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军统的制度设计上，蒋介石用心可谓深沉至极，国民党其他机关，都是以正职负实际责任，掌管本机关的人事以及经济大权，副职有虚名而无实权，如同旧时官场的客卿一般，但到了中统、军统这里，秩序被颠倒了，正职是有其位而无其实，形同虚设，副职则全面掌控从人事、经济到具体业务的全部实际大权。
为了显示这种与众不同的秩序，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在兼任军统局局长时，前面缀了一个“代”字，同样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中统局局长时，前面也缀了一个“代”字。
除此之外，在日常公文往来中，蒋介石对中统、军统下达手令，也只提副局长的尊姓大名，对正局长并不提及。比如，蒋介石对中统局下手令，开头一般都是写着：“中统局徐副局长恩曾”字样。
蒋介石为何要颠倒正副，做这种制度设计呢？
一来，这样可以巧妙地解决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军统副局长戴笠资历不够的问题；二来，像军统、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一旦放开使用，无形之中就会拥有通天无边的权力，给权力不给官衔，这是自古以来主子驾驭鹰犬的潜规则；三来，特务干的是黑活、脏活，副职负责，正职作光鲜摆设，一旦出事，舆论难以锁定攻击的靶子，正职可以装模作样地善后，通俗地讲，这叫手持利器，戴好面具。
然而，任何的制度设计，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
人不是一块钢板，这就决定了任何制度设计都可能存在缝隙，缝隙里都可能蕴藏着例外。
具体到军统、中统，秩序的关键在于正职，而不在副职，换言之，只有正职完全遵从，秩序才能够真正做到有序。就当时的局面而言，贺耀祖不问军统的事，是真不问，盖因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十分直接，戴笠有什么问题都是直奔蒋介石官邸请示汇报，另外以贺耀祖的个性，他也不愿卷进军统的种种黑幕之中。
但是，中统和代局长朱家骅，就不一样了。
军统的背景非常简单，如果说一定有的话，那它的背景就是蒋介石以及黄埔系的势力，戴笠作为代言人，是有目共睹，被大家公认的；中统则不同，它的背后始终站着一头政治怪兽，它就是CC系，其领军人物就是大名鼎鼎同时野心勃勃的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向中统下达指令，通常都是先传达到陈立夫这里，然后再由陈立夫下达给徐恩曾，这就意味着在蒋介石、徐恩曾之间出现了一块政治上的“空白地带”，必然引来野心家的窥视。
非常巧合的是，朱家骅就是国民党官场一位典型的野心家。
朱家骅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曾先后赴德、瑞等国攻读地质学，回国后经蔡元培援引，初在北京大学教授德文和地质学。1926年因声援五卅运动及参加国民党翠花胡同派的活动，遭北洋政府通缉而潜行南下广州。
论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朱家骅在国民党官场都算得上是一流人物。依靠元老派人物戴季陶、张静江的提携，他一路高歌猛进，由此打入国民党高层后，他的身段极其灵活，随之又审时度势地投靠了国民党主流派CC系。
脚踩元老派与CC系两条大船，到了抗战时期，朱家骅已经攀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高位，号称在国民党内是仅次于总裁、副总裁之后的第三号人物。
历史上，凡善于脚踩两条船的，必定都是野心家。对这样的野心家而言，脚下踩着的船，从来都只是工具和梯步，朱家骅也一样，所以无论元老派或者CC系，他有的只是利用，从无效忠的成分。
朱家骅的道行不仅如此，除了会审时度势地踩船，他还有更厉害的地方，那就是能让他所依靠的大佬产生一种错觉，错将他的利用看成是忠诚。
正因为如此，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直认为朱家骅是自己人，对其扶持多过防范。
这其实很危险。
缘由很简单，官场如丛林，两头凶兽，一方羽翼渐丰，一方疏于防范，这个时候，往往就是狡猾猎杀的开始。
在朱家骅看来，意欲夺取CC系地盘，中统局是绕不过，也最为理想的猎杀目标。
而当下，正是出击的好时机。
朱家骅看的很清楚，自抗战以来，CC系在黄埔系、政学系、孔宋家族等各派政治势力的联合钳击下，政治上正处在一个低谷期。加之，蒋介石也嫌CC系势力过于膨胀，正采取“以团制党”的战略，从组织上加以抑制。这个时候，去猎杀撕咬CC系的一块肥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既没有龇牙斗狠的政治空间，也没有咄咄逼人、令人生畏的势力。
然而，看到机会的朱家骅也没有轻举妄动，鲁莽行事，他深知一点，中统局是CC系苦心经营的深耕地盘，外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支撑台面，内有徐恩曾强势掌控，就局面而言，它犹如一枚铁核桃，要想打进去，拆开这枚铁核桃，明火执仗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换之以曲径通幽的手段，以巧取掩盖豪夺。
朱家骅曲径通幽的第一个策略，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劲道十足。
这一策略只有六个字，那便是“以经费换人事”。
当时，朱家骅以中央秘书长的职权，掌握着中央党部系统的经费分配大权，中统局隶属中央党部系统后，有很大一部分特务经费也就划归中央党部系统名下领取。
钱这个东西，对人的心理腐蚀很大。
当时的中统正处于改组扩建时期，所需经费颇多，朱家骅一再声称自己与CC系是一家人，这不禁让徐恩曾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想法，既然是自家人，那就应该利用他的权位，尽量为中统局多搞一些钱。
现在朱家骅主动提出“以经费换人事”，在大把经费的腐蚀下，徐恩曾也就顾不得防范什么，想当然地为朱家骅推起磨来。
1939年8月，中统局本部主任秘书濮孟九调任侍三处，朱家骅便剑及履及地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推荐他的亲信刘次萧接替。如此打开一个关键缺口后，很快，朱家骅又相继推荐李光灼任会计室主任、郑尧柈任统计处处长、陈介生任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逸梅任文书科长、童世纲、胡祥麟任中统局专员，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中统局专员室职级较高的专员中，朱家骅的人几乎占据了一半。
对此，徐恩曾虽有异样感觉，但虑及朱家骅与CC系的历史渊源以及到手的经费，他的思想便混沌起来，既有一些幻想，又有一些顾虑，因而最终没有采取阻止拦截的行动，而是任由朱家骅的势力向中统内部核心区域渗透进来。
此一策略得逞之后，朱家骅紧接着又使出了曲径通幽的第二个策略，既挂名又视事。
这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一计，朱家骅是怎么吃这个熊掌的呢？
首先，中统局委派人事，朱家骅提出要由他与徐恩曾共同署名，朱还把私人名章交给亲信高越天，以便让徐恩曾在处理重要局务时，高越天可以代替他盖上局长名章。这样的事，做久了，外界就形成了一种印象，即中统的事情是朱家骅与徐恩曾一同负责的。
其次，朱家骅在私下里指令主任秘书刘次萧，代他处理局内事务，重要问题须直接向他请示，重要文件也要由他签字才能生效。
再次，朱家骅开始刻意利用各种机会到中统局视察讲话，企图以此树立他在中统的个人威信。
为了稀释徐恩曾的抵触情绪，在施行这第二策略时，朱家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他超高的官场情商。
每隔一段时间，无论多忙，朱家骅都要驱车来到中统局所在地的川东师范网球场，约上徐恩曾打一场网球，同时故意利用这种轻松的氛围处理中统的公事。这时候，凡徐恩曾有所求，他莫不答应，这种软绳子虽然不能彻底捆住徐恩曾的手脚，但还是收缴了徐恩曾手中不少的刀子。
纸包不住火。
随着朱家骅的蚕食猎杀，由悄无声息到大张旗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终于察觉到盟友已经变质。
对于背叛，陈氏兄弟一点也不陌生。早在朱家骅之前，就有CC系大将、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打出“山门”，带走精锐，自立门户。现在朱家骅挟党内第三把交椅的权势，企图将中统局卷席而去，这让陈氏兄弟产生了切肤之痛——这中间绝无误会，朱家骅变本加厉，已成张厉生第二。
对待敌人，CC系惯于张开血盆大口，但这一次，前有蒋介石，后有黄埔系，前有张厉生，后有朱家骅，对手如此之多，形势如此不利，陈氏兄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深知一点，这时候，如果冒然出击，必然引来四面围攻，成为众矢之的。况且，当时张、朱与CC系的力量都集中在中央党部这一弹丸之地，一国三公，政出多门，如鲠在喉，想使出优势力量，也是万般困难的。
鉴于这种不利局面，陈果夫对陈立夫说，一下子将张、朱的势力都驱逐出去，即使有这样的力量，眼下也不能做。以老头子的猜忌心理，结局自然是势不可能。为今之计，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张背叛在先，朱背叛在后，先集中力量击张，得手后再回师击朱，如此才能握有胜算。
陈立夫深以为然。
两兄弟达成一致之后，陈立夫随即召来徐恩曾，面授机宜：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张取攻势，可以大打出手；对朱则采取守势，尽量敷衍的同时展开软的对抗。
陈立夫之谋，精髓在软的对抗。
徐恩曾心领神会之后，回到中统局，立即展开行动。
首先，徐恩曾运用“全场紧逼”的战术，在每一个朱派分子身边，都安插了一个自己人，专门盯着；其次，在中统内部大肆制造对朱派分子不满的空气，但凡有一个朱派分子进入中统局任职，马上就有人公开大发牢骚，甚至是当面大骂：“我们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你们凭什么坐享其成，一来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再次，每当朱家骅来局里视察、演讲，现场、台下必有人拆台捣乱，给以颜色。
朱家骅毕竟是文角色，对于这些被打了鸡血，戴了黑手套，背后有CC系支持的老特务，他以及他身后的那些小角色，根本无法发作，很是无可奈何，颇有些强龙难压地头蛇的意味。
暂时的隐忍，软性的侧击，在官场高人看来，往往是危险的信号。
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徐恩曾在中统内部的软对抗，不合作，虽然使朱家骅有些时候不免烦恼，但冷静下来，他又有了另一种麻痹的良好感觉，看来CC系陈氏兄弟面对他这位掠食者，也不过如此，并不敢真的动用刀兵、硬手段。
朱家骅有这样的错觉，就陷入了陈氏兄弟的陷阱之中了。
陈立夫授意徐恩曾软对抗，还有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图，就是让朱家骅放松警惕，形成错觉，这样，才有利于他们酝酿机会，对朱家骅形成致命一击。
陈果夫审视当下的格局，认为朱家骅之所以能够兼任中统局长，无非是靠挂了一个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如果要将他逐出中统，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将他从中央秘书长的宝座上赶下来。
怎样才能达成这个目的呢？
基于对官场人性的洞察，陈果夫敏锐地捕捉到了蒋介石的一个微妙心理。
这要从朱家骅的这个中央秘书长说起。
朱家骅的这个中央秘书长之所以比过去的中央秘书长高出一级，成为党内高于各部之上的第三把手，皆是因为当初戴季陶的献计，将中央秘书长提升一格，借此可以抑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不让其与中央党部各部发生直接关系。
但是到了1938年年底，随着汪精卫叛国投敌，这一权力格局在打破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微妙暗流，中央秘书长的抑制价值丧失了，空出来的国民党副总裁则引起了某些人的窥视。
这其中，朱家骅是窥视最甚的那一个。
原因很简单，他已是党内的第三把手，坐三望二，一步之遥，这是官场的人之常情，况且朱家骅野心勃勃，心底已认定国民党“副帅”一职，非己莫属。
然而，蒋介石对国民党副总裁一职的安排，却有自己不便明示的想法——既然副总裁一职已经虚空，为什么非要增添一个，让自己的身后再站一个汪精卫呢？古往今来，凡是枭雄君王，不都是“利器入手，不可假人”的吗？
也就是说，汪精卫叛逃之后，蒋介石正想利用这个机会，以虚空的方式废掉国民党副总裁一职，以实现个人的绝对独裁。而要实现这个意图，最巧妙的办法，就是让最有资格的人失去资格，这样再朝下的人物自然就不会再有非分之想。
陈果夫不愧是国民党官场第一流的权谋大师，他不仅洞若观火，而且利用蒋介石的这个心理，设计了一条“一石三鸟”的连环妙计——先推出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到中央党部夺取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的大权；然后驱赶朱家骅到中央组织部夺取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的大权；最后迫使张厉生到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去当一个无足轻重的主任委员。
这一连环妙计的关键是第一环，让叶楚伧替代朱家骅，换作其他时候，这事很难办，但现在却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把朱家骅从党内第三把交椅上拉下来，他就没有资格再去窥视国民党副总裁。
这是一石三鸟中最重要的一鸟。
第二鸟，按照惯例，朱家骅卸任中央秘书长，自然就不能再兼任中统局局长了，继任的叶楚伧是著名的南社诗人，此人不善弄权，遇事推诿，由他接任中央秘书长，蒋介石必然放心，再由他兼任中统局局长，中统自然也就可以彻底回归CC系了。
第三鸟，以朱家骅去夺取张厉生的中央组织部大权，这是以毒攻毒，既惩罚了CC系的“叛徒”，又稳住了CC系在中央及各级党部的阵脚。
应该说，陈果夫将一盘棋走到这个地步，近乎就是绝顶了。
然而，他终究还是忽略了一点，是狐狸，就有尾巴。
他算完了所有，自己却被更厉害的权谋枭雄一脚踩住了尾巴。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对党政军高层人事及机构进行部分调整，陈果夫抓住这个机会，以侍从室第三处主任的身份，将这一计划袖逞蒋介石。
蒋介石阅后，“龙颜大悦”，于是一声令下，张走朱来，朱走叶上，各就各位，就职视事。
颇为讽刺的是，等到陈果夫最关注的环节，朱家骅向叶楚伧卸任中央秘书长时，意外出现了。
他居然没有按照官场惯例，一并卸任兼任的中统局局长，而是大摇大摆甚是高调地将“兼任中统局长”一职带来了中央组织部，继续挂名视事。
更诡异的是，对此蒋介石居然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任凭朱家骅打破由他制定的官场规则。（很明显，此时的蒋介石已不愿中统完全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以朱制陈”才是他想要的。）
这一幕，让陈果夫冷汗直冒。
冷汗凝结，陈果夫如梦初醒。
姓陈的在利用蒋介石微妙心理，姓朱的也在利用蒋介石的微妙心理。
最终，姓陈的姓朱的全被蒋介石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