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语》原典中的曾子，在孔门儒学的思想创造活动中，大量运用孔门诗教的兴发方式。如引用诗文唤起弟子对“孝道”的认可，以“近” “远”空间修辞启发君子之道，以“弘”彰显践仁的“任重而道远”，以“堂堂乎”意象子张的仁者气象，以“自致”表达不能自已的真情实感，以“哀矜”悲悯之情告诫弟子为官之道，以“慎终” “追远”厚植“民德”，以“友”呼应和引发人格典范。其中“问”“省”“唯”“鲁”是曾子诗性品质的思想标识，“问”，即引发仁学精神的本然状态；“省”，是对儒学信念的反省能力；“唯”，蕴涵着对仁学精神的内在体认；“鲁”，体现出对仁学精神的坚信笃行。曾子的这种诗性品质和对仁学精神的反省与体悟能力，不仅使曾子的“忠恕”“孝道”“慎独”等思想学说获得了一种诗性品质，同时也突出了孔门诗教兴发方式在孔门儒学创造活动中的思想价值，这是曾子对孔门诗教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曾子；诗性品质；孔门诗教；思想价值

许春华，河北雄县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畿辅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无论在孔门弟子序列中，还是在儒学思想史中，曾子的学术地位是毋庸讳言的。从后世儒者和学界研究的叙事进路来看，曾子这种学术地位，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后世儒者推定曾子为《大学》《孝经》的作者，或曾子弟子为《论语》编撰者；另一方面是曾子提出的思想学说，如“忠恕”“慎独”“孝道”等。

笔者通过观察《论语》原典中曾子的相关文本，发现上述这两个方面，并未完全穷尽曾子作为孔门弟子的人格品质与思想价值，甚至可以说还有非常重要的学术领域尚未完全挖掘出来。比如，曾子在提出这些思想学说过程中，或者说是进行孔门儒学思想创造活动中，存在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品质——诗性品质。因为曾子与其他孔门弟子一样，传承了孔门诗教深厚的诗学修养，并且在孔门儒学思想创造活动中，大量地运用孔门诗教兴发方式，这不仅使曾子提出的这些思想学说，获得了孔门诗教的诗性品质，同时也孕育养成了曾子的诗性品质及其独特之处。本文即依据《论语》原典，逐次解读曾子的相关文本，疏解曾子的诗性品质及其特点，阐发这种诗性品质的思想价值，以此确立曾子对孔门诗教工夫论的思想贡献，重新探讨曾子在孔门儒学和儒学思想史中的学术地位。

也许与曾子弟子作为《论语》编撰者有关，《论语》中有两篇，连续出现曾子的文本，一篇是《泰伯》，连续出现5章；另一篇是《子张》，连续出现4章。虽然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我们仍然遵从《论语》编撰者的编辑原则。我们首先解读《泰伯》篇中“曾子有疾”两章。

1.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2.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第1条文本：保持身体的完整无损，也是体现儒家“孝道”的一种方式。“孝道”是曾子提出的重要学说，被视为曾子所作的儒家经典《孝经》，首章即以孔子与曾子的对话方式记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此条文本曾子以手足的完整启示门人，以展示自己对身体完整的态度。“启”，后世儒者多释为一种开启动作，笔者倾向于解释为一种引诗的启发方式。通过观察此条文本的叙事结构，可以发现其重点不是对身体完整的展示，而是对这种身体完整的态度。文中引用诗文“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曼》），目的是以手足的完整启发门人，要时刻以这种战战兢兢的态度，保持身体的毫发无损，这既是曾子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一种反省，亦是对儒家“孝道”的一种展示方式。《礼记》记载曾子弟子乐正子春云：“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不敢忘孝也。”（《礼记·祭义》）同样也是对曾子这种“孝道”思想的揭示，只不过《论语》这条文本，是通过孔门诗教的启发方式，对“孝道”进行理解。

第2条文本：无疑，此条文本“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是核心部分，但前面的铺垫亦不可忽略。鲁国大夫孟敬子询问曾子疾病情况，曾子并未正面回答身体如何，而是以文本具体内容作为回答。为阐释方便，我们把曾子的回答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第二部分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及后面的内容。从文本整体的义理结构来看，第一部分是兴发前提，第二部分为兴发结果，这种存在前后诗教逻辑关系的文本形态，在《论语》中比较常见，我们称之为诗兴文本。

曾子回答的第一部分，是曾子以两个“将死”，希望自己的回答，引起孟敬子及读者的重视。无疑，“鸣也哀”是为了衬托和突出“言也善”。何谓“言也善”？一说“言”的方式是“善言”，故第二部分是曾子的“谦辞”；一说“言”的性质是“善言”，因为第二部分是儒家君子之道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不过，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其中的义理，更在于引发这种义理的方式。因为文本并未交代曾子疾病的程度，所以第一部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不能客观地认定为曾子临终之言，而应该视为曾子或《论语》编撰者有意设计的对话情境。这种对话情境，蕴涵着孔门诗教的启悟方式，即以“言也善”，引发孟敬子对儒家君子之道的重视，由此才可理解曾子回答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诗教演进逻辑。

再看曾子回答的第二部分。首先，曾子“贵乎”即推崇君子之道，不是采取一种理论形态，而是以人们身体的“容貌”“颜色”“辞气”，即身体不同感官状态，作为推崇君子之道、论证君子气象的三种进路。其次，以“动”“正”“出”三种状态词，分别修饰“容貌”“颜色”“辞气”，“动”“正”“出”不再是单纯的状态词，而是具有儒学色彩的状态词，以此叙述和论证君子气象。再次，以“远”“近”“远”分别对应“暴慢”“信”“鄙倍”。具体来说，以空间距离之“近”对应“信”，“信”是儒家内在的、积极的道德观念，即“正颜色，斯近信矣”，这是表达君子气象一种肯定的、正面的理路；以空间距离之“远”对应“暴慢”“鄙倍”，“暴慢”“鄙倍”是一种粗暴、鄙陋的行为，是与儒家君子之道相对立的，即“动容貌，斯远暴慢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是表达君子气象一种否定的、负面的理路。“近”“远”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空间术语，曾子用之以修饰君子气象，启发君子之道，故《皇侃义疏》引谬协云：“曾子谦，不以远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语悟之，翼其必悟也。”这种以“近”为正面的，以“远”为负面的空间修辞方式，与《论语》中“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的方式是基本一致的，亦是孔门诗教的一种兴发方式。无疑，这种启发君子之道的空间修辞方式，使君子之道更为形象、生动，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称之为“启发的响应”：“孔子一定期望，当普通的民众面对一个真正完善的人时，会受到启发和鼓舞，从而去学习道，去掌握诗，去掌握礼。更一般地说，关键的一点在于：一个人对于人性完善的典范的响应，其实是一种启发的响应，这个人受到典范力量的鼓舞，而在这种启发之下，这个人去掌握典范所展示的生命形式，为的是要参与到那种生活方式之中。”这种君子人格典范“启发的响应”，更易于引发众人的摹仿和追随。

下面我们继续解读《泰伯》中关于曾子的其余3章文本。

1.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2.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3.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第1条文本：汉儒马融推定“友谓颜渊”。从颜渊与曾子同在孔门占据重要地位而言，这种判断有一定的根据，所以，后世儒者一直秉持这种说法。不过，对于前面文本的释义，却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我们试图按照孔门诗教的阐释路径，围绕其中的核心范畴“问”进行阐释。

“问”是孔门弟子共有的一种诗性品质，包括自问与他问，这是孔门诗教的一种重要教学方式。《论语》中弟子向孔子“问”的方式，表象上看是孔门弟子向孔子请教问题，实际上是孔子引领孔门弟子进入孔子儒学思想世界的一种诗教方式。此条文本可视为曾子对孔门诗教教学方式的一般论述，从理论上可以分为两种路径。第一，“问”不是询问，而是以原有的经验或知识为兴发情境，犹如现代哲学阐释学中所说的“前理解”，以进入新的问题论域，获得新的道德观念。所以，这种“问”是预设了一种诗教兴发的情境，亦即孔门诗教的一种教学路径。这种“问”并非是一种从“不知”到“知”的过程，不是按照知识进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单线过程。从孔门诗教的教学路径来看，这是以原有的经验或知识为“能”，进而启发崭新的“不能”；以原有的经验或知识为“多”，进而启发崭新的“少”的思想进程，这也就是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的思想进程，类似于由“博”返“约”的思想进路。第二，一旦进入“问”的即时状态，需要把头脑中固有的经验或知识完全消解，如马一浮所说：“若一有私系，便如隔十重障，听人言语，木木然不能晓了，只是心地味略，决不会兴起。”腾空头脑中固有的经验或知识，以致达到“无”“虚”状态，如此之“问”，才会处于创造性的兴发状态，这种兴发状态才是无拘无束的自由活动状态，这恐怕才是宋儒程颐由此得出“颜子能无我矣”的缘由。在此意义上，“问”不在于是问什么，不是针对某种事物或某种问题的对象性发问；“问”也不是对象性范畴，而在于“问”本身，“问”的目的是回到“问”本身，把最为原始的本然状态引发出来。所以，自己的头脑处于“无”“虚”状态，犹如另一处孔子所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空空如也”“竭焉”亦即头脑的“无”“虚”状态，此即文本所说“有若无”“实若虚”的义理。如此来说，“问”即是孔门诗教一种非常重要的兴发方式，“问”是引发孔子仁学精神的本然状态。“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最后孔子“是礼也”的回答说明，“问”不是对某种具体礼制或礼仪的问询，而是指“问”本身就是“礼”的内在规定；亦可以说，孔门诗教的兴发方式已经进入了孔子礼学之中，成为孔子礼学的内在规定。由此来看，“犯而不校”是指无论采取何种“问”的具体方式，曾子都不会计较，而只是关注“问”如何作为孔门诗教的兴发方式，使孔门弟子时刻处于一种兴发状态，推动孔子儒学的思想创造活动。由此，“问”开启了一种思想兴发的创造通道，“问”通向了“道问学”的儒学境界。这也就是曾子把颜渊视为“吾友”的根本原由。

第2条与第3条文本，都采取了描绘君子品质的诗教方式。第2条文本，曾子把托孤寄命、大节不夺，作为一种重要的君子品质。最后两句是自问自答式，采取两种不同的言语方式，第1句“君子人与”是设问句，“与”是疑问词；第2句“君子人也”是对设问句的回答，“也”是肯定词。朱子注：“设为问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这种自问自答方式，无疑会加深人们对这种君子品质的认知与理解，提高这种君子品质的精神价值。

第3条文本，这是递次展开的一种文本类型，其中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弘毅”，这是曾子推崇的一种士君子品质，但此处“弘”并非仅有宽广义，而是与“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执德不弘”（《论语·子张》）之“弘”相通，是一个状态动词。朱子云：“如‘人能弘道’，确实以弘为开廓，‘弘’字却是作用。”此言确当。“弘”即彰显、光大，属孔门诗教的一种兴发术语，“弘毅”是说把“毅”即刚强果决的品质，彰显广大。“任重而道远”是第二个层次，是指彰显光大这种士君子品质，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过程，而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艰难历程，其中“重”“远”是引发后文的思想标识。“弘”“重”“远”作为引发字词，可见《论语》文本中字词引发的诗兴方式。第三个层次是对第二个层次的具体展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是对“任重”的展开，“重”不仅是指弘扬这种士君子品质的任务，亦指自我承担实现仁学理想的繁重使命；“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是对“道远”的展开，“远”不仅是指光大这种士君子品质的历程，亦包括实现这种仁学理想的坚韧不拔的工夫路径。所以，这个文本义理的递次展开过程，也是曾子仁学境界逐步上升的过程。

同样，对于《子张》中关于曾子的4条文本，包括《学而》篇中的1条文本，我们也合并逐次解读。

1.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

2.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子张》)

3.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子张》)

4.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

5.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第1条文本，对于此条文本中子张的评判，后世儒者多贬抑之辞，如郑玄曰：“言子张容仪盛，而于仁道薄也。”《皇侃义疏》：“言子张虽容貌堂堂，而仁行浅薄，故云难并为仁。”朱熹注：“言其务外自高，不可辅而为仁，亦不能有以辅人之仁也。”后世儒者的这种贬抑之辞，源于对后句“难与并”的理解，即把“难与并”理解为不能相提并论。

那么，子张是否如后世儒者所说“仁道浅薄”呢？笔者对此持不同见解，理由有三。第一，从经典文献的记载来看，《论语》中子张是与孔子对话较多的弟子，而且多处涉及仁道问题，单凭此条文本即判定子张“仁道浅薄”，恐怕难以服众。另一儒家经典文献《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载：“孔子言子张不弊百姓，以其仁为大。”第二，“难与并为仁矣”有两种释义，一种如上述解释，曾子谓不能与子张并列，由此推定子张“仁道浅薄”；另一种如清人王闿运《论语训》云：“亦言子张仁不可及也。难与并，不能比也。曾张友善如兄弟，非贬其堂堂也。”是说曾子谦逊，自谓仁道不及子张，故谓难以达到。两者相比而言，取后者释义更为切合文本意旨。第三，曾子采取孔门诗教的诗性意象方式，描绘好友子张的仪容相貌。“堂堂”是指子张的仪容相貌，如成语“相貌堂堂”。以“堂堂乎”意象子张的君子气象，与《论语》中孔子以“荡荡乎”“巍巍乎”“焕乎”（《论语·泰伯》）意象尧帝的圣人气象，是完全一致的诗性意象方式。《论语》中描绘这种圣贤人格、君子人格气象的语言风格，根源于孔门诗教的诗兴方式，如朱自清所云：“气象是道的表现，也是修养工夫的表现。这意念可见是从‘兴于诗’‘诗可以兴’来，不过加以扩充罢了。”所以说，子张“堂堂乎”的君子气象，不大可能与“仁道浅薄”相提并论。

第2条与第3条文本可以合观。“吾闻诸夫子”，说明曾子对孔子的敬奉与追随，与夫子的高度一致性，这种追随不仅体现在仁学精神的一致性上，而且也体现在以诗兴方式，进行仁学的思想创造活动上，亦即保持一种孔门共有的诗性品质。第2条文本，“亲丧”是曾子以夫子名义，设计的一种诗教情境。在曾子看来，惟有在“亲丧”礼仪活动中，才可能达到“自致”状态。朱熹注：“致，尽其极也，盖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自致”也是一种诗兴范畴，是说在这种“亲丧”情境中，人的情感表现的最为真实，是根本不能自已的兴发状态，也是一种迸发思想创造力的状态。第3条文本，“孟庄子之孝”是春秋时代的一个真实事件，孟庄子世袭其父世卿之位，历时达四年之久，其任用人臣和行政事务，依旧承袭其父旧制，未尝改易。故孔子称赞：“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以“孝道”著称的曾子，也对孟庄子的做法赞叹不已，“难能”即难能可贵。可见，孔门儒学之“孝”，不是依靠抽象概念，也不是依据逻辑思辨，而是从历史事件中生发而来的。

第4条文本，孟氏，鲁国卿大夫；阳肤，曾子弟子；士师，狱官。“散”，即离散，指百姓离散；“情”即实情。春秋战国之际，处于上位者不考虑养民之道，以致于百姓饥寒交迫；也不致力于教化之道，以致百姓违法罹罪者渐多。曾子教导弟子，狱官地位虽然低级，更能切身体会底层百姓这种生活状态，更能切身体会这种真实的社会现象。因此曾子告诫弟子，对此切不可以“喜”的态度，而应以“哀矜”之心待之，清人李二曲《四书反身录》云：“谳狱而诚得其情，正当闭阁思咎，恻然兴悲。”由此社会现象兴发一种悲悯天下百姓之情，才是曾子教导弟子的为官之道。

第5条文本，孔子对于殷周时期的祖先祭祀非常重视，并以此为教化百姓的重要方式。何谓“慎终”“追远”，孔安国曰：“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此言确当。在丧礼、祭礼场合中，处处皆体现“哀”“敬”之情，惟有“尽”，方可使“民德归厚”。这种从“哀”“敬”之情，厚植“民德”的思想进程，是曾子运用孔门诗教兴发方式的又一例证。

如果说，上述三个层面，都是曾子如何运用孔门诗教兴发方式的例证，那么，下面这3条文本，就更能够彰显曾子诗性品质的特点，由此可以透视孔门诗教的工夫路径。

1.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2.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3.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第1条文本，“三”，古语为多，而非具体数字；“省”，是孔门诗教的一种兴发方式，是从内心对自己行为或具体情境的一种领会、醒悟，既是一种内在的思想品质，也是一种外在的实践能力；“三省”是说曾子每日坚持多次反省，这是孔门诗教的一种工夫。此条文本中，“省”一是对“吾身”的反省，即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反省；另一是对“为人谋”“与朋友交”“传（述）”的反省，“忠”“信”“习”是这些日常行为的内在规定，反省即对这些日常行为是否实现这些内在规定，这些日常行为是否转换为儒学的道德行为。

从孔子赞誉颜渊的文本中，我们亦可以看到“省”也是颜渊的一种重要诗性品质，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从颜渊与曾子诗性品质的相比较而言，颜渊与曾子所说的“省”，均突出了孔门诗教的工夫路径，是先秦儒学“慎独”学说的滥觞。从二者的不同之处来看，颜渊反省的特点是“退”“私”，即强调独处时的自我反省，是按照从“省”至“发”的路径；而曾子这种“三省”，是对这些日常行为的多次反省，是在践履之中对这些道德信念的执守，这种从外在道德实践活动至内在诗性品质的诗教进路，是《论语》中比较常见的诗教进路。不过，从经典文献记载来看，先秦儒学家大都以曾子为“慎独”学说的开创者，如孟子以“守约”说曾子，“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公孙丑上》）《大学》亦云：“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实际上，《论语》中颜渊和曾子所谓“省”，既是一种发源于孔门诗教的诗性品质，亦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自我领悟的能力，先秦儒家的“慎独”学说，可视为对这种反省精神的弘扬与发展。

第2条文本，这是曾子以交友为例，在仁学精神践履过程中，运用孔门诗教兴发方式的一种典型文本。春秋时代引诗赋诗成为贵族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朝廷、盟会、邦交、祭祀等重大政治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文”指诗书礼乐，即孔门教育的教学科目；“会”是一种“友”之间相互呼应的诗教方式。不过，此条文本之“友”，并非抽象地指朋友，或具体地指某种朋友，也不是说交友的具体要求，而是从交友中确立一种君子之道，即把“友”作为一种人格典范，类似于君子的人格典范。“辅”即辅导、引发，是指起到引导、辅助仁学精神作用的“友”。汉儒郑玄在《郑风·子衿》笺云：“君子之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亦可佐证此条文本曾子之论。

第3条文本，对于孔子所谓“一以贯之”之论，曾子只是回答一个字：“唯”。《论语》中“一以贯之”只涉及到两位弟子，另一处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从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来看，孔子先引出子贡对自己的认知“多学而识”，子贡的回答非常肯定；然后又犹豫地反问孔子，孔子的回答否定了子贡的看法，“非也”；最后孔子非常明确地说“予一以贯之”。这种对话进路颇类似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式对话，孔子一方面否定了子贡，也许还包括其他弟子对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只是说明了自己的学说，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主线，虽然孔子并未明确这条主线为何。“一以贯之”是作为孔子与子贡对话的结论出现的。

从孔子与曾子的对话来看，孔子首先明确的就是“吾道一以贯之”。孔子虽然是以肯定方式说出的，不过，从“参乎！”这种感叹句式来看，孔子也有一种提问并希望得到对方肯定的言语倾向。所以，曾子的回答“唯”，不仅意味着曾子认可孔子的这种言语方式，而且也意味着曾子早已深刻领会了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内在规定；“唯”也有“独”“一”义，与“一以贯之”之“一”是一致的。文本后面曾子门人之问，与曾子的回答，都是“唯”的具体展开。所以，是曾子而不是孔子，是此条文本的主角；从此条文本的思维进程来看，“唯”才是文本的核心，而不是后面的“忠恕而已矣”；“唯”也决定了“忠恕”的思想品质。

“唯”，看似回答简单，实是微言大义。如果与《论语》另一处孔子对曾子才性“曾也鲁”（《论语·先进》）的评价联接起来，曾子诗性品质的这种特点会更加清晰。“鲁”，释为“钝”。程子曰：“曾子之学，诚笃而已。”“诚笃”固然指资质迟钝，但其优点在于逐步积累，逐次精进，而不会浅尝辄止；一旦对于仁学精神领会、醒悟以后，更能够坚信执守，笃行不已，由此也更能体现出孔门诗教的一种工夫路径。所以，朱子对“曾子鲁”推崇备至，“曾子鲁，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这一件去，便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来推去，事事晓得，被孔子一下子唤醒云：‘吾道一以贯之’，他便醒得。盖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头做，便晓得一贯之语是实说也。”所以，从孔门诗教的工夫论而言，“唯”是对“吾日三省吾身”另一种简约说法，其中蕴涵着曾子对孔子仁学所做的醒悟工夫，是曾子对仁学精神成竹在胸的体现，也可说是曾子诗性品质的独特之处。马一浮说：“曾子闻一贯之言直应曰：‘唯’。及门人问，则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是自解作活计，如此方是兴于诗，以其感而遂通，全不滞在言语边，而真能得其旨也。”“自解”即自我体悟、自我反省，不须多少言语，“唯”表明曾子对仁学精神的体悟能力，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后面曾子所说的“忠恕”，也不是曾子对夫子学说的逻辑推论，而是通过孔门诗教的反省与体悟能力获得的。

从《论语》原典来看，曾子弟子虽被后世儒者认定为《论语》编撰者，但曾子在《论语》中的文本并不多见。通过对曾子10余条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曾子不仅传承了孔门深厚的诗学修养，而且在孔门仁学的思想创造活动中，能够熟练运用孔门诗教的兴发方式。在《论语》原典中，曾子引用诗文唤起弟子对“孝道”的认可，以“近”“远”空间修辞方式启发君子之道，以“问”推动兴发方式获得礼学的内在规定，以“弘”彰显“任重而道远”的工夫路径，以“堂堂乎”意象子张的君子气象，以“自致”表达不能自已的真情实感，以“哀矜”悲悯之情告诫弟子为官之道，以“慎终”“追远”转化为“民德归厚”，以“友”为引发仁学精神的人格典范，如此等等，这些不仅是曾子诗性品质的重要体现，也使得曾子提出的“孝道”“忠恕”等思想学说，获得了孔门诗教的诗性品质。

在曾子运用孔门诗教兴发方式的文本中，“问”“省”“唯”“鲁”的特点最为突出。其中“问”，即引发孔子仁学的一种本然状态，推动孔门诗教获得孔子礼学的内在规定；“省”，不仅是对日常行为的多次反省，亦是对孔门仁学信念的执守与秉持；“鲁”，这种资质体现在对孔子仁学的领会方式，更加坚信执守，笃行不已；“唯”，看似简单，实则蕴涵着曾子较高的体悟能力，是对孔子仁学成竹在胸的体现。曾子这种诗性品质的独特特点，凸显了对孔子仁学与众不同的领会方式和体悟能力，突出了孔门诗教尤其是诗兴方式在孔子仁学创造活动中的思想价值，是对孔门诗教工夫论的重要贡献。

孔门诗教面对的众弟子不是幼童，而是达到一定年龄阶段的成人。对这些具有成人身份的众弟子而言，孔门诗教不是诗文创作的教育活动，也不是了解诗文本义的抒情审美活动，而是如何在孔子儒学思想学说生成过程中，灵活运用孔门诗教尤其是兴发方式，亦包括“群”“观”“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可以说，正是在孔子儒学持续不断的思想创造活动中，才孕育养成孔子与孔门众弟子的诗性品质。所以，孔子与孔门众弟子的这种诗性品质具有一种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一种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在孔子儒学思想创造活动中，使孔子与孔门众弟子获得了一种思想人格；这种诗性品质与思想人格，不同于孔子与孔门众弟子身上的道德品质与道德人格，却可以同时并存于孔子与孔门众弟子身上，这也正体现出孔子与孔门众弟子人格品质的立体丰富性。孔子与孔门众弟子的这种诗性品质与思想人格，不是独立存在于孔门诗教论域中，而是超越了孔门诗教论域，存续于孔子儒学思想创造过程之中，孔子与孔门众弟子的诗性品质，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实践品格。如果说，挖掘“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以仁学精神确立孔子诗学的价值依据，是对孔门诗教本体论的探索。那么，在孔子儒学的思想创造活动中，抉发孔门诗教尤其是兴发方式的思想价值，则是孔门诗教的逻辑展开，由此构成了孔门诗教的工夫论。所以，探讨曾子在儒学思想史尤其是在《论语》原典中孔子儒学的学术地位，不仅仅要考虑被后世儒者认定为曾子创立的那些思想学说，亦应照应曾子在孔门儒学思想创造活动中，如何运用孔门诗教尤其是兴发方式，即曾子的诗性品质与思想人格，或者说是曾子对孔门诗教工夫论的思想贡献。

宋儒在“传道”问题上，往往把颜渊与曾子相提并论，这当然主要是基于颜渊与曾子的思想学说与道德人格，亦渊源于两人独特的思想方式。如程子云：“颜子默识，曾子笃信，得圣人之道者二人也。”朱子亦云：“且如孔门教人，亦自有等。圣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颜曾底事业？”陆九渊则说得非常明确：“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从本文对曾子诗性品质及其特点的解读和阐发来看，在进行孔门儒学的思想创造活动中，曾子不是在某一领域或某个方面，而是在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学说中，都运用了孔门诗教的兴发方式。就此而言，曾子诗性品质的学术地位与思想价值，与颜渊也是不相上下的，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宋儒“接着讲”的另一种诗教路径。

来源：《燕山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