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3日，上海沙川县杨思公社王家村生产队女社员刘美娣一大早就来到田地里，在采摘卷心菜时，她发现有颗卷心菜鼓囊囊的，外面被绳子捆扎起来，看上去非常奇怪。当绳子被解开后，刘美娣差点吓晕过去：只见这颗菜中间被挖空，里面竟塞了颗人头！

此案在当时轰动一时，甚至直接惊动了我国中央领导，后来由周总理亲自监督案件侦查工作的进展，周总理还下了“死命令”，要求专案组务必在春节前结案。

这起案子过程曲折复杂，色调灰暗压抑，后来真相之所以能够水落石出，竟带着强烈的侥幸色彩——若非知情者一句随口而出的牢骚话，又恰巧被一名经验丰富的刑警听到，此案极有可能沦为悬案。

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人头被发现后，沙川县警方大为惊骇，当即向上级部门作了报告。很快，上面就派来了几位刑侦专家。

在警方的要求下，杨思公社共出动18条渔船，对案发地点附近的河道进行地毯式打捞。一番打捞下来，人们共找到12个装有残肢的油纸包，经法医确认，这些油纸包中的碎块可拼凑出死者的全部遗体。

根据验尸报告：受害者系一年轻女性，年龄在19到23岁之间，体态丰润匀称，长相秀丽姣好；她扎着马尾辫，从体态特征和发式上看不像是农妇；其颈部有明显的按压痕迹，明显是被活活掐死的。

其肢体上的切口粗糙却整齐，说明凶手力气很大，拥有锋利的工具，应该从事屠户、厨师或是五金等行业。

此外，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的顾向敏发现死者牙齿有着较为严重的磨损，推断出她生前有着特殊的饮食习惯，爱吃炒黄豆、蚕豆等零食，大概率是本地人。

这便是我国刑侦史上著名的“1·3碎尸案”，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指示下，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立马铺开调查。

为加快案件调查进度，警方向公众公开了一部分案情。在群众的帮助下，有两名失踪女孩的信息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1972年1月10日下午，普陀区警方接到报案，称死者与辖区内一个叫郎小玲的姑娘极为相似。

面对警方调查，郎小玲的父母表现得很不自然，表情僵硬，看上去很是紧张，似乎在掩饰什么。然而，就当警方拿出死者的照片时，郎的父母突然松了口气，甚至当场笑了出来。

夫妻表示，这事儿跟他们家姑娘没关系。

后经追问，他们才无奈地讲出实话：郎小玲跟男友谈恋爱时没把握好分寸，弄了个未婚先孕。她嫌这事儿丢人，便瞒着家里人去打胎。不料那大夫技术实在糟糕，给她弄了个大出血，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因为事情太离谱，郎小玲不敢跟单位请假，只是跟父母打了声招呼，躲回老家休养。

随后，警方又登门拜访了另一名失踪女孩的家属。

据胡秀梅母亲所说，女儿失踪已有近2个月：1971年10月19日，在机械厂工作的胡秀梅迎来转正，母女俩专门去饭店庆祝了一番。饭后，胡秀梅让母亲先回家，自己要去朋友家拿点东西，怎料胡秀梅这一走便再没出现过。

从描述看，胡秀梅与死者的状况高度吻合，巧合的是，两者都有一处模样差不多的胎记，且都在后腰处。然而，就当警方几乎要确定死者的身份时，法医那边又传来坏消息：从调取的病历来看，胡秀梅于1969年9月补过一次牙，但死者的牙齿却是完好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警方的努力下，本案后来成功告破，但胡秀梅一案却沦为悬案，再没了下文。

忙活了一个星期，案情却几乎无任何推进，专家们急得睡不着觉。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有人报告称，死者可能是一个名叫吉关山的装卸工人的大女儿吉慧萍。

原来，“1·3碎尸案”已成了上海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尤其是那具无名女尸的神秘身份，更是引得人们猜测连连。

1月10日晚上，一群街道办干部快下班时忍不住又聊起了这个话题，其间有人多了句嘴，说死者很像吉慧萍。但大伙儿都知道，吉慧萍被她爹送去了云南当下乡知青，人压根就不在上海，于是便没人再提这茬了。

不过，其中有名女干部意犹未尽，后来想了又想，还是给警方打了报告。

次日一早，警方便登门造访，可刚表明来意，差点让吉关山打出门去。吉关山嫌来者太晦气，张口就咒别人女儿死，可当专家们把证据一一摆出来后，老两口便不淡定了。

吉慧萍在13岁那年摔断过胳膊，而那具遗体左臂相同的位置上有着相同的痕迹，仅这一点就足够具备说服力。几天后，云南农场发来电报，称吉慧萍于去年11月19日离开，此后一直没有音讯。

到了这一步，吉关山嘴一下就松了，向专案组坦白了实情。

原来，他的大女儿跟其他姑娘有些不一样，不但长得好看，发育得也很早，15岁时就已经变得很成熟。认识吉慧萍的人，都忍不住吐槽一句她生活上的不检点；有朋友甚至表示，她十分乐意接受别人的钱财，具体是不是做“那方面”的交易，这就没人知道了。

吉关山对此很清楚，他之所以要让女儿下乡去云南，就是想治治女儿的毛病。他还给女儿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云南待够三年，要是敢早回来，他就打断她的腿！

然而令吉关山没有想到的是，吉慧萍早就偷偷摸摸溜回了上海，一直借宿在一个名叫房洁君的同学家里。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就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吉慧萍居然就勾搭上了房洁君姐姐房洁珍的丈夫，两人在床上被抓了个正着！

房洁朕一怒之下将吉慧萍赶出门，后者此后便下落成谜，线索再一次中断，让警方陷入巨大的迷茫中。

1972年1月16日，周总理在听取过案件进度报告后脸色很是阴沉，询问道：“这案子真就这么难破？”

17日深夜，专案组收到总理来电：“希望务必在春节前侦破此案，我等着上海传来的好消息。”

周总理用很温和的方式向上海警方和专案组下达了“最后通牒”，可眼下他们手头的线索仍十分有限，总理的期待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无奈之下，上海警方只能选择最“笨”、同时可能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一一排查。

1971年1月18日，警方出动公安干警120余名，分赴上海市各区县深入调查。谁能想到，正是用这种最无奈的办法，警方反而获得了关键线索。

杨思公社薛家浜村有个姓杜的大妈，常把自己地里的菜带到集市上偷偷卖钱，这事儿如今来看算不了啥，在当时却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因此，杜大妈经常被地方干部训话批评。

1月20日，杜大妈又去偷偷卖菜，被执法人员抓了个正着。执法人员扬言要把杜大妈抓起来送去学习改造，杜大妈急了眼，当即表示自己要戴罪立功，有重要线索向警方报告。

据她交代：1972年1月2日，她凌晨3点多就出门准备去买菜，刚出村，她突然听到几声“噗通”声，好像是有人跳水。

杜大妈胆子小，她条件反射地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紧接着就看到有个男子走了过来。不仅如此，她还看清了对方的长相。

杜大妈表示她认得对方：那男人常在她的摊位上买菜，不仅挑三拣四，还抠抠搜搜，喜欢在交完钱离开时再抓一把菜。

这番证词为警方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导向作用，而几天后发生的一起意外，更是让案子迎来了戏剧性的发展。

1972年2月1日晚，民兵巡逻队在街边发现一对男女搂搂抱抱，凑近一看，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像是一对恋人：男人少说有四五十岁，女的也就二十出头，倒像是跑出来偷腥的。

随后，这对男女被带回派出所调查，女孩很是恼怒，对民兵们大喊大叫：“你们只会捉捉我这样在马路上谈朋友的，人家杀了人，斩斩碎又抛掉，反倒没事！”

民兵对这番牢骚话不厌其烦，压根都懒得搭理，怎料隔壁恰好有一名公安局侦查员在整理材料，听过这话后两眼放光。

要知道，为避免引起民众恐慌，警方对公众公开的信息十分有限，甚至根本就没提分尸的事，这姑娘是怎么知道的？侦查员赶紧去找姑娘追问，哪知对方脸色一变，说自己刚才全是瞎说的。

恰在此时，值班的刑警队领导全部赶来，看着一大群穿制服的警察把自己围了起来，那姑娘哪见过这种架势，当即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全都供了出来。

女孩名叫陈招娣，她姐姐陈来娣几年前嫁给了一个名叫李泰洋的男人。李泰洋表面上老实，却有一点让人难以忍受：他十分小气，平时几乎一毛不拔，岳父去世时，他也才给了2元吊丧钱。

此后，陈家人几乎不再跟李泰洋往来，只有陈来娣会偶尔去看望一下。1971年12月，陈来娣在登门造访时发现李泰洋深色慌张，屋里还有一股腥臭味。对方倒没有掩饰，痛快地说了实话：他杀了一个女人，准备把她剁碎扔掉。

陈来娣被吓破了胆，一直不敢对旁人说起此事，后来也只壮着胆子告诉了妹妹。而陈招娣也为姐姐守口如瓶，直到自己被抓，脑袋一热当成牢骚话说了出来，又恰巧被一名经验丰富的公安调查员听到。

陈招娣的证词直接为警方打开了通向谜底的大门，警方突击检查了李泰洋的住所，撬开新砌的水泥地，发现了凝固的血液，确定李泰洋家便是分尸的第一现场。随后，他们对李泰洋展开抓捕。

面对铁证，被捕的李泰洋干脆放弃了抵抗，向警方交代了一切。

1971年12月31日，李泰洋喝了些酒，感觉格外空虚。恰在此时，他在街边看到一名年轻姑娘。他突然想到听人说起社会上有那么一类女人，专门收钱做“那种”生意，便借着酒劲儿上去问了问，怎料对方一下就答应了。

完事儿后，李泰洋问价，哪知对方竟狮子大开口，张口就要50块钱。要知道，这差不多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了。

他想要讨价还价，哪知姑娘不让步，然而威胁称要告他强奸。李泰洋一急之下扑了上去，把那姑娘活活掐死。

至此，这宗迷案的真相总算水落石出，此时距离1972年春节还剩12天。1972年4月28日，李泰洋被依法执行枪决。

文章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虽然此案凶手作案手法十分凶残，社会影响恶劣，但它归根结底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死者身份也很普通，为什么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出面监督案子的进展呢？

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国内舆论对这件事争议很大，有些对我国很不友好的美国媒体竟借此炒作，声称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上，中国最大的城市出了个“杀人狂魔”，炮制了这么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是否是故意为之？

此外，这些美国媒体还妄加揣测，此案是否有着某种政治象征？

然而事实上，诸如“美国之音”广播电台、纽约《每日快讯论坛》等，这些美国媒体报道中所指出的“细节”与事实根本不符，纯粹是谣言。他们为了抹黑我们而不择手段，好在在我国政府和警方的不懈努力下，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对方低劣的伎俩才没能得逞。

而另一方面，此案也透露出许多无奈。

查案不是写小说，想要破获这样一起案件并不容易——正是在中央领导的监督之下，此案倾注了大量资源才得以告破；而同时发生的胡秀梅失踪案却沦为悬案，风波一过便鲜有人再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