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虽然朝廷出台了一系列赋税减免政策。但州县官员在执行该项政策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层出不穷，无疑削弱了赋税减免政策的作用。朝廷出台赋税减免政策的初衷之一在于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从这一角度来看，赋税减免政策的成效有限，农民的赋税并未因该政策的实行而变得很轻。

由于南宋农民赋税的基数较大，即使朝廷减免了部分赋税，剩余赋税也不算很轻。建炎三年（1129），高宗听闻东南地区和预买绢过重，两次一共减免了绍兴府35%的和预买绢。

绍兴八年（1138），“以此郡和买太重，又减一万匹”。经过三次减免，绍兴府的该项赋税仍然不轻，朝廷苛捐杂税沉重，已给农民造成较大负担，在这种背景下实行赋税减免，只能使民力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难以达到轻徭薄赋的程度。

南宋时期，以民养兵政策对民力消耗严重，朝廷会时常减免百姓赋税，“建炎以来军兴，用度不给，无名之赋稍多，故不得不时时蠲减数目，以宽民力”气但宽解民力与保障军费相比，仍居于次要地位，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朝廷必然优先保障军费开支。

庆元府鄞县每年所征收的赋税中，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承担定海水军的军费，致使百姓负担沉重。虽然也不时减免鄞县农民的赋税，却秉持着“民赋可蠲而军饷不可阙，岁侵则官病而民亦病”的原则。

在这种理念下，朝廷为宽解民力采取的减免政策只是在不影响军费开支的前提下，实施的有限减免。在军费开支巨大的背景下，减免力度终究是有限的。相对而言，农民的赋税仍然不轻。南宋农民赋税负担整体上偏重，这在广大中、下层农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即便是朝廷出台了赋税减免政策，中、下层的农民之中，仍然不乏有无力负担赋税者。彭龟年在主政江陵府期间，曾上书朝廷，江陵府四万七千匹的和买绢，朝廷已经免去了三万三千匹，减去了原额的70%，减免的力度确实是较大的。

但即便是这剩余的30%的和买绢，下户仍无力负担，因赋税征收无果，江陵府只得被迫朝廷请求宽限征收时间。

农民无力缴纳赋税不仅会使地方官员感到棘手，还会给农民自身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南宋笔记《夷坚志》中就记载了农民因无力交纳田租而陷入极端困境的事例。有的农民因拖欠田租而被捕入狱，筠州新昌县农民邹生“尝负租系狱，踰旬得释”，有的农民因无法缴纳田租，被迫逃租，在途中身亡。湖州乌程县浔溪村民徐三“以负租谷不能偿，泛舟遁归其乡，过太湖，全家溺死”。

甚至有的农民因无力负担田租而选择自尽。南丰县文人朱器之在乡道上曾救活了一位自缢的农民，询问农民自尽的缘由，竟然是“负租坐系，不能输，虽幸责任给限，竟无以自脱，至于就死”。虽然官府准许对赋税予以缓征，宽限了输租的时间，但该农民终究无力缴纳田租，最终选择以死来解脱。

在小农经济之下，农民在物质上大多没有很高的追求，只要能维持基本生计，便可安身立命。一般而言，若不是生活陷入绝境之中，断然不会选择自尽。为逃避交租而选择自缢，可见其处境之艰难。

《夷坚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记载的故事即使不一定完全真实，也是南宋时期下层农民生活的反映。透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出，南宋时期下层农民的生活处境较为艰辛。对他们而言，即使朝廷出台了一系列赋税减免政策，田租仍然是较为沉重的负担，农民甚至还可能因无力承担赋税而走向极端，酿成悲剧。

较为沉重的赋税不仅使农民生活恶化，还会激化社会矛盾，酿成。南宋时期，一些地区频繁发生农民，就是农民赋税沉重、生活艰辛的印证。发生起义后，起义军的首领深知赋税减免对农民的巨大吸引力，会适时推行赋税减免政策。在重赋之下，每当起义者借助赋税减免来笼络人心时，便可以吸纳大量的起义力量。

淳熙年间，李楫在广西发动起义，曾张榜公告，“约不收民税十年”，这种宣传方式的效果极为显著，当地农民“从叛者如云，称之为‘李王’反谓官兵为贼”气仅仅以减免赋税作为优惠条件，李楫便可吸纳大量甘愿冒巨大风险的农民参加起义，这足见当时广西地区农民赋税之沉重。

南宋时期，小规模的农民之所以持续不断，较为沉重的赋税是重要的原因。总而言之，南宋农民的赋税原本就较为繁重，即使朝廷免去了部分赋税，对广大中、下层农民而言，交纳减免后的赋税可能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

南宋的赋税减免是在不影响军费开支和朝廷正常运转为前提的，减免力度终宄有限。另外，从前文可知，地方官员在落实朝廷赋税减免政策的过程中，非法舞弊现象较为普遍，未能将朝廷的体恤之意下达于农民，这更进一步削弱了赋税减免政策的成效。

因此，整体来看，南宋时期赋税减免政策的实际效果有限，尤其在下层农民中并没有完全发挥恤民、养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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