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的一天，太原市铁路局的两名工人在山西榆次南郊七八公里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旁边还有两支手枪，工人不敢延迟，立刻上报到省里，不久，省里派人来查看，经过再三确认，此人正是被全国通缉的反革命分子余洪信。

令人没想到的是，余洪信在犯罪之前，还是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担任副军长的职务，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呢？

余洪信是河北武强人，生于1925年，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那个年代，贫困老百姓家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对阶级社会充满愤恨的余洪信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据说，余洪信生得高大魁梧，还有一定的武术功底，能飞檐走壁，是一个侦察兵的好苗子，果不其然，投身革命的余洪信被编入侦察兵的行列，在革命的过程中，余洪信多次立下战功，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曾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余洪信一直留在部队工作，一开始是63军187师的团长，进入到六十年代，很多中生代军官得到提拔，余洪信先后被提为副师长、师参谋长等，于1966年12月被提升为187师师长。

1969年11月，44岁的余洪信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

当时，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巴盟、包头由63军负责，巴盟“前指”主要负责人是63军副政委田荫东，1970年春，在中苏关系降至冰点，边境形势愈发严峻之时，中央决定让余洪信接替田荫东，同时担任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

此前，余洪信一直在部队工作，没有地方工作经验，而且，余洪信身上有强烈的“军阀作风”，在巴盟的那段日子，余洪信的很多事被人们所诟病。

比如说有一次，余洪信在百货商店相中一块手表，二话不说就戴到手上，扬长而去，第二天才让警卫员把钱送过来。

还有一次，石家庄地市代表团前来慰问，临河县没有组织好欢迎仪式，余洪信竟然当着上千群众的面将县革委会主任张兴旺骂得狗血淋头，

还有一次，余洪信来到五原县复兴公社，见到几个工作人员在打扑克，顿时大怒，就连前来解释的公社领导也一起关入了县大牢，此事震惊了全县。

此外，余洪信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也比较严重，曾在当地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强奸、污辱妇女。

1972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除参加地方“三结合”的人员外，其他军管人员一律返回部队。

余洪信前脚刚走，告状信就被寄到周总理那里，反映余洪信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强奸、侮辱33名妇女的种种劣迹，63军核查后，报请北京军区，要求对余洪信进行停职检查。

接下来，63军政委曹步墀多次主持常委会讨论余洪信的问题，余洪信表示什么处分都可以接受，重要保留党籍就行，经过开会讨论，决定给予余洪信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为17级的处分，余洪信没有任何意见。

然而，北京军区的领导没有同意63军的处理意见，政委纪登奎表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

李德生也画了一个圈，将文件退回了63军。

处理意见被退回后，63军政委曹步墀说：

“看来老余的问题上边看得很严重，我们两位书记研究了一下，老余的问题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们两位书记负责，有事我们直接找他。”

得知消息的余洪信开始心事重重，恰好此时，有一天早晨，余洪信看到军部小招待所的战士正在打扫房间，询问后得知是为迎接北京军区张正光副政委准备的，余洪信认为张副政委肯定是为处理自己而来，余洪信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这一天晚上，余洪信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到凌晨时分，余洪信来到手枪班，将挂在墙上的两支手枪给拿走了。

余洪信来到63军政委曹步墀家门口，敲门后，曹步墀的妻子邢玉荣把灯打开了，借着灯光，余洪信向窗户连开九枪，邢玉荣应声倒地，当场死亡，听到枪声的曹步墀反应迅速，翻滚到床底下，才逃过一劫。

余洪信没有恋战，赶紧往外走，却迎面撞上了副政委杨兆魁，余洪信二话没说，直接朝杨连开两枪，杨应声倒地。

余洪信案发后，北京军区立刻上报给总政治部，总政又将案件通报给公安部，对余洪信进行全国通缉，可是找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最终，还是太原市铁路局的两名工人提供了重要线索，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经过多方勘查检验，证实死者是余洪信。

1972年11月，63军党委宣布将余洪信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和军籍。

此外，63军党委还来到余洪信两个孩子参军的单位，建议对两个孩子作复员处理，但是，孩子单位表示孩子表现很好，最好不要牵连孩子，给委婉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