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中,对方是否出身黄埔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在国军中有中央军与“杂牌军”之分,中央军的待遇好、装备好、哪怕部队有损耗也会给补充。但“杂牌军”正好相反,蒋介石向来将他们当成‘炮灰’,一旦在战斗中折损过大,就直接取消掉番号,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想知道“杂牌军”究竟有多惨,可以看看一位师长的经历,他为了国家,曾在抗日时期冒着生命危险、背负骂名潜伏到东北伪军中,为国民党发展出一批骨干。
但是抗战胜利后,他却不被国民政府待见,当个师长被中央军副师长轻视,身为城防总司令遭海军副司令怒斥。战事紧迫时临危守城,等情况转变时又被一脚踢开。种种待遇实在令人齿寒。
遭遇了这一切的师长名为王家善,他后来选择了起义,成为解放军中的一员,再往后甚至成为了志愿军中的一员,去到了朝鲜战场!
王家善1903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家境还算不错,供他读完高中后还供他东渡日本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家善参加中国留学生的集会游行,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此被日方撵送回国。
他把这些屈辱记在了心中,辗转参加了数支抗日队伍,甚至曾经进入过中共直接组织领导的巴彦游击队。
可惜王家善并没有就此加入共产党,没多久就接到了同学张文铸去往齐齐哈尔,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然而等王家善到达齐齐哈尔才发现,原来老同学早就做了汉奸,此次召唤只是想将他也拖下水。做汉奸,王家善不愿,但身在贼窝要如何脱身呢?无奈之下王家善只好再赴日本考入东京陆军大学,心中想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1935年,王家善利用休假的机会,从日本去往南京找到国防部次长熊斌,希望能留在国统区积极抗日,但是熊斌却婉拒了他:“东北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王先生应回东北先搞地下工作,准备将来配合反攻。”
不过熊斌还是吸纳王家善为国民党员,同时也授予了他国军中校军衔。
王家善记住了熊斌的话,将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于是从日本陆大毕业后,他就直接返回了东北。因为他的留学经历,日寇让他担任了伪满步兵师第四旅旅长,获得个少将军衔。
趁此机会,王家善秘密联络了一大批爱国同仁成立“真勇社”,他们的宗旨是打击日寇、复兴祖国。可是“真勇社”创立之初缺乏组织纪律,大多数成员都很松散随意,在一次活动时,有成员无意间暴露了身份,随即就遭到了日本人的逮捕。
好在日本人并不清楚这个“真勇社”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组织,王家善利用这点多方去走动,推说他们只是普通的军事文化书社,这才让日本人放了一马。
不过,这件事始终还是让日本人起了疑心,于是王家善被解除了军权,改到伪满奉天陆军训练学校中担任教官。此后的王家善就更加小心了,但他还是秘密在学生中发展成员,将一批有志爱国青年吸纳进了“真勇社”。
等到1942年,日本人兵力已非常紧张,不得已只能让王家善去佳木斯第7军管区担任少将参谋长。这里与苏联的伯力地区接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对中国人的看管也非常紧,王家善只能小心地工作了几年。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所有人都看出了大势,苏联出兵以后,王家善召集“真勇社”成员反正,将日寇指挥官枪毙并派人去迎接苏联红军,岂料苏联人进入佳木斯后将他们都关押了起来。
当时王家善心里还是以国民政府为正统,因此找了个机会逃到长春,费了一番力气找到了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
杜聿明认为王家善很有利用价值,便安排他担任保安第4纵队司令(后番号为独立9师),这支部队由伪满军警、地方武装和少数土匪组成,负责在岫岩、应河等地执行警戒任务。
在中央军看来,说好听点这个独立9师是军队,说不好听点就是帮忙看哨的,所以即便王家善是个师长,依然要受新6军14师副师长许颖节制。当时国军内部很多人都笑话王家善,说他这个师长有名无实,王家善自己也气得大骂:妈的,老子们后娘养的崽。
但骂归骂,新6军是蒋介石重视的王牌嫡系,比起独立9师这种改编部队肯定要更受重用,王家善只能安慰自己,或许将来情况会改变的,结果后来他再一次迎来了羞辱。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将新6军打出了安东地区,营口成了孤立据点。那些国民党高官见事态急迫纷纷开溜,杜聿明便将独立9师调到营口驻防,实际上也有让他们送死之意。
这王家善倒也有点本事,他一到营口就让部下加紧修筑工事、巩固城防,使得东北民主联军数次进攻没取得效果。这让杜聿明非常惊喜,连忙任命王家善为营口防守司令兼营口市长,希望他继续卖力。
王家善的确将营口守住了,不过当时发生了几件事,让他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营口告急时他请调了海军炮火支援,结果“长治号”开进辽河后有一门主炮被解放军击毁。战场上有损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王家善呼叫支援也是为了守城。
但海军副司令桂永清却大发雷霆,一是心疼海军武器的损坏,二是认为王家善这个杂牌军师长没资格调动中央军海军。于是在王家善准备好的接风宴上,桂永清怒骂“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调用老子的舰艇”,随即拂袖而去,这让王家善极为难堪。
当师长时被副师长节制,当司令时被副司令羞辱,王家善可想而知有多憋屈,这还没完。营口守住后,杜聿明抛来个甜枣,将独立9师改编为58师,列入正规军序列,但随即又打来了两记闷棍:
52军进驻营口,接管营口警备防务,等于是削了王家善军权;原先跑掉的营口市市长袁鸿逵去而复返,一纸调令让王家善交出市长职务,等于是夺了王家善行政权。
王家善心中大怒,立刻致电杜聿明询问缘由,结果杜聿明只告诉他一切以命令为准,王家善只能痛骂“危险时杂牌卖命,太平时嫡系做官,妈的!”
再想到营口作战他在阵地上见到那遍地的尸体,心里开始对内战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1948年初,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王家善对形势看得很明白,几个孤立的据点中营口最小,一定会最先被吃掉,为了跟随自己的弟兄,他必须要找一条出路。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昔日巴彦游击队战友石玉林的信,内容就是劝他起义。
通过这封信,王家善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不过他认为起义一定要看准时机,只有借助外界的压力才能够成事。
很快,解放军就发起了对辽阳的进攻,王家善认为辽阳解放后就是鞍山,鞍山之后就是营口,国军此刻在外界的压力下自顾不暇,正是起义的好时机,于是他召集58师连以上的军官开会商议部队去向问题,顺便看看麾下众人的反应。
58师的军官要么是从真勇社就开始跟随王家善,要么就是认为王家善很有头脑,跟着一定有前途,因此在王家善问出“咱们是另找个地方,还是跟国民党干到底”这句话后,所有人都说:师座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
王家善心中大定,连忙派出几名心腹前往解放区商量起义事宜。
1948年2月25日下午2时,王家善在58师师部以共商城防布控为由邀请到了营口市内所有武装力量的头目,没费多少力气就将这些人软禁了。随后以3发照明弹为信号,58师发动了起义。
在解放军与58师里应外合之下,26日凌晨战斗结束,营口宣告解放,王家善将完整编制的58师1万多官兵交到了人民军队手里,这是大功一件。
后来58师被改编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军50军167师(番号还改编过一次,即150师),王家善依然担任师长,他们随同四野南下,投入到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抗美援朝爆发后,又去往朝鲜战场痛击美国人,他们虽是起义部队,但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令人赞叹。
尤其是惨烈的汉江阻击战,王家善及50军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韧性!
从朝鲜回国后,王家善历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军队和地方建设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1979年王家善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
他的人生起伏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懂政治,只凭一股热情,不能不走到歧路上去”,好在他最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