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神授”理论的具体体现

“君权神授”的理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三种表现。

一是君主世袭制。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如果帝位由父传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就不需要新的证据来证明新天子是“受命于天”。道理很简单，因为其父是君主，而他的职位是由上天命定的，那么他将职位传给其子也必然是上天命定的了，这就打消了其他人的觊觎之心，排除了统治集团内部对最高统治者进行选择的可能性。这种逻辑推理一旦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人们也就只能接受了。至于君主的职位到底应该由哪一个皇子来继承，中国历代王朝都遵守着周王朝时传下来的“嫡长子继承制”，采取“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制度。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传兄之子、传弟之子或其他具有君主血统的子弟。嫡长子继承制的根本，就是一套完整的、维护嫡庶秩序的发达的官僚制度。这种继位方式不会使人产生疑虑，在传位过程中一般不会有大规模的国家内乱；而早立储君，也有利于对其进行完整的君主训练。

与“嫡长子继承制”的本质相同的另外一种继承制度，就是“兄终弟及”。在夏代之前的传说时期，部落联盟首领采取“举贤不举亲”的“禅让制”。形式上，禅让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来治国理政。这种制度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尚书》，但后世对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荀子认为尧舜禅让是“虚言”，韩非子认为是“人臣弑其君”；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不管是真是假，这种制度听起来实在是令人“神往”。之所以“神往”，是因为其“可贵”；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其“稀少”。正因为“物以稀为贵”，就不会有很大的“市场”，其生命力自然有限了。尽管后世有一些朝代的更迭据说就是“禅让”，其实也是在“刀剑”寒光中的被迫行为，真不是什么“让贤”的壮举，发生在“烛影斧声”之中的“兄终弟及”的传位表演，徒为后人添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我们可以说，出于道义高尚的“禅让制”的真假是大可存疑的，或许出于各个利益集团势力消涨的政治现实而不得已让位，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血光与权谋本就是皇权的底色，它是不大容易褪去的。

传说禹临终前按照尧舜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伯益。然而，伯益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的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益，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东夷部落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我们可以合理猜测，这段权力斗争无疑是东夷部落对启及其儿子太康的“子承父业”不满而导致的，后羿凭借自己“善射”的本领，发动这场权争，是极有可能的。按照《史记》中所描述的“太康失国，后羿寒浞代夏”，我们可以认为，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这是一种对“世袭制”的反抗。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由于射日的这个传说，使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

根据语焉不详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对后羿的结局做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他个人高超的射箭技艺无法弥补与中央政府实力上的差距，最终失败被杀。这就彻底戳穿了“禅让制”的面纱，同时开启了实力政治的先河。这种权力之争，本质上是“坐寇”与“流寇”之争。世界最初落在“流寇”的手中，后来变成了自称合法统治的国王，也只不过是“坐寇”，其行为动机与其所取代的“流寇”没有什么差异。“流寇定居下来，向百姓提供政府服务，这出自他的理性自私。这理性自私将使他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化的资源，以供自己的享用。他将使用垄断的强制权力，攫取最大化的税赋和其他勒索。”中国历史舞台上多次上演“成王败寇”的王朝更迭的戏码，其主角与配角就是这种“流寇”与“坐寇”的交替转换。

夏代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并行，但以父死子继为主。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也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但以兄终弟及为主。在私有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缺乏硬性的约束力，因为“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之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只有根据“嫡、长”这些先赋的或“天定”的条件，把王位继承资格最大限度地限制在一个人身上，才能确立起比较明确的、可操作性的标准，才可能杜绝其他王子的非分之想，从而较好地避免诸子争位、骨肉相残的局面。由于商代后期出现了兄弟相争的局面，所以逐渐以立嫡为主。周初实行宗法制，建立了严格的王位继承制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进而形成了一套法统秩序。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清楚明白地陈述了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希望引起李世民的高度重视。

说到禅让制和唐太宗李世民，我们在这里有必要说说“玄武门之变”后唐高祖李渊禅位的一些情况。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玄武门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变发生后不久，唐高祖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这就是因开创“贞观之治”而留名史册的唐太宗。这里就留给后人一个问题：当玄武门激战时，李渊在干什么？《新唐书》说他正与大臣们在太极宫“泛舟海池”，《旧唐书》说箭已经射到内殿之中了。箭都射到宫里了，外面许多人头落地，李渊还在划船，这怎么可能呢？面对这个怪异的细节，李渊近乎白痴的举动引来了史家质疑，他们认为大唐史官们在胡说八道，当时肯定是李世民已经把李渊囚禁了。上世纪初，有人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了唐代残卷《唐太宗入冥记》，这部书成书于武则天当朝的时候，对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评价是“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尽管上述史料有相互矛盾之处，但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断，李世民当时是先隔离李渊，然后快速解决李建成、李元吉，回过头来再迫使李渊“禅位”。首先隔离李渊，堪称李世民全部计划中的关键。因此，所谓唐高祖李渊的“禅位”，只不过是一种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如此的“城下之盟”。李世民登上了皇帝位，开启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贞观之治”，后世对他的行为做了解释，对他的评价也颇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不仅中国的继承制度是如此，国外也是如此。古罗马人经常发动战争，固然有帝国侵略性的因素，但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就是罗马人没有办法解决帝位继承的难题。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禁卫军弑主、任意拥立新帝，或是继承人不能服众而导致内战等情况。因此帝王往往只能将手下的悍将收为养子，以平息军队士兵和将领的不满。长此下来，政权多由骄兵悍将把持，或者帝王本身就是军事强人，使罗马充满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而每每政权易手，更难免有一场风波。例如，继屋大维之后的罗马帝国君主提比略，晚年被禁卫军杀死在卡普里岛。

独裁的君主制，自然会形成世袭制，即使当今世界上一些实施“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其君主的继承也采取世袭制，如英国的国王和日本的天皇。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仍然是“君权神授”的理论在起作用，其根本的原因是对于权力的私有化和独占欲。“世袭制”的本质是一种“终身制”，它必然导致个人独断而非集体领导的政治文化，削弱了政权发挥集体智慧、共进共退、协调意志的“统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