推行改革。

太和十八年，大无畏的天才皇帝以出征南朝的名义，实施了伟大改革之完成汉化的第一步，迁都洛阳。聪明的孝文帝懂得，平城虽好，却到底不过是用武之地，毕竟处于华夏大地的北部边陲，真正要移风易俗，必须挺进中原。

这位伟大的皇帝改革家，在祖母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率领三十万大军挥师南下，踏上了锐意改革的不归路。迁都之后，孝文帝首先下令，禁止所有人穿胡服；接着，正式颁布法令，要求鲜卑族的贵族官员与一般民众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中原正音”，有在朝廷上说鲜卑话的，一概免职。

到太和二十年，孝文帝走出改革中最彻底的一步：皇族拓跋氏，带头改姓，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一律改姓。如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楼改为“楼”，独孤改为“刘”，等等。孝文帝的改革，是完全自觉的。

北魏当时对北中国的统治已经稳定，国势如日中天，并没有到不改革就民族覆灭的地步。而他主动改革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成百万鲜卑族与其他北方各族，和平地迁入中原，和平地融入了华夏族群。吸收汇合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国文化，愈加博大雄宏，为后来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唐朝初年开始，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王朝，被正式承认为中国正统，与承接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的历史地位。一个北方部族建立的王朝，被视为正统，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空前的。这种汉化是彻底的、义无反顾的，拓跋氏因此消失了，而由拓跋氏改姓的元氏，子孙不绝，名人辈出。随便列举，就有唐朝大诗人元结、元稹，金代大词家元好问，等等。

让我们往前追溯，战国时代的赵国赵武灵王，曾经倡导“胡服骑射”，主动向北方游牧部族学习。那场重大的改革，在中国文明史上功高千古，其时在公元前307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又是主动改革，使鲜卑族彻底汉化，公元493年，开始迁都计划。

历经八百年左右的民族大融合，许多新鲜血液注入了汉民族，汉民族吸纳了众多兄弟民族的文化。唐太宗的祖母，是鲜卑族独孤氏。便是唐朝李氏，也已经不是纯粹的汉人血统了。鲜卑族，作为单一民族，在形式上是消失了；但这一民族的基因在汉民族的血脉中赢得了永生。

山西北部边界的大同，古代的平城，这里最先迎接了那个马背上的民族，托起了孝文帝向往文明的改革之梦。

战火烽烟，沙尘风暴，早已湮没了昔日古都。也许唯有云冈石刻，才留住了时间。雄伟的造像，高大雄强、气度恢宏、自信满满。

具有远见卓识的北魏王朝，由皇家主持投资开凿的云冈石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同时，成为这一王朝胸怀博大的见证，成为一部石刻的《魏书》。

#大地之旅山西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