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5日晚，时任344旅687团团长的张绍东以及团参谋长兰国清借口出去查看地形，将687团一营、三营以及不断连长等机关干部200余人裹挟骗离部队。

一直走到半路上，张绍东才对大伙说出了目的。

原来此人的目的竟然是带着大伙一起去投敌叛逃。

张绍东、兰国清都是老红军出身，身经百战，687团绝大多数也都是他们一手提拔，都算是二人的老部下，因此他们以为，自己只要振臂一呼，马上就能让大伙跟着他们一起走。

不料，就在张绍东说出自己的目的以后，不少人就直接反对两人的提议。

张绍东自己其实也想不到，687团绝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老红军出身，革命意志坚定，并不是因为跟着他们，就要听他们的话。

张绍东一下子就傻了眼，没办法只好同兰国清带着几名亲信狼狈逃走了。

张绍东、兰国清的叛逃，对于八路军344旅来说，是一件影响颇大的事儿。

旅长徐海东直接就病倒了，据说还吐了血，要知道张绍东是跟随他比较早的一员心腹爱将，可惜的是，自己却没能带好他。

早在1938年初，八路军115师分散活动，徐海东率部配合129师转战晋东南时，他就听到过有关张绍东、兰国清的风言风语，可那会儿部队正处于行动中，徐海东也没来得及处理。

事情发生以后，徐海东沉疴难起，于是特意派政委黄克诚到687团去处理这件事。

这也是黄克诚建议中央恢复在政委制度首次处理这一类的事情。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后，当时还是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在任弼时的指示下，到115师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结果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黄克诚后来回忆：

“在检查和座谈中，我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

黄克诚回到总政治部后，立即着手建议中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毛主席很快便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将各部队所属的政训处改称政治部。

黄克诚因为是主要提出该项建议的人，因此被安排到344旅出任政治委员。

张绍东叛逃后，黄克诚亲自赶赴687团驻地，安抚部队情绪，同时派人去追张绍东、兰国清，只是因为已经隔了较长一段时间，两人已经逃得没影。

黄克诚在部队重新任命了军政主官。

其中，抵抗张绍东叛逃最为坚决的副团长田守尧，出任了687团团长，政委吴信泉仍任政委，原第二营教导员李雪三出任了团政治部主任，连长童世明被提拔为一营教导员。

可仅仅只过了半年，344旅就又有了一个突发状况。

旅长徐海东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这同他早年打仗的一些习惯有关。

年轻时候喜欢冲锋陷阵，身上大伤小伤不断，随着年纪的增长，再负伤就不如年轻时好的快，徐海东的身体各方面机能都有所下滑，加上之前张绍东事件的影响，徐海东一下子病倒了。

1938年8月，根据中央决定，免去徐海东旅长兼职，回延安休养，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

一下子，344旅群龙无首，谁将会成为继任旅长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问题？

徐海东与黄克诚商量后，决定推荐687团团长田守尧接任旅长，他们两人决定好以后，还专门找了田守尧谈话。

为了更好的接任旅长职务，田守尧私下里也做了不少准备。

同月，朱老总赴344旅视察，徐海东、黄克诚推荐了田守尧。

对田守尧，朱老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到陕北后出任红十五军团军78师师长，1937年9月参加平型关战役，在受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1938年春率687团（当时已出任团长）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应该说对这一员猛将，朱老总也是比较认可的。

不过，就在意见提交上去以后，中央并没有同意，而是改派了杨得志出任344旅副旅长兼代旅长。

朱老总很清楚，中央应该是认为，田守尧太年轻，提拔的过快不是好事，应该在基层多锻炼。

田守尧是1915年出生，1931年16岁参加红军，到任78师师长时也才20岁，等到推荐他接替徐海东任344旅旅长时，也不过才22岁。

在红军三大主力中，红二十五军（后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是特殊的存在，原属于红四方面军，后来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红二十五军坚持在老根据地打游击，后来又遵照中央指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单独北上长征。

当时，红二十五军因为参军的人年龄小，被称为“娃娃军”。

这群人中，徐海东的年龄就要算最大了，当时军一级的干部中，程子华只有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而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只有18岁。

连排干部平均年龄不满20岁，营团干部普遍20岁出头，战士们大多数都是十六七岁，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十二三岁，最小的只有8岁。

艰难的环境造就了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也造成了红二十五军干部普遍年轻的一个现状。

诚然，田守尧固然是出任344旅旅长合适的人选，而且他本身也是红二十五军出身，可毕竟相比而言，还是年轻了一些。

没能顺利当上旅长，对田守尧打击相当大，他一度有些想不通。

1938年8月某天，徐海东离开部队回延安休养，344旅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就连朱老总也出席，可在人群中却没看见田守尧的身影。

朱老总十分生气，欢送会后立即把黄克诚叫来批评：

“黄克诚，你这个政委不合格啊。”

黄克诚一开始也是糊里糊涂，他本身也是一个刚烈的个性，不能接受无端批评，于是向朱老总诚恳发问：

“老总，讲清楚，哪不行，怎么就不合格了？”

“说你几句你还不高兴了！”

朱老总见状，也没对他客气：

“你作为部队的政委，是怎么教育干部的。送你们老旅长，这样重要的场合，为何田守尧不来？难道，他作为一名主力团长，没有责任和义务来送上级首长吗？“

一句话，黄克诚脑袋“嗡”地一下，他立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田守尧在公布任命以后，确实情绪上有些不对头，有些消极怠工，尽管看似问题不大，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大问题的导火索，如果不注意引导，田守尧很容易走上歧路。

毕竟还有前车之鉴在，黄克诚又是政治工作的老手，很清楚这其中的关键。

朱老总要求黄克诚召集旅部干部战士开一个民主生活会。

果然一开会，会上大家都顾左右而言他，从本心来论，大家其实对田守尧的能力还是很认可，加上彼此之间又是战友，他们普遍对空降来的杨得志不满，只是不敢明着说而已。

黄克诚站起来，批评了田守尧，但话说的很委婉。

隔了好一会儿，朱老总才站起来，望着在座的干部战士，恨铁不成钢的说：

“你们这是什么民主生活会？不敢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

朱老总第一个就点名田守尧，对他闹情绪一时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告诫他：

“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朱老总的批评对田守尧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毫无疑问，田守尧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但他太年轻，少年得志，有些时候多了很多少年人的轻狂。

要知道一个人最容易被情绪左右，以至于做出许多糊涂的事儿。

就在这个悬崖口边上，朱老总伸出手，拉了田守尧一把，给了他机会。

田守尧幡然醒悟，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心甘情愿的接受了批评。

1939年，田守尧出任了344旅旅长，不久后又出任了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旅长、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不久后，田守尧率部南下支援华中的新四军。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田守尧出任了新四军第三师8旅旅长，而他的搭档就是原来在687团的政委吴信泉。

据吴信泉以及时任8旅参谋长的李雪三回忆，田守尧不仅具备一个出色军事指挥员的能力，还学会了在部队展开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军事干部中，这是相当突出的一点。

只是很遗憾，1943年，田守尧与3师参谋长彭雄率部返回延安学习，结果途中遭遇日军，激战后未能突出重围壮烈牺牲，时年28岁。

田守尧的牺牲，对我军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