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万里测油温

1960年底，有一列运油罐车从大庆到大连石油七厂，由于原油凝结，3天卸不下油来。我们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1961年2月，石油工业部决定，开展大庆原油接卸、加工的联合攻关。一方面在大庆油田进行原油外运温度控制研究，一方面在大连石油七厂进行原油接卸试验。

为了合理确定大庆油田油库冬夏两季装油温度控制指标，改进油库设计，需要摸清原油在长途运输中的散热系数，决定派人跟随油罐车沿途测取资料。大庆原油的加热温度，原来准备依据苏联的温度推定公式设计。但是，又考虑到，这个公式搞不准就会使原油加温温度设计发生误差，温度设计低了会使原油在运输中凝固在油罐里;设计高了，又会造成浪费。苏联的温度推定公式，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没有把握，必须派人实测和验证。大庆油田设计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助理技术员蔡升和实习员张孔法。这两个同志都是共青团员，他们以共青团员的名义向领导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1961年12月7日，蔡升他们冒着风雪出发了，带着10多支温度计和风速仪，每个人背着25个玉米面饼子.搭乘上油罐列车的守车，开始了随车测温工作。

为了搞清大气温度和风速变化与原油温度变化的关系，必须每隔1小时到车厢外面测I次气温和风速。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不能间断。测风速时，要一只手抓住守车栏杆，另一只手拿着风速仪，脚站在踏板上，整个身子斜着探出去，迎着刺骨的顶头风。夜间，为了换班休息，只能1个人站在外面测风速。两只手腾不出来，又需要打手电，只好用嘴叼着手电筒的铁环，一边看表，一边用心记数据。测油温就更不容易。停车时间稍长的时候.他们就赶快拿着温度计爬到油罐车顶上，把温度计插到油罐车的原油里。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需要在车顶上坚持20来分钟，高处风大，每次都冻得手脚疼痛难忍。尤其是黑夜里，稍有不慎，就可能从油罐车顶上滑下来。他们不顾这些，坚持按时测温。

就这样，他们跟随油罐车，从油田到大连炼油厂，一个单程跑了三四天，一路上连续不断地测风速、测气温、测油温，测了上百次，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测试任务。

从1961年12月到1962年3月，蔡升他们5次跟随油罐列车，行程万余里，测量大气温度500多次，测量风速600多次。获得油温数据1400多个，基本掌握了油罐车的温度变化规律。通过对这些准确的、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他们计算出比较合理的原油装车前加热控制温度，原油在油库的加热温度，用不着原来设计的那么高。

按照自己的温度推定公式计算，油库设计可以减少1台锅炉，节省投资10多万元，并且能够保证原油在铁路运输途中不凝结。

当我得知这件事情后，曾经感慨地说:“万里测温，下苦功夫，做笨工作，是科研设计人员的榜样”。1963年I月17日，《战报》以“万里测温”为题，介绍了蔡升、张孔法两个年轻人为解决原油外输问题，不辞辛苦，随车取得大量第一性资料的动人事迹。从此，“万里测温”的故事，在油田传为佳话。

在大庆油田改进设计，控制好原油装车温度的同时.大连石油七厂的接卸试验也取得进展，总结出一套卸车操作法。大庆原油的外输卸油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大庆的原油集输流程，以后随着油田的开发建设。有了很多新的进步。1973年，根据开采方式和并网的变化，设计和建设了以计量间为中心，用放射状管网与各井相连的“喇嘛甸子流程”。1986年，又根据油田进入高含水开采期的特点，设计和试验成功井口掺水、原油常温输送的新的集输工艺流程。原油外运，不但有铁路，还搞起了长距离输油管道。1970年以后，铺设了一条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四省，长达数千公里的输油管道。这些年来，尽管油田的集输流程和外运方式都有很大变化。但是，我看有一点还和当年会战时候一个样。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打破常规，从油田实际出发，走创新的路。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坚持下来了，并且得到了发扬光大。1961年10月，我在部党组会上讲过:“搞石油必须从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走自己的道路，既不照抄别国经验，又要有批判地接受别国经验，勇于革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把革命精神与科学实践相结合。”我认为，大庆油田攻破原油集输难关，独创出萨尔图流程，是石油工业走自己道路的一个成功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