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4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桩特殊的名誉侵权案。
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原告是上海早期地下党成员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和孙子董闯，被告则是毛主席的大儿媳刘思齐。
同为革命后代，他们为什么会扯上官司呢？
这还得从刘思齐之前在武汉理工大学的演讲说起，在该演讲中，刘思齐回忆起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的童年，满怀心酸的讲道：
“岸英、岸青两兄弟，在上海流浪了五年，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直到1936年，上海特科的同志才把他们从大街上找回来……”
众所周知，1930年杨开慧牺牲时，毛主席正在井冈山领导工农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了安全起见，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就被接到上海，进入了大同幼稚园生活和学习，当时的负责人就是董健吾。
董龙飞、董闯在诉状中称，自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到上海后，不管是董健吾还是他的家人，都在力所能及的帮助和照顾他们，可以说是尽到了抚养的责任，所以，刘思齐说“岸英、岸青兄弟在上海流浪五年的说法与史实不实”，不仅如此，她的某些言论还“污蔑诋毁了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的名誉”，要求被告登报赔礼道歉。
原告和被告各执一词，到底谁说的更接近历史真相？杨开慧牺牲后的那几年，毛岸英三兄弟究竟是怎么度过的呢？
一、“放小鱼、钓大鱼”
1930年10月下旬，杨开慧与年仅8岁的长子毛岸英及保姆陈玉英一同被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她坚贞不屈，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见屈打成招不行，狡猾的敌人又抛出诱饵，声称只要杨开慧同意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放了她和孩子，没想到，杨开慧断然拒绝：“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敌人恼羞成怒，这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以29岁的年轻生命，英勇地献身于她所信仰的革命事业。
敌人在杀害杨开慧后，并没有“斩草除根”，而是选择了“放小鱼、钓大鱼”，放出毛岸英及陈玉英，企图通过他们抓捕更多的革命者。
之后，毛岸英回到了板仓，和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外婆向振熙及两个幼弟岸青、岸龙一起生活。
意识到房前屋后突然多了许多双监视的眼睛，一家人谁也不敢放松警惕，就这样，好不容易挨到了1931年年初，正在大家都在过年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突然鬼鬼祟祟进了杨家。
还没等李崇德问清此人的来意，只听来人说了句“这是给杨开智先生的信”，撂下一个包裹就走了。
杨开智夫妇紧张万分的把包裹拿进里屋，拆开一看，原来是毛泽民写的一封亲笔信。
在信中，他提到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继续留在板仓，非常危险，残酷的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他建议杨家人尽快将三兄弟按约定的方式送到上海，交由党组织照顾。
看过信后，杨开智夫妇既欣慰又忐忑，欣慰的是，终于和孩子的亲叔叔联系上了，忐忑的是，从长沙到上海，危险重重，怎么才能万无一失的将三兄弟安全送到目的地呢？
在反复权衡后，李崇德主动担起了这个重任，为了掩护三兄弟的身份，她自称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要带他们出远门探亲，三兄弟也分别被改名为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
当时，毛岸英9岁，毛岸青8岁，毛岸龙只有不到5岁。
一个多月后，李崇德终于带着三个孩子，按照约定的路线到达了上海，按照组织上的安排，毛岸英三兄弟被送到了大同幼稚园生活和学习。
大同幼稚园是我党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董健吾，在1929年底，依照周恩来的指示创办的。
当时，我党许多革命者或因为牺牲，或因为被捕，导致他们的子女无法得到照顾和教育，大同幼稚园就是为了收养这些英雄、烈士的子女，好为革命后代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和稳定的成长环境。
而之所以选择董健吾作为大同幼稚园的负责人，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当时，董健吾的对外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主持牧师，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日本专门学过医学和教育学。
有了这个身份和教育背景，大同幼稚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所教会学校，再加上，周恩来还专门请宋庆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大同幼稚园题写了牌匾和园名，所以，国民党反动派从不敢随意来骚扰。
在这所园里，与毛岸英三兄弟一起生活学习的，还有彭湃的儿子、蔡和森的女儿、李立三的女儿等革命后代，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毛岸英三兄弟刚刚稳定下来，适应了新环境，就又遭遇了一场“横祸”。
二、突遭横祸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他职务高，知道我党不少机密，董健吾也与他有过工作接触，大同幼稚园随之暴露。
不久，大同幼稚园党组织就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工作人员或被捕或为了安全，隐蔽了起来，无人管、无人问的孩子们只好纷纷流落街头。
毛岸英三兄弟因此也成了“流浪儿”，就是在此期间，杨开慧最小的儿子毛岸龙，突然高烧腹泻，毛岸英和毛岸青分别出门找吃的和医生的时候，毛岸龙不见了，也有一种说法，他是就此夭折的。
在四处躲避敌人抓捕的董健吾，在听说了毛岸英兄弟的遭遇后，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让妻子郑兰芳将毛岸英、毛岸青寻回，并带到家中居住。
由于董健吾居住的地方离法租界很近，而且人多眼杂，为了保护毛岸英兄弟，不被人发现他们的身份，董健吾又将他们送到了前妻黄慧英（一说名黄慧光）处。
黄慧英是一名家庭主妇，平时很少出门，而且家中还有董载元、董惠芬、董惠芳、董寿琪几个孩子，家中再多两个，别人也不会怀疑什么。
刚开始，黄慧英不知道毛岸英兄弟的真实身份，党组织还由董健吾，转交给黄慧英每月20元生活费，有时还有些补贴，这段时间，毛岸英兄弟在黄慧英家的生活还过得去。
可随着1933年上海的党组织又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费和生活补贴被迫中断，更雪上加霜的是，董健吾因身份暴露，也失去了牧师的工作，黄慧英一大家七口人的生活来源只能靠长子董载元的一点微薄工资支撑，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糊口，黄慧英只能领着孩子们出门找些洗衣服、扎纸花等力所能及的活计，在此之前，黄慧英也从董健吾口中，得知了毛岸英兄弟的真实身份，为此，她整日担惊受怕，多次搬家以躲避敌人的追查。
沉重的经济压力再加上高度紧张的神经，让黄慧英不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她在发脾气的时候，难免会迁怒于毛岸英、毛岸青。
一天，黄慧英批发了报纸让毛岸青上街叫卖，结果回来后却发现岸青收的不少钱是假的，愤怒的黄慧英不由分说将岸青骂了一顿。
毛岸青仔细回想一番，认为这些钱是几个外国人买报纸时给的，满腹委屈的他，拿起柴火棍就到街上的电线杆上，写下了 “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
恰在这时，一个印度巡捕经过，他抓起毛岸青的头狠狠向电线杆撞去，直撞得他眼冒金光、头破血流，好在毛岸英及时赶过来，才救下了弟弟，但从此，毛岸青就落下了脑震荡的毛病。
对这段生活，毛岸英一直觉得他们是在“流浪中度过的”，1949年，毛岸英在写给外婆的信中提到：“自1931年与外婆分别后，我在上海过了五年的流浪生活，直到1936年底，方才到了苏联。”
其实，毛岸英所说的“流浪”，与我们理解的”流浪街头“不同，他和毛岸青在这几年里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又四处搬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虽然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有时还会受到责骂和苛待，但好在，他们受到了董健吾和黄慧英的庇护，不至于露宿街头、无处可去。
1936年，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转变，为了毛岸英兄弟的安全考虑，董健吾也考虑过将他们送到陕北毛主席身边。
三、出现转机
1936年初，董健吾应宋庆龄之请，要把一封密信面呈毛主席或周总理，但当他到达陕北瓦窑堡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此地。
董健吾只好将密信交由林伯渠电报转达，同时，他将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的情况告知了他，并询问可否将两个孩子送到陕北来。
毛主席在得知两个孩子的下落后，非常激动，他首先通过冯雪峰表达了对董健吾的感谢，又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先不与两个孩子相见，当时陕北的条件不好，战争形势又不明朗，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毛主席希望有机会的话，将他们直接从上海送去苏联。
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我党接收一批烈士子女和领导人的子女。
接到指示后，董健吾就开始着手准备将毛岸英兄弟送去苏联的事，然而在当时，要突破敌人的封锁，送这两个孩子出国，是何等的艰难？
就在这时，一个转机出现了。
1936年4月，董健吾再次应宋庆龄之请，到西安拜会张学良，张学良自然热情款待。
宴席期间，他们都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张学良，在得知董健吾在古玩鉴赏上有很深的造诣后，更是对这个上海来的“牧师”欣赏有加。
他无比惋惜的说，自己曾有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青花瓷器，杯、盘、壶、瓶各一件，然而，却被赵四小姐无意间打碎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开始四处托人，终于从一位古玩商手里，买到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24件镀釉彩瓷。
当董健吾把这套珍品送给张学良时，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顿时爱不释手，非要拿出重金酬谢。
董健吾说什么也不肯收，张学良见状，也不再勉强，只好承诺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给我说，只要我张某人能办到的，一定替你解决！”
董健吾的心头立即浮现出一个念头，他谨慎说道：
“多谢张将军，我眼下确实有件棘手的事，我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两个是我收养的朋友家的孩子……”
“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上海这形势，您也知道……如果张将军有机会出国，是否能帮忙将这三个孩子带到苏联读书？”
张学良一听，觉得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打包票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一个多月后，张学良的部下李杜，要受蒋介石的委派，去欧洲考察实业，张学良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便交给李杜10万法郎，让他带着董健吾的儿子和另两个孩子，先到法国，然后再想办法将他们送到苏联。
1936年6月底，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三人终于随李杜踏上了去法国的邮轮，可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想象般那么顺利。
毛岸英三人到达法国后，因为苏联收紧了入境政策，他们的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在法国逗留几个月后，李杜见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便千方百计找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请求他们为毛泽东的孩子颁发入境签证。
不久，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并安排他们入住国际儿童院，但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因不符合条件，拒绝入境。
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终于结束了“流浪生活”，抵达苏联，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对岸英兄弟来说，简直就像来到天堂一般。
他们在这里一直生活了九年，直到1946年，毛岸英先行回国，才与分别19年的父亲再次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94年，张学良才从记者口中得知，当年他资助的两个去苏联读书的孩子，竟是敬仰许久的毛主席的儿子！
而此时，毛主席已经逝世18年，毛岸英也已经牺牲44年了！
总结：
杨开慧牺牲后，毛主席远在井冈山，也无法与家中通信，在那个特殊时期，年仅8岁的毛岸英，只得和两个弟弟远离家乡，四处辗转，失去了双亲的保护，年幼的他们，一定承受了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困苦和磨难。
然而，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毛岸英兄弟能活下去，还能不被敌人发现，董健吾及其家人，也付出了很多，特别是董健吾一力促成了毛岸英兄弟到苏联的事，也算是有“大功劳”的。
参考文献：
1、《在武汉惹官司 毛岸英妻子刘思齐成被告》，北方网，2002.2.25
2、《对<也谈毛岸英兄弟赴苏过程中的相关史实>的几点质疑》，刘益涛，中共党史研究，2004.5
3、《董健吾暗托张学良，送毛岸英与毛岸青去苏联前后》，中新网，2007.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