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西方专家坚信中国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称“中国贫油论”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他们断言，只有海相地层才能产出石油，而中国多是陆相地层，几乎不可能找到可观的油气储量。

然而，1959年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喷出工业油流，打破了这一预言，中国石油产业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崛起。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2012年，中国在南海深水钻探成功，迈入了世界超深水钻探的行列。

到2024年，中国不仅在塔里木盆地钻探出亚洲第一口万米深井，还在伊拉克的国际油气项目中成功中标七项，显示了强劲的技术实力。

是什么让中国的石油产业在75年里从无到有，甚至实现了超越？

“中国贫油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上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认识极其有限。

西方石油地质学家普遍坚持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只有海相地层才能产生丰富的石油，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是陆相地层，不具备生成石油的条件。

这一观点被称为“中国贫油论”，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流传，使许多西方专家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对中国的石油勘探工作并不看好。

当时，海相地层的理论在西方科学界已经形成了主导地位，认为沉积了大量海洋生物的地层才有可能生成油气。

欧美的石油发现也多集中于海相地层之中，进而加深了这种观念。

在这类观点支配下，西方的地质专家纷纷断言：中国的陆相地层无法生成油气资源。

但即使在这样不被看好的环境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石油学者依然在进行油气资源的调查和研究。

潘钟祥，作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先驱之一，在对中国不同区域的陆相地层进行多次调研之后，他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陆相地层同样有可能生成石油资源。

在深入考察了陕北和四川的地层之后，潘钟祥发现，在这些地区的白垩系地层中，确实存在石油生成的条件和迹象。

通过对该地层的沉积物和有机物含量的分析，潘钟祥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尽管这些地层是陆相地层，但经过了漫长的地质作用，有机质同样可以转化为油气。

1941年，潘钟祥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陆相生油》。

当他详细讲述中国的陆相地层在油气生成方面的潜力时，现场的许多与会者都感到惊讶，因为这与西方一直以来坚持的理论截然不同。

虽然面对众多质疑，潘钟祥依旧坚持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数据阐明了中国陆相地层的特点及其生油潜力。

第一个大规模油田——大庆油田的诞生

1959年9月26日，在黑龙江省的大庆地区，松基三井井喷出工业油流。这一油流的喷出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油田——大庆油田的诞生。

大庆油田的发现立刻引起了国内广泛关注。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石油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而中国的石油主要依赖进口，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随着大庆油田的稳定生产，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到了1962年，山东省东营地区的营2井再传捷报，喷出了日产55吨的高产油流。

营2井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石油勘探的热潮。

紧接着，在渤海湾盆地及周边区域，大港、辽河、华北等一系列油田相继被发现并投入生产。

大港油田位于渤海湾西岸，在1964年成功出油后逐步发展成重要的石油基地；辽河油田位于辽宁省盘锦市一带，1969年投入开发后，为东三省的工业发展提供了能源支持；华北油田则在河北境内的冀中地区开采，为京津地区的石油需求提供了稳定供应。

到了1970年代，中国的石油产量显著增长，石油自给率大幅提高。

这一时期，中原油田和冀东油田也加入了石油开采的行列，中原油田位于河南濮阳，是中原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冀东油田则坐落于河北唐山，凭借丰富的资源储备在全国石油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至此，中国初步形成了石油工业的骨干体系。从大庆油田的发现到各大油田的相继开发，中国逐步摆脱了对外石油依赖，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

石油依赖与进口风险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需求迅速增加，石油消耗量随之急剧上升。

尽管国内油田陆续开发，石油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但逐渐增长的需求还是超出了国内产量的供给能力。

为了满足这一日益扩大的需求，中国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石油。

然而，这也意味着石油供应链中出现了更多外部变量，其中地缘政治、运输瓶颈、以及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逐渐显现。

在全球石油运输中，马六甲海峡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国的进口石油中大约70%到80%都要通过这一水道进入国内。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狭长水道，一旦发生冲突或国际局势紧张，海峡很容易被控制或封锁，这会直接影响中国的石油供应，进而影响到国家的能源安全。

此外，马六甲海峡的周边水域还存在着海盗威胁，尤其是一些小型的武装团伙或海上劫掠分子，时常在这一带出没，袭击过往的油轮及其他商船。

尽管国际社会与周边国家在打击海盗方面有一定合作，但这一隐患始终没有完全消除。

为了寻求替代路线，巴拿马运河成为另一个关键的石油运输通道。

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为从南美、中东等地运往东亚的石油提供了便捷通道。

然而，由于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有限，尤其是每年通过的船只数目在增长，运河的拥堵问题日益严重。

加上航道较为狭窄，对于大型油轮来说通行并不总是顺利，运河的通过限制也让石油运输的效率受到影响。

除了物理运输能力的限制，巴拿马运河的过境费用也较高，进一步推高了石油运输的成本。

巴拿马运河的运营方对通过船只的收费较高，加之运输周期长且难以预测，这些因素使巴拿马运河并不能成为马六甲海峡的完全替代。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需要利用巴拿马运河作为补充通道，以缓解马六甲海峡的运输压力。

深水勘探与页岩气开发

为了减少对外石油资源的依赖，中国加快了国内外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步伐。

从陆上到海上，从常规油气资源到非常规资源，国家在油气资源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致力于实现能源供给的自主保障。

2012年，“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南海首次完成了深水钻探。

这座钻井平台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能够在1500米深的海水中开展钻探工作。

2014年，中国在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重庆涪陵页岩气田开始正式投产。

涪陵页岩气田的开采让中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开发的国家。

页岩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替代传统的化石燃料，符合国家的环保和减排目标。

凭借涪陵气田的稳定产出，中国天然气供应逐渐多元化，逐步减少了对传统天然气进口渠道的依赖。

从2014年投产到2023年，涪陵页岩气田产量稳步增长，而页岩气开发的整体技术也在不断成熟，勘探和开采效率持续提高。

截至2023年，中国的页岩气年产量已达到250亿立方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页岩气生产国。

这样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技术创新和投入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非常规资源开发领域有了较强的技术积累。

破解万米深井

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中国石油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超深井钻探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2024年3月4日，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深地塔科1井实现了万米钻探的突破，成为亚洲首口达到万米深度的深井。

塔里木盆地地质构造复杂，地下岩层坚硬且温度极高，给钻探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在这之前，全球范围内突破万米深度的陆地钻井屈指可数，需要极高的钻探技术和设备保障。

中国的钻探团队在塔科1井的项目中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例如超高温钻井液的稳定性、万米深井的钻具耐磨性和耐高温性等。

与此同时，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不断扩大业务，积极参与海外油气资源的开发。

2024年5月，伊拉克发布了十个石油开发项目的国际招标，中国石油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七个项目。

伊拉克是全球重要的石油生产国，油气资源丰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石油公司参与开发。

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招标，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中标，正是因为其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项目经验。

近年来，中国石油公司在多个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油气开发经验，涵盖了勘探、钻井、开发等各个环节，同时也通过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作业效率和安全性。

技术的突破和国际市场的拓展，让中国石油工业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占据一席之地，从国内深地资源的开发到国际市场的拓展，中国石油工业的脚步正不断向前，展现出强劲的技术优势和竞争力。

参考资料：[1]黄福喜,汪少勇,李明鹏,欧阳婧琳,刘超,刘航宇,曾繁迪,范晶晶,贾鹏.中国石油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进展与启示[J].天然气工业,2024,44(1):8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