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9日，哈尔滨的春寒依旧料峭。李兆麟同志结束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匆匆赶往南冈区红军街1号参加中共哈尔滨市的一场会议。
作为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现任哈尔滨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兼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李兆麟，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会议结束后，李兆麟乘车返回中苏友协办公室。就在距离目的地仅数十米处，汽车突发故障。
司机小卢和贴身警卫李桂林下车修理时，《哈尔滨日报》社长唐景阳恰巧路过，邀请李兆麟同乘马车。李兆麟欣然应允，嘱咐李桂林和小卢继续修车后便离开了。李桂林目送李兆麟进入中苏友协院子，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安心修车。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李兆麟。
修好车后，李桂林立即前往李兆麟办公室，却扑了个空。秘书小于递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李桂林心中升起一丝不安，因为李兆麟从未提及此事。
带着疑虑，李桂林和小卢赶往水道街9号。那是一栋普通的大楼，李桂林逐层搜寻，询问路人，却毫无收获。天色渐暗，李桂林的焦虑与时俱增。
就在这时，几个行色匆匆的男子从李桂林身边擦肩而过。他本能地感到不对劲，立即返回中苏友协报告情况。组织很快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展开搜索行动。
夜幕降临，水道街9号被警察和苏军重重包围。然而，连续两次彻底搜查，依然一无所获。李兆麟的妻子金伯文也闻讯赶来，焦急地等待着任何消息。
第二天清晨，地下党同志马亮坚持进行第三次搜查。这一次，他们决定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就在即将放弃时，马亮注意到二楼一个隐蔽的房门。
打开房门的瞬间，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穿过看似整洁的客厅，马亮推开卧室门，看到床下露出一双穿着皮鞋的脚。
搬开床铺，众人惊恐地发现李兆麟的遗体。他身下是一滩血迹，身上裹着一床毯子。验尸发现，李兆麟身中七刀，致命伤在心脏，是一处贯穿伤。其余六刀虽然不致命，但显示出凶手的残忍。
马亮看着李兆麟睁大的双眼，心中充满愤怒和悲痛。36岁的李兆麟，就这样带着不甘和不舍离开了人世。
案件调查随即展开。李兆麟留下的字条确实是他的笔迹，秘书小于亲眼目睹他写下这些文字。然而，水道街9号距离中苏友协并不远，路上来往的多是自己人，特务在此处公然绑架李兆麟的可能性极小。
更令人费解的是，如果凶手在大楼内对李兆麟下手，不可能没有目击证人。那么，李兆麟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害的？
专业的"七刀八孔"杀人手法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这种手法在江湖上颇为有名，显然凶手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职业杀手。
房间被上锁，现场有明显的掩盖痕迹，这些都表明凶手有备而来，作案后从容离开。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可怕的事实：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李兆麟的遇害在哈尔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机关和东北局机关报发表社论，多名抗日将领联名通电要求严惩凶手。解放区的群众纷纷以集会、游行的方式表达愤怒。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表面上撇清关系，假意参与破案。然而，他们暗地里却在竭力掩盖真相，甚至散布谣言，污蔑李兆麟死于"桃色事件"。
中共方面展开了秘密调查。他们注意到，这已经不是李兆麟第一次遇险。事实上，国民党特务一直将李兆麟视为首要暗杀目标，曾多次策划暗杀行动。
3月中旬，哈尔滨市警察局侦缉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孟庆云。孟庆云承认自己就是杀害李将军的凶手，称是听信军统的承诺才犯下此等大罪。
然而，真相远未水落石出。军统特务余秀豪为了掩盖真相，企图毒死孟庆云。他安排手下特务南守善在20个包子里下毒，打算送给孟庆云。所幸孟庆云并未食用这些包子，躲过一劫。
不久后，苏联红军撤离东北，将孟庆云一同带走。余秀豪失去了杀人灭口的机会，只能转而散布各种谣言，企图混淆视听。
调查中，一个重要人物浮出水面——张渤生。作为东北军统滨江本组组长，张渤生在被捕后交代了此前多次暗杀李兆麟未遂的行动。
据张渤生供述，军统曾在一次宴会上准备毒杀李兆麟，但李兆麟没有出席；后来又在李兆麟参加活动回来的路上放冷枪，却误杀了哈尔滨日报总务部长李钧。
这些信息让调查人员意识到，李兆麟长期处于危险之中。军统对他的追杀从未停止，只是一直未能得手。
随着调查深入，又一个关键人物进入调查人员的视线——余秀豪。这位留美归来的军统少将，拥有警察行政博士学位，曾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担任教务长。
余秀豪来到哈尔滨后，立即着手策划暗杀李兆麟。为了不留下军统的痕迹，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计划。
调查人员还发现了另一个重要角色——孙格龄。这位中俄混血的女特务，以李兆麟已故警卫连长的女儿身份接近了李兆麟，成功获得了他的信任。
通过梳理各方面的信息，调查人员逐渐还原了整个暗杀计划的轮廓。
余秀豪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让孙格龄负责接近李兆麟并下毒；安排特务南守善准备氰化钾；物色暗杀的替罪羊；找来擅长刀工的特务阎力维负责毁尸灭迹；甚至提前通知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准备大量桃色新闻稿件用来混淆视听。
这个计划的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安排，目的就是确保万无一失，同时不留下任何指向军统的证据。
1946年4月，哈尔滨解放。中共哈尔滨公安局局长陈龙立即发布了通缉令，全力追捕暗杀李兆麟的凶手。
很快，两名持刀行凶的土匪落网，被判处枪决。随后，参与毁尸灭迹的阎钟章、负责下毒的南守善也相继落网，同样被执行死刑。
此外，十多名参与策划和实施暗杀的特务也在随后几年里陆续被捕。然而，主要策划者余秀豪、女特务孙格龄以及杀手何士英却仿佛人间蒸发，下落不明。
通过对各方证词的梳理，案件的全貌终于浮出水面。
1946年3月8日，孙格龄以"国民党接收大员有要事相商"为由，邀请李兆麟第二天到水道街9号见面。虽然李兆麟当时因行程已满婉拒，但孙格龄在第二天再次打来电话，声称有急事。
出于对"烈士之女"的关心，李兆麟答应赴约。当天下午，他独自来到水道街9号，被孙格龄带到早已准备好的房间。
孙格龄端来下了毒的茶水，李兆麟喝后感到不适。就在这时，躲在卧室的凶手冲出，对已经中毒的李兆麟疯狂行凶。
案发后，阎钟章用毛毯盖住尸体，将其藏在床下。他们本打算进一步处理现场，但李桂林的及时赶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只能匆忙逃离。
虽然案件告破，但主谋余秀豪始终逍遥法外。直到1990年，作家陈纪滢在《松花江畔百年传》中披露，余秀豪因欠下巨额赌债于1963年自杀身亡。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余秀豪给好友纽约华文学校校长胡影秋打了电话，留下遗言："我有罪，我杀死了抗日功臣，我活该啊，我倒霉了20年。"
这个迟来的忏悔，为这起震惊中外的谋杀案画上了句号。李兆麟将军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屡次死里逃生，却在黎明前夕倒在了同胞的暗算下。但真相终究大白于天下，正义虽然迟到，但从未缺席。
李兆麟将军的英雄形象得到了应有的平反，他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