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 图片来自网络

郭汝瑰能够进入陈诚的视野，并成为“土木系”的“十三太保”之一，取决于3次战役。

在淞沪会战中，郭汝瑰以勇；在武汉会战中，郭汝瑰以谋；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郭汝瑰以“战术”。这一“勇”、一“谋”、一“战术”树立了郭汝瑰名将的风范，征服了陈诚，快速成为了“土木系”的核心人物，并进入了蒋氏的视野，被当作“全能将才”来培养，为日后担任蒋系部队的作战厅长打下了基础。

1936年12月，由于发生了“西安事变”，蒋氏不得不顺应人心，表示要举国抗战。此时正在陆军大学担任战史学教官的郭汝瑰感觉到，为国效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见郭汝瑰有意到部队任职，他的陆大同学曾粤汉就在郭汝瑰面前说了陈诚一大堆的好话。并表示，只要郭汝瑰愿意到陈诚的第十八军去，他愿意做这个推荐人。

曾粤汉之所以大力推荐郭汝瑰到第十八军任职，原因也很简单。一来，曾粤汉就是18军14师的42旅旅长；二来，陈诚本人在蒋系部队中的名声较好，又是嫡系部队，跟着陈诚干，前途肯定没问题。

1937年5月，郭汝瑰来到了常德，担任了第十八军第十四师的参谋长。

1937年7月初，郭汝瑰参加了蒋氏在庐山举办的“军官训练团”。可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参与受训的学员们纷纷赶回部队。

本来，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正奉命赶往华北，可部队正集结北上时，淞沪会战爆发了。14师临时改变计划，奔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当时，陈诚正担任淞沪战场的左翼指挥官，所辖部队负责防守宝山、罗店、浏河口、白茆口、嘉定、福山、太仓、刘行、杨行一线。第十四师赶到后，陈诚命令该师防守白茆口至江阴这一带的江面。

可不料，日军在川沙口一线偷袭成功，直奔罗店。驻守在罗店的67师支持不住，败下阵来。

陈诚下令，第十四师立即夺回罗店，可经过反复厮杀，部队伤亡惨重，未获成功，只得放弃罗店，在南北塘口一线防守。

连日的大战让第十四师各部损失惨重，尤其被称为“血肉磨坊”的罗店之战，让郭汝瑰的老同学，时任第42旅旅长的曾粤汉胆怯了。

所谓是“将为兵之胆”，一旅之长都怯战了，接下来的仗还怎么打？

为此，第十四师师长霍揆彰就让郭汝瑰去代理42旅旅长。

郭汝瑰刚上任，日军就对南北塘口一线发起进攻。在此之前，郭汝瑰从来就没有指挥过团、旅级别的作战，可这并不意味着郭汝瑰会胆怯。每逢前线有部队喊顶不住的时候，郭汝瑰总是持枪冲到前线督战。

有一位叫宋一中的营长顶不住压力擅自撤离了阵地，郭汝瑰二话没说，就要亲手执行军法。幸亏被别人拉住。

而这位宋营长受此激励，反而激发了血性，带队反击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

当时，第42旅已经伤亡过半，再打下去，部队就有被打光的危险，因此，各团长都纷纷请求撤离南北塘口阵地，可郭汝瑰都不为所动。

在战斗危急时刻，郭汝瑰提笔给霍揆彰写了一封遗书：

“......他日抗战胜利，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看你了。”

所谓是“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在郭汝瑰的指挥下，南北塘口之战，第42旅与日军反复厮杀7个昼夜，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顽强守住了阵地。

至此，一个以书生面目示人的“儒将”郭汝瑰，变成了全军出名的战将，并获得何香凝女士亲手织就的毛衣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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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后，陈诚奉命以第十四师为基干力量组建第54军。

按照陈诚的意见，是准备把郭汝瑰调离第十四师另有任用，可刚被提拔为54军军长的霍揆彰却不干了。

在淞沪会战前，霍揆彰对郭汝瑰的态度一般，认为郭汝瑰只是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而已。

可没想到，南北塘口一战，郭汝瑰的“勇”震惊了一大批久经沙场的将领，这可是难得的让人才啊，岂能放走？

因而，霍揆彰一改之前的老资格面目（黄埔1期）和冷淡的态度，对郭汝瑰亲热起来。

见霍揆彰诚心挽留，郭汝瑰也只能留在第54军，并被提升为第54军参谋长。

南京保卫战后，第54军撤往武昌整补。

1938年7月，日军发动武汉攻略战，陈诚奉命指挥武汉会战。

可在战前的作战会议上，陈诚提出的作战方略却让郭汝瑰觉得不妥。

原来，陈诚并没有吸取之前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的教训，仍然采用德国顾问团的建议，在武汉外线建立环形防御工事，意欲利用工事在武汉与日军决战。

如果说，蒋氏在淞沪三角地带与日军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是为了把日军机械化部队拖在南方河网地带，是一种战略的话，那么，在南京与日军展开这种依托国防工事打一场呆滞的硬碰硬的消耗战，就纯属不智。

南京周边虽然工事林立，但却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军可用海军控制长江航道，从陆上可由芜湖截断南京通往后方的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下，很难长期坚守。

而武汉的地理形势和南京差不多，如果在武汉仍然采用在淞沪和南京的打法，注定会失败。

可陈诚毕竟是郭汝瑰的上司，郭汝瑰再有意见，也不敢当面和陈诚唱反调。可在私下里，他就对第十四师陈烈嘀咕道：

“这种战法又是要遭歼灭的样子。”

其实，在座的很多将领都对陈诚的在部署有异议，缺的就是一个敢站出来讲话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作战计划虽然是陈诚拿出来的，但肯定得到了蒋氏的批准，反对陈诚就是在反对蒋氏，这谁敢出头？

见郭汝瑰都不敢出头，陈烈就写了一张“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对作战计划有不同看法”的字条递了陈诚。

陈诚接到纸条后，就请郭汝瑰发言。郭汝瑰也不含糊，他以南京和武汉的地理形势做对比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郭汝瑰认为，日军此来，定会采取南北夹击的方案。而武汉以北大别山和长江以南地区都山脉纵横，都是中国部队可以利用的地形地貌。

而且，要想打赢武汉会战，先要改变的是作战观念，要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防御。

也就是说，在日军来犯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利用地形地貌在日军进兵途中予以打击，而不是依靠那些不能动弹的防御工事与日军决战。

郭汝瑰的核心观点是外线取代内线，守武汉却不战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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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听了郭汝瑰的建议后，并未因全盘推倒了自己的计划而感到生气，反而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

陈诚在蒋系部队中虽然以善于抓兵权而出名，心胸也不太开阔，但对于“土木系”内部人才的奖掖和提拔还是非常用心的。

因而，他并没有因为郭汝瑰反对他就生气，反而指定郭汝瑰参与制定保卫的武汉作战计划。

果然，这份重新制定的作战计划让日军吃尽了苦头。

武汉会战结束后，郭汝瑰因谋划有功再次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第20集团军参谋长。

当时在蒋系部队的晋升有一条规定，凡是集团军、军、师参谋长在晋升的时候，都需要到师或军这个级别的部队去担任一段时间的军事主官。

郭汝瑰由第十四师参谋长提拔为第54军参谋长的时候，就缺了这份履历。现在要被提拔为集团军参谋长了，如果不把这份履历补齐，会影响到他日后在军中的发展。

因此，郭汝瑰来到了暂编第5师担任师长。

在蒋系部队中，暂编第5师和暂编第6师的地位很特殊，它们都属于历史上很出名的那支湘西“竿军”。

抗战爆发后，这支“竿军”被编为两个师，誓师出战，成为了第9战区的两支直辖部队。

后来，暂编5师编入了第73军的战斗序列。

按理来说，郭汝瑰要想到部队代职，也应该选一个嫡系部队，怎么也不能到一个“杂牌”军中的“杂牌”师去。

当时，即便在第73军，暂编第5师也是靠边站的。

按照当时的军中代号，第73军的代号是“守仁”，73军15师代号是“守义”，77师的代号是“守礼”。

按照“仁义礼智信”的排法，暂编第5师的代号就应该是“守智”。可暂编第5师却偏偏捞了个“守本”的代号。意思是说要守住本分。

这是因为“竿军”在编为正规部队之前曾经反对过蒋氏，是被收编过来的部队。

可郭汝瑰觉得暂编第5师很可怜，就决定不到54军代职，而是来到了暂编第5师。

当时，蒋系部队的各军、各师缺编严重，郭汝瑰久在部队上层，虽然对此情况多有风闻，但了解的还不是很透彻。

可当真的下到一线部队，郭汝瑰才知道，实际情况远比他所知道的要严重得多。

当时，嫡系部队的缺编情况还不算太严重，毕竟后勤供应都是先保证他们的。一般来说，嫡系部队的每个师缺额在1~2成，多的也不过3成。而“杂牌”部队的情况就要严重得多，一般都缺额在5成以上。

第73军是一支“杂牌”部队，而暂编第5师更是“杂牌”中的“杂牌”，部队缺额在6成以上，一支编制7000余人的部队在郭汝瑰点验后才发现仅有3000人。

说起蒋系部队缺额这件事，其实也不能全怪一线的军、师长们。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没办法。

当时，一支嫡系师的编制在一万余人，“杂牌”师的编制在7~8千人。可蒋氏后勤部门拨下来的军费仅有编制的一半，逼得这些军、师长们只能保留一半部队，这样才可以保证留下来的部队有饭吃。

可蒋氏却不知情啊，每逢大战，他总是按照部队的编制人数来排兵布阵，可战斗力只能有一半，这也是为何在抗战中期蒋氏部队战斗力不强的原因。

可这种情况郭汝瑰是解决不了的，他只能另想办法。比如，坚决不收按照惯例应该分给他的那份收入，比如在部队内开展生产自救等。

在郭汝瑰的特意扶持下，暂编第5师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在襄河之战的时候，暂5师立下了大功，缴获日军装备无数。以至于陈诚在检阅部队的时候看到暂5师缴获的日军装备都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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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第3次长沙会战爆发，第73军作为第9战区的预备队参战。

可薛岳却并不信任暂编第5师，也对郭汝瑰的指挥能力表示怀疑。

对于郭汝瑰，薛岳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但这个了解仅是建立在郭汝瑰能够出谋划策，是一个好的参谋长的基础上的。

确实，郭汝瑰虽然担任了暂编第5师师长，但在一线部队的作战履历仅有淞沪会战中那么一次，虽然在该战役，郭汝瑰靠着“勇”在全军赢得了名声，但薛岳却认为，这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已。

作为一个合格的将领，仅能打阻击战是远远不够的。在第3次长沙会战取得大胜的情况下，能否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战果，关键在于追击战。

可追击战也不是那么好打的。一般来说，敌军在退却的时候，断后的部队往往都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追击部队稍有不慎，就会被反咬一口。

这不仅是追击部队遭到损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一旦在某一个方向出现了闪失，让日军撕开了一个口子，大好的局面将会丧失。

因此，当听说暂编第5师由郭汝瑰这位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师长指挥追击的时候，薛岳不放心了。

当郭汝瑰率部赶到第9战区长官部接受命令的时候，薛岳当着诸多同僚的面就对郭汝瑰发问。

薛岳：“部队要追击，你这个部队行不行？”

薛岳的问话是很打脸的，在这么多同僚面前说出这种严重不信任的话来，换了一般人还真的下不来台。

可郭汝瑰却并未被薛岳激怒，而是平静地回答：“行”。

薛岳仍然不放心。他又问了第2句话：

“打追击战你懂不懂？要超越追击。”

这句话问的就更加打脸了。郭汝瑰可是毕业于黄埔5期和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又岂会不懂得追击战要超越追击的道理？

面对薛岳的质疑，郭汝瑰再次以很平静的口吻回答：“懂得！”

郭汝瑰走后，薛岳对第9战区军务处长曾粤汉说：

“我看这个矮子不一定行。”

可薛岳却忘了，曾粤汉和郭汝瑰既是陆军大学的同学，又是在淞沪会战中一同作战的战友，他岂能不知郭汝瑰的本事？

因此，曾粤汉意味深长的薛岳说：

“您别看他矮，矮子都聪明，这个矮子有几手呦！”

对于薛岳的质疑，郭汝瑰并未很生气。他知道，一来，这是因为薛岳对此次追击战的重视；二来，暂编第5师确实在以往的战斗中战绩不佳，战斗力很受质疑。薛岳对自己的质疑并非仅针对自己。

可郭汝瑰心中有数。

暂编第5师虽然是一支被收编的土著部队，在蒋系部队中被视为土匪部队，一向难带。可部队的大部兵员都出自湘西，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出精兵的地方。之所以把暂编第5师称为土匪部队，是自古以来对湘西地区的一种偏见。

湘鄂一带皆是山林，地形复杂，正是出身于湘西的暂编第5师的用武之地，只要部署得当，指挥果断，定会取得战绩，让世人刮目相看。

而就在这时，第73军的77师在追击日军时遭到日军反击，损失不小。第73军军长彭位仁下令暂编第5师加入追击。

此时正值夜间，正是追击的好时机。

兵法有云，追敌不如拦敌，这也是为何在打追击战的时候要超越追击，就是要跑到逃敌的前面予以阻击的原因。

敌人在撤退的时候总会把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安排在后面断后，前锋部队早就成为了惊弓之鸟，只要暂编第5师能够赶到敌军前面，予敌迎头一击，定会大有斩获。

为此，郭汝瑰下令，全师3000余众兵分五路，两队超越攻击，赶到日军逃跑路线的前面设伏，其余各部在后面与日军保持距离，给日军以压力。待到前面伏击战打响，再前后夹击。

果然，郭汝瑰的部署奏效了，在暂编第5师的前后夹击下，日军根本无心恋战，仓皇而逃。暂编5师各部均有斩获，并俘虏了2名日军。

可郭汝瑰的战场纪律也是非常严格的。

在开战前，郭汝瑰就下了严令，各部都要行动迅速，不得迟缓，从普通士兵到各级长官都不能例外。可还是有两个营、团长行动迟缓，因此在战后，这两位营、团长所在的部队虽然立功获奖，但营、团长却未能获得任何升赏。

经此一役后，暂编第5师名声大振。

暂编第5师的战果报到第9战区长官部的时候，薛岳吃了一惊，连声夸赞：

“看不出来，这个矮子还真有两手！”

从此之后，薛岳对郭汝瑰开始刮目相看起来，让郭汝瑰兼任第9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

1943年初，陈诚调郭汝瑰到军事研究院当研究员，这是蒋氏为了培养“全能将才”而设置的一个研究部门。

至此，郭汝瑰终于进入到了蒋氏部队的核心，为其将来进入作战厅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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