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嘉定孔庙——牌坊《高仰》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中华民国成立后，回国从事外交工作。面对列强环伺、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和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国内环境，为维护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他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忍辱负重，殚精竭虑，恪尽职守，默默奉献，全身心地投入到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外交战线，与列强纵横捭阖，斗智斗勇，为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册，留下了许多令人赞叹的恢弘篇章，被誉为民国时期的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像

一、力主参战，扬我国威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主要由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进行，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构成同盟国阵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结为协约国阵营。全世界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当时，中华民国刚刚肇建，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加入哪一方？这些问题对于北洋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时刻关注欧洲战事的顾维钧，力主加入协约国阵营，参加“一战”，借此以提升国家形象。但此时顾维钧仅为外交部参事，人微言轻，他的建议没有被时任大总统、且沉迷于“皇帝”梦的袁世凯所采纳。1914年8月6日，北洋政府宣布中立，选择置身事外，希望欧洲战火不要殃及中国。

天津第五大道——顾维钧故居

同年8月7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加入协约国参战的决定，派兵进入中国领土，攻占德国租借地胶州湾，进而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铁路，于11月7日攻占青岛。至此，北洋政府陷入了“中而不能立”的尴尬境地。此时，民国政坛耆宿梁启超与顾维钧一样密切关注一战的进展，两人的观点惊人的相似。他花了15天时间，于1914年12月写成了《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明确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以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认为中国欲争取独立的地位与资格,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参加对德战争实为千载难逢的机会，盖“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力”。随着一战的愈演愈烈，1917年初，德国宣布无论交战国或中立国船只，均将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史称无限制潜艇战争。这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

梁启超像

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希望中国采取一致行动。美国的提议又将中国是否参战的话题摆上了桌面。3月初，一艘载有500多名中国劳工的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面对德国的暴行，3月3日北洋政府决定和德国断交，并通知各协约国驻北京公使：庚子赔款中属于德奥部分永远撤销，属于协约国部分暂缓10年偿还；承认中国及时将进口关税增加5%；中国对协约国的责任是提供原料和劳工。7个协约国原则上赞同中国的要求。随后，中国警察占据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海军拘留在中国港口的德国船只。4月6日美国正式对德国宣战。8月14日，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此时，距一战结束的1918年11月11日还有不足1年3个月时间。中国终于赶上了“一战”的末班车。

德皇威廉二世

二、巴黎和会，一战成名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两个月，战胜国和战败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五大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共有27国参加会议，苏俄因爆发十月革命中途退出协约国未被邀请。一战期间，中国输出了17万劳工和大量原料，有2万名劳工牺牲，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未直接派兵参战，协约国方面有人嘲讽中国“参战不力”，是“理论参战者”。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更是指责中国“未出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经过列强间的斡旋协调，巴黎和会共计70个席位，参会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是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有5个席位，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有3个席位，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有2个席位。虽然中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

巴黎凯旋门

中国代表团由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派官员联合组成，有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等。会上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一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等。1月27日上午，日本人的十人代表小组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日本要在一战后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露出了獠牙，中日之间的外交遭遇战正式打响！1月27日的下午，顾维钧站了出来。他在当会上即席发言，面对各国代表，缜密细致、畅快淋漓，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

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巴黎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形势本来对中国十分有利。然而，由于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日本的要求。1919年6月27日晚，在对德和约签字前的最后时刻，代表团围绕是否签约进行激烈的争论。最后顾维钧拟定了一个妥协方案。

美国总统威尔逊

方案提议在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声明如下：“今日在签订对德媾和条约之前，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因该约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竟使日本继承在山东之德国权利，不使中国恢复其领土主权，实不公道，兹特以其政府之名义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因对中国不公道之结果，将妨碍远东永久和平之利益也”。陆徵祥当即批准了这一声明。6月28日晨，驻法公使胡惟德将中国这一声明带至和会磋商，该会秘书长以函稿送还，仍完全拒绝。中国代表团随即“公同决定，不往签字”。当《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国和约》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

法国巴黎——凡尔赛宫

三、再战华府，收回山东

1919年6月28日结束的巴黎和会最终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虽然顾维钧等拒绝签字，北洋政府也不承认，但国联承认其内容，北洋政府只能被迫执行残缺的《凡尔赛和约》，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极大愤慨。1921年8月，美国邀请了英、法、意、日四强国及主要相关国家中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四国派代表来美商议裁减军备并顺带解决远东的太平洋战后遗留问题。北洋政府认识到这是一个契机，期望在山东问题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取得美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支持，扭转巴黎和会造成的不利局面。时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与施肇基、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到达华盛顿的当天，顾维钧就借助媒体公开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必须获得政治独立，确保领土完整”。

哥伦比亚特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

华盛顿会议在11月12日正式开幕，由美国国务卿休斯任主席，九国正式代表共三十人。会议分两个部分，其一是裁军会议，由英美法日意五强参加。其二是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九国全部参加。国人最为关心的山东问题，在会议刚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日本方面为防备英美干预的目的，强烈反对在九国会议中讨论山东问题，甚至以退出会议相威胁。而英美等国因受凡尔赛条约的牵制，作壁上观，也不愿在会议中讨论山东问题，致使中国原本通过大会上解决山东问题的设想受到了挫折。在不利形势下，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取得了各国的同情。这时，美国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山东问题不解决，中国代表团如果退出，会议有破裂的危险，不利于远东的稳定。

华盛顿会议三代表顾维钧与施肇基、王宠惠

于是，美国国务卿休斯联合英国首席代表贝尔福，分别向中日双方提出进行“边缘会谈”的折衷办法，即在正式会议之外，由英美进行调停，进行中日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顾维钧了解到英美的底线，既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又不希望与凡尔赛条约相悖，开罪日本。他敏锐地认识到，“边缘会谈”虽与中国要求的大会上直接解决有差距，但毕竟是在英美代表参与的调停之下，与日本要求的直接谈判又不相同，况且与正式会议同时召开，其成果也将被算作会议的一部分，对中国并无损害，反而确保英美在介入谈判的过程中倾向中国，从而形成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局面，因而力主接受英美的建议。

华盛顿国会山大厦

从12月1日开始，中日两国代表在美、英的调停下，开始了山东问题的谈判。经历了三十六次会谈后，中日山东问题终于有了最后结果，其要点为：胶澳租界完全交还中国，海关也归中国管辖；公产及原属中国者无偿归还，日占时新修者酌给部分补偿价；中国将胶澳自行开作商埠；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日军限期撤退；青岛盐场由中国给价赎回；胶济铁路沿线各矿交还中国后，由中国特许公司承办。依此订立的《山东悬案条约》共计十一节二十八条附约六条。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山东悬案条约》上签字。两天后，九国公约通过发表，华盛顿会议闭幕。这次华盛顿会议外交上的胜利，国内舆论好评如潮。1922年3月2日，北洋政府下令给中国代表团成员授勋，顾维钧、施肇基两人被授予一等大绶嘉禾章，王宠惠被授予一等文虎章。

胶东半岛——蓬莱阁

四、解决悬案，中苏建交

1923年1月4日，顾维钧出任张绍曾内阁的外交总长。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受到协约国打压。为改变其国际处境，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便成为其主要的外交课题。鉴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多次发表亲华的宣言，1923年3月26日，北洋政府特派王正廷任中俄交涉督办。苏俄特派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使华，谈判中苏建交事宜｡当时中俄之间争执的主要问题是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以及松花江黑龙江航行问题､赔偿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中华侨蒙受损失问题等。北洋政府的谈判方案是先解决中苏间悬案,然后承认苏俄政府｡苏方却主张先建立外交关系，后谈其他问题。双方在顺序问题上,长期不能统一｡为打破了谈判僵局，王正廷提出双方先拟定一个解决中俄悬案大纲的协定,然后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再举行双边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得到苏方同意。

俄国莫斯科河

1924年2月25日，王正廷拟出提案交给俄方，3月1日，加拉罕提出修正案。3月8日，接任张绍曾内阁的国务总理孙宝琦主持国务会议讨论加氏修正案。王正廷强调加氏修正案虽与中国提案有差距，但中国收回的权利已经不少，主张采纳。但内阁各部对其中的诸多问题持不同意见甚至激烈反对。鉴此，内阁决定由各部分别对加氏修正案以“签注”形式提出意见，由外交部汇集，再行讨论，并特别强调：“讨论结果仍须王督办偏劳再与磋商”。但王正廷却置之不理，于3月14日擅自与加拉罕在协议上签了字，引起了内阁成员的愤慨。外交总长顾维钧指出王正廷“不按规定程序向外交部汇报谈判情况”，是一种严重“违规的行为”。3月15日，内阁会议拒绝批准该协议。20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撤销王正廷中俄交涉督办职务，所有后续谈判，责成外交部接手办理。

北洋政府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

从5月下旬开始，顾维钧与加拉罕举行了20多次秘密谈判。他运用灵活的外交技术，针锋相对推出各种措施，终于在中俄之间争执的主要问题上取得了突破。1924年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顾维钧代表北洋政府，共同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苏俄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定》提出，两缔约国政府今后要承担义务，不得缔结有损于双方中任何一方主权和利益的条约和协定。同时，根据《辛亥条约》中国应付给俄国的庚子赔款，苏俄政府予以放弃，将其用于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6月13日，加拉罕向中国外交总长提出备忘录，建议把中俄两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级，苏俄即将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派出大使的国家。

莫斯科圣瓦西里大教堂

四、出任总理，只为废约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向直系军阀吴佩孚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吴佩孚屡屡败北,势力日衰，替他支撑北京政局的杜锡珪内阁日益凋零,难以继续。杜锡珪决定辞职并请顾维钧出面收拾残局。1926年10月1日,顾维钧终于同意以杜锡珪内阁代理者的身份出任国务总理。他在就职演说中说:“现在外交格外困难,既有要案当前”,“不得不勉为支撑一时”。原来，当时清廷与比利时、日本、西班牙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先后期满，北洋政府与列强交涉修约已进入关键时刻,不容政府中断。中比条约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效，到1926年10月26日条约届临期满。北洋政府曾照会比利时公使华洛思，提出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将该约重新修改，缔结新约。

布鲁塞尔——比利时王宫

比利时声称“只有比国有修约权”，否认中方有修约权。在纠缠了修约权一段时期之后，比利时在表面上做出妥协，但提出在新约谈判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其目的是拖延新条约的签订，继续享有旧条约。比利时政府显然并无谈判缔结一个新条约的诚意。中比修约陷入僵局。 10月5日，在顾维钧代理国务总理的第五天，他就召开内阁会议，重点研究中比修约的对策。为打破僵局，他提议在旧约期满后，中比双方可先订立一个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协定，按旧条约行事。如果新条约仍未制订出来，则临时协定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比利时在华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体关系。但比利时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递交备忘录，宣布终止谈判，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

荷兰海牙国际法庭

面对比利时的蛮不讲理，顾维钧认为中国不能屈服于比利时的无理立场，除终止中比旧约外，别无选择。11月6日，北京政府发表了由顾维钧起草的废约令，公开声明：“新约之缔结除以平等相互主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者概不允订”，现行中外条约“得于满期时通告终止”，并努力设法改订，“于各约期满时，废除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陈旧之条款”。 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缔约国强硬反对主动出击，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顾维钧称中比条约的废除“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比条约废除后，没有得到北洋军阀主要实力派奉系强力支持的顾维钧内阁难以安居其位。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广场

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仅一个月,便于11月9日致电张作霖、吴佩孚等,表示难以支撑,愿即引退,请各方“共发宏谟,早戡国是”。11月28日,顾维钧内阁全体阁员联名通电总辞职。19天之后,再次通电辞职。 由于吴佩孚已明确表示,中央政权听凭奉方主持。1月7日,张作霖与幕僚商议后，通电表示维持顾维钧内阁,并劝顾:“缺席阁员,补充足额,积欠政费,设法通筹”。8日,吴佩孚致电赞成。这样,顾维钧内阁得以蝉联。奄奄一息的顾内阁出现了一丝生机。1月12日,停顿了一个月之久的内阁终于重新开议。为解决财政危机，会议决定不再等待遥遥无期的关税会议的批准,独自决定开征附加税。顾维钧以大总统令的名义宣布:自1927年2月1日起,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即普通进口货“按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按值百抽五”,此事引起了列强的争议。

财政部总税务司安格联

一向专横的财政部总税务司安格联坚持认为,“海关不能征收未经条约列强批准的外贸税”。 安格联这种倨傲固执的态度,引起顾维钧内阁的愤慨。1月31日,北洋政府宣布免去安格联总税司职,改派易纨士代理。这是总税务司任用外国人以来的头一次罢免洋巨人,使列强驻华公使大为震惊。英国公使策动列强联合干预,威胁财政窘困的北京政府。迫使北京内阁重新考虑的另一个巨大压力来自国内金融界。罢免命令公布后,各项公债暴跌,靠经营公债发财的银行家们如坐针毡。 在内外交加的强力压迫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2月9日,顾维钧内阁同意:以税务处名义致函安格联,嘉奖其任职期内的“劳绩”,准假回国,一年内仍予以总税务司待遇。同时决定另立征收附加税处,附设于海关内,由海关与财政部会同办理。

上海外滩海关大楼

五、黯然下台，奉献余热

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心目中,支持顾维钧内阁改组只是权宜之计。其实他早就觊觎北洋盟主宝座。1927年6月18日，在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的拥戴下，张作霖于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同时下令潘复组织军政府内阁，顾维钧内阁黯然下台。1928年6月，面对北伐军的兵临城下，张作霖决定退出京师。6月4日清晨，他乘坐京奉专列在经过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附近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死。北洋政权走向终结。而被视为北洋政府“帮凶”的顾维钧被国民政府通缉，前往欧洲暂避风头。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国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上半年，日本在东北频频武装挑衅，大肆煽动战争狂热。

“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

为了应对日本人，少帅张学良想到了顾维钧这位经验丰富的“抗日外交专家”。经张学良的斡旋，国民政府撤销了对顾维钧的通缉令。顾维钧得以回国，并以国民身份参与东北的外交事务，经常往来于沈阳、北京与北戴河之间，他敏锐地察觉到日军新的侵略活动迫在眉睫，于7月中旬在北戴河写信给张学良，说日本可能会出兵夺取沈阳。张学良却幻想日寇不至于大动干戈。9月18日深夜，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第二天凌晨，张学良立即请顾维钧去商谈对策。两天后，蒋中正也从南京电请顾维钧南下提供外交咨询。空前的民族危机再次将顾维钧推上中国外交战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决定调查中日冲突。作为当事国的代表，顾维钧随团参与调查，将日本侵华的事实昭然天下。但即便如此，积弱的中国仍然不能获得国联任何有效的援助。

河北秦皇岛——北戴河

日本军队将战火烧向长城，逼近热河。紧要关头，顾维钧致电外交部，建议军事上全力抵抗，外交上对日绝交。但是，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采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东南沿海实行封锁。中国获得军需物品只好依靠西北和西南的陆路交通线。当时滇越铁路最为便捷。因此，设法让法国殖民者同意假道越南成为焦点。从1937年7月30日起，顾维钧就开始交涉。在他的一再活动下，中国争取到了过境越南运输的便利。为了扩大国际支持，1943年1月11日，中国和英国在重庆签订《中英新约》，宣布废除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顾维钧全程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

滇越铁路——蒙自碧色寨

1944年，反法西斯同盟国胜利在望，为了协调战后国际关系，9月，顾维钧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第二阶段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取代已名存实亡的国际联盟。顾维钧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将要成立的“联合国”的重要性，他采取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苏英美第一阶段会议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补充意见，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补充意见后来都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1945年4月25日，顾维钧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参与了联合国宪章起草。在决定中国代表团人选时，顾维钧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建议应让中共派代表参加。

顾维钧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必武后右二）

蒋介石接受了顾维钧的建议，同意中共代表董必武加入中国代表团。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举行，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4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也在宪章上签了字。在这次会议上，顾维钧和董必武二人合作默契，彼此留下良好的印象。12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1946年起任驻美大使十年，直至1956年辞职，被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后为副院长至1967年退休。1985年 11月14日，顾维钧于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8岁。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安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