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国元勋中，有战略家称号的，只有教员一人。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大人物死后，会用一些特定称谓，对这个人的一生功绩做个简要概括，古代称之为“谥号”。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谥号之说，却的确有一些荣誉称号，头衔。

像朱老总、彭老总还有刘伯承这些军事代表人物，都有革命家、军事家的荣誉称号，刘伯承在军事教育方面亦有很大建树，还多了个军事教育家的头衔。

像周恩来、邓小平等既有军事经验，也涉及到外交的领导人，除了军事家等称号外，还有外交家、政治家等称号。

但战略家的荣誉称号，我去翻了翻资料，确实只有教员一个人有。

01

作为战略家，自然要研究战略问题。

《战略问题》是教员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写的一篇军事著作，这篇文章跟《论持久战》其实是姊妹篇。

英明神武的蒋委员长就成了背景板，成了人人都要讥讽一句的运输大队长，微操小王子了。

遵义会议后教员指挥的第一仗吃了败仗，博古说风凉话，经验论者也不过如此。

而罗荣桓则升任为红四军政委，那时林彪是红四军军长。

中国革命战争这个题目很大，分为两部分，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

《战略问题》主要讲阶级战争的战略问题，也就是跟国内军阀斗争，而《论持久战》主要讲民族战争的战略问题，跟以侵华日军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斗争。

两篇合到一起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个大题目。

教员这两篇文章，是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来讲这些事的，把中国军事方面的战略问题说全了。

而写这两篇文章的时候，红军还很弱小，是躲在山沟沟里被老蒋冠以“匪军”的小股部队。

那个时候在国内外各方势力眼中，共产党是小党，是被国民党压迫的让人同情的小党。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才算打出了名声，国共两党也成了世人公认的中国的两个大党。

以前是没人认的，包括苏联这个老大哥，也不认为中共能跟国民党和老蒋扳手腕。

说句实话，党内除了教员，还真没有哪个人能斗得过老蒋。

现在很多人瞧不起老蒋，是因为他被教员收拾得服服帖帖，狗急跳墙之下，这才暴露了所有缺点。

但在那个时候，甭管是多大的军阀，多老的老资格，几乎都被老蒋收拾过，战场上打过，政治上较量过，黑白两道也都切磋过，没人弄得过老蒋，包括那时的红军。

然而教员横空出世跟老蒋相比，教员不是不抓细节，而是在战略层面，两个人不是一个档次的。

讲话得有依据，本篇文章咱们不聊《战略问题》的具体内容，只讲该文的前后背景，就能让你明白，什么叫战略家。

02

《战略问题》成稿于1936年12月。

这个时间点就是看点。

往前看，再过十几天就是西安事变了，这个事件对于中共来说是啥性质，懂的都懂。

紧接着，西路军失败和批斗张国焘，随后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打，红军改编八路军。

往后看，瓦窑堡会议是去年12月召开的，开完会后教员就带着部队过黄河东征了。

1936年10月份前后红军几大主力会师，随即就开始围绕苏联承诺的军事援助，制定战役计划，想要打通远方，拿到军事援助，但没成功。

西安事变发生后，这笔援助也就不了了之了，最后连半跟毛都没见到。

可见，在写《战略问题》时，教员是非常忙的。

有众多棘手问题等着他解决判断，但教员依旧抽时间，收集了很多资料，把这篇文章写完了。

这意味着，写《战略问题》是一件既紧急又重要的任务。

不然没资格抢夺教员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在毛选题记中提到：“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按照这个说法，该文是为了总结经验而写，写完之后，在红军大学做过演讲。

然而1941年教员给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写题记的时候，明确告诉读者：“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

不过，该文内容的确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这一点教员在1961年召开的广州会议上也提到了：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为总结经验而写，和为作教本而写，还是有区别的。

当教本是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当教员。

为啥我们这个号，总是用教员来称呼主席，原因在毛选笔记第一篇里我就已经说了。

相比颂赞教员的功绩，我认为传播教员的思想和理念更重要，而不是借着他老人家的名号，给自己的不满站台。

学习就是传承。

03

在最艰苦的时期，红军都能生存下来，靠的是上下一致，军民一致，主要是精神上的一致。

但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万里长征落脚陕北，红军内部暴露了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高级将领之间对战争缺乏一个统一的基本的认识。

简单说就是不成体系，缺乏军事理念核心。

那个时候的红军将领都是靠自己的实力打上来的，个顶个的牛。

用李云龙的话讲，我他娘的就是军事天才，天生就会看军事地图，瞅一眼等高线，就知道哪里有路，咱老李的打仗本事是天生的，老赵，你得服。

牛人的天性都是让别人服气，自己却不服别人。

军队里的大佬们，也不是一开始对教员服气的。

比如项英，他认可教员的军事能力，可远远没有到信服的程度，不然也不会在皖南事变前期，如此抵抗教员的军事建议。

再比如林彪，长征期间，教员重新拿到军事指挥权后，为了躲避敌人的主力，在行军路线上常常选择走曲线，不走直线，这搞得部队意见很大，林彪就曾表示不服，点名让教员下台，不信服教员的军事指挥命令。

可见，当时很多人的确认可教员的军事才能，认为教员在军事方面的确有两把刷子，可远远没有到无条件信服的地步。

一贯正确的印象，也没有建立起来。

地位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坐到那个位置上，别人就要服你，得拿出真本事，别人才能服你，才能听你的话。

领导也是如此，真正的领导是看有多少人听你的话，没人听你的话，就算是坐上龙椅，该糊弄你还是要糊弄你。

当时教员为了写《战略问题》这个小册子，那是下了大功夫的，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时刻，为了写好这本小册子，仍然研究了很多资料。

1964年，教员在回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提到：“1936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

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

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

看了这么多从参考资料去写讲义，教员如此做，自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军事能力的，这本小册子是有大用的。

教员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对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构想，明确了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对日作战力量”。

在军事方面除了筹款筹粮等常规准备之外，还有一个军事素养提升工作。

就是搞一个专门的培养班，把前线的主要指挥员分批叫回来学习，讲如何打仗，如何抗日。

但在教员眼里，这可不是简单的传授一些军事知识就完事了。

04

看过我们前面文章的应该都清楚，西安事变之前的红军是很困难的，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甚至当时教员还曾提出了一个“再次长征”的计划。

刚经历完一次长征到达陕北，又筹备了长征的备选计划，足以说明当时红军的境遇是多么困难，不是被逼到绝境了，教员不会提这个预想。

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教员依然为了红军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些布置和谋划。

关键点就是抗日战争。

后来在洛川会议上教员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高度，现在我们都明白了，这是冲着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去的。

可在当时，很多将领是不理解的，在会议上明确无条件支持教员的，只有关向应等少数人表示无条件支持。

而在更早的瓦窑堡会议上，教员还没有完善自己的想法，可那时教员就已经隐隐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可能需要一大批能站在战略高度思考问题的将领。

现在我们也明白了，这一思路的正确性。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很复杂，只懂军事，不懂全局的将领，很难处理好一些复杂的问题。就比如山东当时的情况，军队和地方领导之间矛盾很大。

而教员这个《战略问题》很明确，主要是冲着培养拥有全局性视野的作战指挥员去的。

这一点在文中是有体现的，教员明确指出：“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级，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

“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

为啥中共能在抗日战争期间崛起，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教员看到了抗日战争可能是红军崛起的机会，早早就做了布局，军事人才布局只是一方面。

并不是说做了布局就一定有收获，而是提前做了多手准备，才有可能收获最好的结果。

当时无战略，此地即边戍。

05

1936年6月1日，西北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红大创办的时候，教学条件很简单，教室和学员宿舍是石窑洞，教室里摆着的也都是些石桌、石凳、石黑板。

教员还曾诙谐地说：“真成了石器时代的人了。”

西安事变后，也就是教员做完《战略问题》的演讲后，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既著名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那个抗大。

当年在中央苏区办军事学校的时候，教员就提出来：“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就办一个红埔，把红军学校办成培养我党军事政治人才的基地。”

到了抗日时期，这所学校的任务就开始转变为培养抗日军事政治人才。

教员就让前线的各级指战员们，到瓦窑堡红大上课学习。后来上课期间，来了股国军进攻瓦窑堡，学校就搬到保安去了。

红大创建后，第一期弄了三个科。

第一科是高级指挥科，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师以上干部，二科是团营一级，三科是连排级。

红一师的耿飚、谭政、杨成武，红二师的刘亚楼，红四师的陈光、彭雪枫、黄永胜等，来的都是有名有号的高级指挥员。

不要看他们日后的名头大，这时的年纪却很轻，红大一期一科41名学员（也有38的说法），都是军师一级，可平均年龄才27岁。

这里面，上过大学的人是凤毛麟角，普遍学历都是中小学，甚至还有一些人是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放牛娃出身。

换句话说，这里面有很多像李云龙这样的刺头，谁都不服。

开始，一科学员对教师有意见，认为这些老师水平不行，搞得红大一期刚开学，就换了好几个老师。

最后弄得教员不得不做了训话：你们应该尊重教师，已经换了这么多个教师，你们还有意见，总而言之，他们比你们强，再不要提意见了。

说是不让提意见，可在师资安排上，还是做了很多调整，来了很多大佬。

教员亲自任教，主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同时也讲一点哲学。

而当时的一把手张闻天讲政治经济学，红大校长林彪讲战役学，打了不少败仗的李德讲战术学，此外，还有凯丰、吴亮平等。

红大不仅师资力量强，还有一个特殊点。

整个学校的工作人员，除了教员这个校务委员会主席之外，像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这些人既是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学员。

红大是教员提议改建的，红大里最顶级的军事战略课程是教员亲自授课的。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教员其实也抓细节，还是亲自抓，但跟老蒋抓的不一样。

教员主要抓思想，抓关键政策落地，抓关键人。

解放战争期间，老蒋的命令甚至都会直接下达到连排级，对于一挺机关枪的部署，都要说上两句。

时至今日，我们也能想象到某国军连长二狗子，接到蒋委员长指示时懵逼惶恐的状态。

06

教员在军事教育方面花了这么多心思，教出一两位好学生了吗？

这个必须有，罗荣桓就是“荣誉课代表”。

罗荣桓对教员是很信服的。

罗荣桓从军之后，基本上就一直跟着教员。

当年罗荣桓跟着教员上井冈山时，还只是一个连代表。

1929年罗荣桓又跟着教员下了井冈山，向赣南进军，部队打到赣南、闽西边境的时候，教员决定采取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的策略。

当时罗荣桓是三纵队第九支队的党代表。

到了1931年一方面军成立的时候，教员是总政委长征开始的时候，罗荣桓是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这个军团在湘江战役中负责殿后，基本全军覆灭。罗荣桓能活下来，已经是侥幸中的侥幸。

后来在黎平会议上红八军团的番号和建制都被取消了，而罗荣桓也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巡视员。

在跟张国焘分道扬镳之后，罗荣桓依旧坚定的跟着教员，担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到了1936年，红大第一期开班后，罗荣桓就被教员从红一军团调到瓦窑堡学习。

当时教员在红军大学讲《战略问题》，这个讲义是用敌人的传单方面印的。传单正面是光的，反面是毛茬，印出来字迹模模糊糊不太好看。

而这个讲义教员送给罗荣桓了。

据罗荣桓的秘书回忆，罗荣桓对这个字迹模糊的小册子，异常珍视，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有空就拿出来读，上面还做了很多批注和圈画。

后来罗荣桓被教员调到山东，这本小册子也被带了山东。

罗荣桓对“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理解的很深刻，在山东领导抗日的时候，发明了著名的“翻边战术”。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教员军事战略思想的高度概括。

而罗荣桓发明的“翻边战术”就是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灵活运用。

简单说，所谓翻边战术就是“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敌进我进”的战术。

这个翻边战术，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这一战术，打破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计划，敌人越扫荡八路军越发展。

山东抗日根据地由小变大、由弱到强，跟这个翻边战术有着很大的关系。

罗荣桓从一个连长开始干，最终成为开国十大元帅之一，可不是资历老这么简单，是有真本事的。

07

罗荣桓能从教员那里学到真知，学到真本事，不是偶然。

他对于学习教员的思想和方法论，有着自己的见解。

罗荣桓在给儿子罗东进

的信中，提到如何学习教员著作：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罗荣桓学习《战略问题》的成果，不仅是提出了一个翻边战术。

当时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名将如云，罗荣桓却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掌门人，这种情况放在全国都少见，这跟他的战略大局观有很大关系。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中期后，教员已经在考虑东北的问题，在《论持久战》中，教员有过断言：日军必败。

既然有这个论断，教员自然就在思考在日军投降后，如何从侵华日军那里拿回东北的问题。

东北问题的关键在山东，从地图上看，山东半岛位于华北平原和皖苏平原长江三角洲的中点位置，是连接华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节点。

而且山东是产粮区也是人口大省，“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

山东是东北、华北和华东战争的枢纽，谁控制了山东，谁就能先一步盘活全国战场，抢占东北的先机。

从左开始右一没认出来：萧劲光、杨尚昆、罗瑞卿、关向应、肖克、罗荣桓、谢觉哉 、贺龙、徐海东解放战争开始后，老蒋才意识到山东对全局的重要性，等到老蒋重拳出击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这一点，老蒋跟教员没得比。

红军还缩在小山沟里的时候，教员就开始布置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教员又开始为日后的格局提前做准备了。

永远比时代发展早一步。这就是一位战略家的远见。

当时无战略，此地即边戍。

那个时候115师代师长陈光的位置要比罗荣桓高一点，可陈光在山东没能调节好各方关系，只是维护住了局面，没能取得决定性优势。

1942年，教员让刘少奇从华北返回延安参加重要会议时，让刘少奇顺带去一趟山东，全权代表中央处理山东的事务。

此后，教员便决定让罗荣桓领导山东局面，把陈光调回延安学习。

1943年3月12日，八路军115师与山东纵队改称为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

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代师长、政委。同年9月，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

可以说，罗荣桓挑起了山东一元化领导的重任，党政军的工作都由他说了算。

在此期间，于学忠

被罗荣桓请出了山东，李仙洲 入山东也被他挡下了，整个山东被罗荣桓弄成了铁板一块，到了1945年，山东五个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还跟华中、翼鲁豫解放区建立的直接联系。

教员夸赞罗荣桓：“把山东所有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起来”、“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这个夸赞不可谓不高。

教员对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成绩，不是一般的满意，是非常满意。

1963年底罗荣桓于北京不幸病逝，教员不禁哀叹：“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

被教员誉为可以“共事一辈子”的战友、学生，先一步离他而去。

遥想当年，教员叉着腰站在红大教室洞口，俯视着莽莽群山。

对罗荣桓等人风趣地说：“在洞中修炼，你们这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啊！”

他又回过头来问罗荣桓等：“你们何时下山啊？”

“练好本领就下山。”

“你们一下山，蒋介石恐怕得上山了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