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7日，广州最长寿的老人李春去世，享年113岁。

老人生于1896年，见证过中国最艰难的那个年代，老人的一生既平凡也不平凡，平凡的是老人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不平凡的是，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老人独自拉扯这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大成人。

而老人最小的儿子名叫谢非。

多数人今天听到这个名字，恐怕都会一头雾水，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谢非曾任广东省委书记，为广东的经济腾飞做出过卓越贡献，遗憾的是在1999年，谢非被确诊为白血病，不幸撒手人寰。

1999年时，谢非的母亲李春已经103岁，为母亲的健康着想，他特意嘱咐身边的人：

“不要把我去世的消息告诉我母亲。”

从1999年到2009年，周围的人都瞒着李春老人，不把实情告诉她，到后来，谢非的夫人也去世以后，身边的人仍然瞒着她。

李春老人也纳闷，时不时的还念叨：

“谢非不回来就罢了，怎么他媳妇儿也不回来？”

老人这句话一直念叨到去世，或许在晚年，她也明白了真相……

1896年农历三月初七，李春老人出生于广东陆丰陆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在那个旧社会，几乎所有的人家生活都很艰苦，李春老人也不例外，按照时人普遍的生活来看，李春的一生不外乎就是贫苦、辛劳一生，嫁人、生子，然后在某年某月，突然撒手人寰。

不过很不幸，李春的丈夫后来也是因病早逝，因此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倒她一个人身上，但即便如此，老人并没有对生活屈服，而是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养大成人，更为难得的是，在那个贫苦的岁月里，老人还坚持把几个子女全部都送去读书。

谢非是李春最小的儿子，父亲去世时，他才四岁。

谢非兄弟几个一直到成年以后还都记得，那时家里很穷，甚至连米都没得吃，母亲辛苦给人赶牛种田，每天吃的也不过就是萝卜干加水，而他给孩子们吃的则是水煮地瓜渣，这应该是那个贫穷岁月，李春老人能给孩子们吃的最好的食物。

李春虽然把所有孩子都送去了读书，但自己却几乎不认字，但她常常教育孩子们做人的道理，闲暇的时候，她就把自己唯一认得的一个“人”字写在地上，并跟孩子们说：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字，永远地为人民服务。”

据谢非的哥哥谢振文回忆：

“母亲不会跟孩子们讲大道理，她总是身体力行。有客人来吃饭，她让客人先吃饱，再给孩子们吃。“她常说，再穷，也不能在别人面前丢脸。”

也就是在母亲的教育下，谢非逐渐的长大成人。

在母亲的教育下，谢非读了整整9年书，在那个贫苦的岁月下，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1947年，谢非跑回家告诉母亲：

“我要出去打工。”

一直到后来，谢非回家探望母亲，他才对母亲说了实话：

“我是参加革命去了。”

对于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几乎不识字的老人而言，“革命”两个字究竟如何写恐怕也不知道，但李春却很支持儿子的决定。

谢非参加革命后，也曾几次遇险，那时他在老家陆丰从事民运工作，在乡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积极动员青年参加解放军，然而也几次遭到了国民党军追捕，但他凭借着一股机灵劲儿，几次脱险。

1949年7月，谢非加入中国共产党。

纵观谢非任职经历不难看出，他一辈子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广东，从在老家陆丰县任民运宣传员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广东省委书记，可以说是见证了广东的发展。

也因为在基层任职多年，谢非对于广大群众的诉求，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从这天开始，谢非走上了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的道路。

1960年，28岁的谢非已经担任了广东陆丰县县委书记。

也因为他的工作作风稳健、朴实。谢非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

1983年，谢非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委秘书长。

1986年至1988年，谢非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

据熟悉的人称，谢非在广州工作多年，总是利用一切时间，深入一线考察调研，而且也不会事先打招呼，经常是说下去就下去，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与当地基层干部深入交谈，了解百姓的实际需求。

1991年，谢非正式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国家的重心彻底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伴随着改革不断推进中，新旧两种经济体制的摩擦之下，出现种种问题，这其中积累的不健康因素也逐渐增多。

1988年，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施行三年的“整顿治理”，也因为改革开放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遭遇诸多困扰，加上到九十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面临着严峻的困境。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首当其冲，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也对此忧心忡忡。

1992年1月2日，谢非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上面只有短短的一行字：

“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养，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谢非立马意识到，邓小平同志要来广东，目的绝不可能仅仅只是休息，记得很清楚，邓小平上次来视察经济特区还是1984年。

从1979年7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施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并且还决定，在深圳、汕头、珠海、厦门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在政策扶持下，经济特区的建设一日千里的飞进中，可是却也引来不少争议，以至于遇到了不少困难。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被人戏称为“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黄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因为过于灵活而被人认为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应该换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干部。”

不过，因为有胡耀邦等一大批老同志支持，加上确实没有这样一个特殊人选才作罢。

总而言之，在一个时期内，特区的空气显得相当沉闷。

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建设一直很关注，他的基本思路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大胆地试，看结果。

1984年1月，邓小平启程南巡，并前往深圳视察，这一次他看清楚了一切。2月24日，邓小平返回北京，在景山后街的家中，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说了一句话：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谢非心里很清楚，时隔8年过去，在中国国民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重重困境的前提下，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目的绝不仅仅是要视察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建设的成就，并对接下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战略部署。

这无疑对广东而言，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谢非接到中央电文后，马上将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叫来，尽快完善一个完整的方案，当然，在视察路线的规划上，谢非也有一个打算。

1月3日，“邓办”先遣组的三名工作人员抵达广州，就邓小平南巡事宜做安排，他们对陈开枝提出的要求是：

“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你们既要让他看看广东改革的成就，又不能使他过于劳累。”

按照“先遣组”的提案，沿途的路线是首先到深圳，然后乘船过零丁洋到珠海，接着到上海，也就是说在广东只停留两个地方，但按照谢非的要求，他希望邓小平能顺路去一去顺德、中山，这两个地方是谢非在广东期间，自主启动的改革的两个典型。

方案上报后，“邓办”主任王瑞林同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

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邓小平的专列缓缓驶入深圳火车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等领导干部亲自到了火车站迎接。

事实也果如谢非所预料，从邓小平到深圳那天开始，一直到1月29日晚前往上海，邓小平做了许多方面的重要讲话，合计有6个部分，上万字，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鼓励大胆探索，加快改革开放的脚步，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等。

在从蛇口乘快艇到珠海的路上，谢非抓紧时间介绍了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发展的思路。邓小平听了以后十分肯定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建设的成就，并鼓励广东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挥龙头作用。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告诉谢非：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们已经穷了多少年，现在就是要加快发展，搞跳跃式发展，你们广东经济发展能搞多快就搞多快，不要听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那一套。”

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三天，谢非在珠海宾馆向厅局级以上干部传达邓小平讲话的指示，整整三个小时，在场众人无不欢欣鼓舞，要知道谢非在这年已经年过六旬，但在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时，却少见的露出少年人特有的精神：

“小平同志南巡将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开足马力，不负小平。”

作为广东省选定的自主改革的典范，顺德被寄予厚望，可是当时顺德的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带来很大问题，谢非当时考虑到顺德的问题不是一家的问题，将来全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全国。

谢非后来在顺德大胆的进行尝试，为了能减小阻力，谢非一开始要求“不宣传，不推广”，可即便如此，一些大胆的尝试还是引起了人们注意，甚至还有不少人写信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一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当年11月，《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肯定了顺德改革，有关争论才彻底落下了帷幕。

在关键时候顶着巨大的压力，积极推动改革，无疑为改革开放的推动奠定了基础，广东省的经济因此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当年，邓小平南巡到广东时，广东一省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元，距离亚洲“四小龙”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在谢非的带领下，短短几年时间便有跨越式的进步。到2007年人均GDP已达到了4080美元，达到了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广东的经济总量连续19年稳居全国首位，并在1998年超过新加坡，2003年超过香港、2007年超过台湾。

1998年3月，谢非调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遗憾的是，就在广东省经济迅速飞跃的同时，谢非却病了。

1999年1月，谢非突感身体不适，连续吃了几天药不见好转的情形下，被送到医院，结果被确诊为白血病。

尽管有医生拼尽全力救治，但谢非的病情还是不断的在恶化，也就是在临终之前，谢非感慨的说了一句：

“我一生中最大的安慰就是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嘱托。”

考虑到母亲已经103岁，谢非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亲朋好友，不要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这也是谢非提出的唯一请求。

1999年10月，谢非强撑病体，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返回老家，平静的渡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1999年10月27日，谢非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去世，享年67岁。

值得一提的是，谢非带领广东人民走上富裕之路，但他的日常生活却很简单，据谢非的堂弟谢富财称：

“谢非在生活上非常简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家中一点装饰都没有，饭桌是一张老旧的大理石桌，凳子是乡下才能见到的长条凳，估计是他从陆丰带到广州的。”

谢非逝世后，并没有为家里留下多少家产，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彭玉贞一个人支持，日子变得非常艰难。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接见谢非的家属，这才了解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

“谢非同志身处前沿，却一尘不染，很是难得。”

江泽民亲自批示给广东省委：

“对谢非同志的家属予以特殊照顾，严格保障好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为了贯彻谢非同志的临终嘱托，所有的亲朋好友连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领导机关，都把谢非已经逝世的消息，瞒着已经103岁的李春老人。

不过想要瞒住这个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很困难的。

从1960年，谢非调广州工作后，母亲李春就同谢非一家生活在一起，尽管生活上简朴，但老人各方面身体却一直很好，在大家的呵护下，李春老人很快就活过了百岁高龄。

据李春的二儿子、谢非的哥哥谢振文称，母亲最后一次贺寿是在1998年，当时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谢非还特意回来给老人贺寿，没想到时隔一年，谢非已经撒手人寰。

李春晚年很爱看电视，并在电视上寻找儿子的身影。

谢非去世以后，李春老人常问的一句话是：

“阿香怎么不回广州了？”

“阿香”是谢非的小名。

每当这个时候，家里的人亦或是工作人员就只能解释：

“他在北京工作很忙，不方便回来。”

在后来许多年时间里，曾在谢非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都会上门探望，并带来各种礼物，并告诉老人：

“这是谢非叔叔托付的。”

一开始还老人还很相信，但后来这句话便不管用了。

谢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又编一些话瞒着老人：

“谢非生病里，在北京没办法坐飞机。”

老人后来又相信的，但随着许多年过去，老人又开始怀疑起来：

“什么病治起来要十年？”

特别是谢非的夫人彭玉贞也去世以后，这个谎话其实就已经瞒不住了。

据谢家人猜测，老人在去世时应该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可让人动容的是，李春老人自始至终也没有问过他们，只是下意识的自言自语：

“老人最近常说，为什么(谢非)夫妻多年都没有回来？什么病十年都没治好？”

老人晚年很思念小儿子，一想念起来，就连饭也不想吃……

2009年3月17日，李春老人走完了这一生，享年11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