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保定二年（即北齐河清元年，公元562年），这是一个看似寻常却暗藏波澜的年份。这一年，历史上记载黄河水变得清澈，北齐因此改元为“河清”。然而，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对北齐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影响了北齐三代六主的传奇女性娄太后去世。

高湛平时对母亲似乎充满了怨恨，在娄太后的丧礼上，他竟然没有穿上白色的丧服，而是穿着红色的衣服继续作乐。这不仅显示了他对母亲的不满，也让人怀疑黄河水变清的故事是否只是地方官员为了讨好皇帝而编造的谎言。

从此以后，失去了最后一位制约力量的武成帝高湛，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北齐也因此逐渐走向了衰落的道路。

也是在这一年，北周将扣留在长安的陈朝人质陈顼和陈叔宝父子相继送回江南。这对父子中，一人折腾不断，另一人则毫无节操地败坏了家业，最终将祖传的大好基业拱手让给了北朝。北周通过归还两个人质，竟然收到了灭亡陈朝的效果，这恐怕是北周君臣始料未及的。

就在这一年，北周提拔了杨忠和尉迟迥等中生代将领，分别授予他们司空和司马的高位。杨忠和尉迟迥逐渐步入北周的核心权力圈。

正是这两位将领所代表的势力（杨忠的儿子名叫杨坚），在若干年后上演了一场争夺天下的终极之战。如果宇文护和宇文邕泉下有知，是否会对当年的这些任命感到后悔呢？

宇文护接连杀害了两位皇帝，一时之间威望极盛，朝廷授予他大冢宰的职位，并随后下诏将五府统一归于天官府管理，同时加封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这项任命极为重要。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府分别负责全国的各项事务，原本各自独立，互不隶属。五府总于天官府意味着宇文护掌握了全部朝政，再加上都督军事的权力，他与丞相之间的区别仅限于名义上。北周恢复周礼设立六官，是北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借此机会，我们可以通过宇文护的这一任命来了解一下北周的职官制度。

北周的职官制度融合了《周礼》和汉魏时期的旧官制，职能重叠较多，体系十分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类：荣誉官职、职能官员、爵位、勋官、散官、戎号和命妇。

在北周时期，荣誉性官职主要包括“三老”、“三公”、“三孤”和“四辅”。其中，“三老”是一个固定的职位；“三公”指的是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则是少师、少傅、少保；而“四辅”则包括大前疑、大右弼、大左辅、大后丞。这些官职虽然名义上是为天子提供辅助和建议，但实际上并不掌握实际权力，也不管理下属官员。这些职位通常授予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臣或宗室亲属。

北周的爵位分为11个等级，依次为国王、郡王、县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和乡男，这与其它朝代的封爵制度相似。此外，勋官也分为11个等级，分别是上柱国、柱国大将军、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开府仪同大将军、上仪同大将军、仪同大将军、大都督、帅都督和都督。这些勋官主要授予战功卓著的元勋大将和宗室亲属。然而，在北周建国初期，勋官就已经虚职化，不再专门指代领兵的大将。后世所称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即是指这些勋官。

散官共有28个等级，类似于现代的官阶，通常附加在文官的职位上，以显示其官阶。戎号则分为45个等级，如骠骑、车骑、四征、四镇等，这些等级用于标识武官的官阶，通常附属于武官的职务上。

命妇分为内命妇和外命妇两类。内命妇指的是皇帝的妃子，而外命妇则包括宗室女性和官员的夫人。在官员等级的标注方面，北周设立了从正九命到一命的18个等级，其中正九命为最高，一命为最低。虽然这种排序方式与其他朝代的品级排列方向相反，但在实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职能官是实际掌握权力的官员，构成了六官系统的核心部分。北周中央设有丞相（后来改称为大丞相），丞相之下有六卿，分别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各自分管不同的政务。

丞相和六官府都设有属官，丞相府的属官分为33类，其管辖范围与六官府的职责无缝对接。

宇文泰去世后，丞相一职空缺，政府在名义上失去了最高领导。为了填补这一空缺，北周武帝任命宇文护为天官府大冢宰，负责总管其他五个府的事务，使宇文护实际上成为了丞相。

地方官员主要分为总管和地方行政长官两类。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北周六官制度实际上仅限于中央文官系统的改革，军事系统和地方行政系统仍然沿用汉魏时期的旧官制，这一观点非常准确。

在北周的官职体系中，总管相当于汉魏时期的都督诸州军事。

559年，周明帝将这一职位改称为总管，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职责相同，主要负责一州或数州的军事指挥，统领府兵作战。地方行政长官分为州刺史、郡守和县令三个等级，与汉魏时期相差不大。

此外，军事系统中还设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职位相当于全国军队的总司令。由于丞相职位空缺，而大司马的官位较低，因此宇文护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经过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宇文护的亲信逐渐掌握了朝廷内外的大权，使得北周的政治局势趋于稳定。随着政局的稳固，北周在其他方面的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北周的府兵制度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不仅兵员数量有所增加，部队的训练质量也逐步提高。通过多次与南朝的交战，各军府的兵员调发和后勤供应能力得到了充分检验。

到了北周保定元年（561年）三月，北周将原有的八丁兵制改为十二丁兵制，即府兵的每年值班时间从45天减少到30天，这表明北周的兵力已经相当充足，政局也非常稳定。

在外交方面，北周与突厥的关系也有了显著改善。突厥人的祖先居住在柔然之北，风俗习惯与匈奴相似，世代为柔然人充当铁匠。柔然人对突厥人颇为轻视，称他们为“锻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突厥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北周重要的盟友。

突厥人居住在金山脚下，这座山的形状酷似头盔。在突厥语中，“头盔”被称为“突厥”，因此这一名称逐渐成为了他们的部族名号。

每当新可汗登基时，部族的长老们会用大车载着毛毡，将新可汗放在上面来回奔走，往返九次，接受族人的朝拜。

仪式结束后，大臣们会扶新可汗上马，并用帛布勒住他的脖子，直到他陷入昏迷。这时，他们会问：“你能做几年可汗？”由于窒息导致的头晕目眩，可汗往往会胡言乱语。长老们则根据这些话来预测可汗在位的时间。

这种古老而残酷的习俗反映了突厥部族当时仍处于未开化的原始社会阶段。

随着柔然在北齐和突厥的联合打击下走向衰亡，突厥族在蒙古高原迅速崛起，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当时的突厥可汗名叫俟斤，号称木杆可汗。

高洋先是击败了柔然，随后又因惧怕突厥的威胁，转而帮助柔然残部对抗突厥，这使得突厥与西魏之间形成了联盟。

柔然残部担心无法在北齐立足，最终选择全族迁徙至关中。突厥的木杆可汗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要求宇文泰处死这些柔然人。宇文泰无奈之下，逮捕了约3000名柔然人，并将他们交给突厥人全部处决。

在魏恭帝时期，木杆可汗曾打算将女儿嫁给宇文泰，但因宇文泰病逝而未能成行。历史上，中原王朝通常认为将公主嫁给外国是一种耻辱，但突厥人并不了解这一政治传统，反而以能与中原通婚为荣。

保定三年（563年），突厥木杆可汗再次提出将女儿嫁给北周武帝。为了商讨迎娶突厥公主的事宜，北周派遣御伯大夫杨荐作为使者前往突厥。

北齐得知这一消息后，担心北周与突厥结盟会对自身不利，于是也派遣使者求娶突厥公主，并向木杆可汗赠送了丰厚的礼物。木杆可汗的弟弟阿史那库头负责东部事务，他极力主张与北齐结盟，并建议将北周的使者杨荐等人交给北齐处理。

杨荐是宇文泰早期的重要支持者，曾多次担任使者，为宇文泰迎娶魏冯翊长公主，并出使柔然为魏文帝迎娶郁久闾公主，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深知外交的关键在于大局和实力，因此当面向木杆可汗分析了利弊，指出北周从未像北齐那样多次算计突厥，如果背弃北周而与北齐结盟，突厥将不会有好的结局。

木杆可汗听从了杨荐的劝告，决定断绝与北齐的关系，转而与北周结盟。双方签订了盟约，共同商定进攻北齐的计划，随后将阿史那公主许配给周武帝。杨荐返回长安，带来了突厥同意结盟的好消息。

宇文护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内政外交的一大成就，决定出兵伐齐，继续宇文泰未竟的事业。

北周保定三年（即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的九月前后，北周朝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朝议，讨论与突厥联手攻打北齐的战略方向和兵力部署。自550年西魏出兵讨伐高洋篡位以来，关中地区已有十余年未对北齐发动过军事行动。因此，按常理推断，这次出兵应当经过深思熟虑，重点讨论战争的可行性和风险。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朝堂上几乎所有官员都与权臣宇文护的意见一致，支持出兵伐齐。更令人惊讶的是，大家普遍认为既然与突厥联合作战，就应该直接进攻北齐的核心城市——晋阳，以试探其防御实力。

关于具体兵力的配置，最初有许多人认为，晋阳作为北齐的军事重镇，加之近年来北齐名将斛律光的声望日隆，其战斗力不容小觑，因此建议至少派出十万大军以确保战役的成功。

时任大司空杨忠力排众议，坚定地表示只需1万骑兵即可取胜。这位力大无穷、能拔兽舌的猛将同时对北齐头号大将斛律光表现出极度的轻蔑，认为朝臣们对他的恐惧过于夸张。

杨忠曾独自率领2000弱兵进攻南朝的随陆二郡，擒获敌方大将，斩杀梁藩王，拓地数百里，威名远播。

几年前，他还曾轻装深入北齐境内，迎接叛降的敌将司马消难，自古以来就以勇猛敢战著称，他的话自然有足够的分量。

于是，宇文护任命杨忠为统帅，率将军杨纂、李穆、王杰、尔朱敏、元寿、田弘、慕容延、尉迟运、贺若敦等10余名开府以上的将军，领1万骑兵出征。

然而，这个将领阵容并不十分整齐。尔朱敏、元寿、慕容延三人无传，事迹不明。杨纂虽资历深厚，经历过东西魏五次大战，但并无特别突出的战绩，且不识字。李穆虽因李植事件被除名，但此时已晋升为大将军，尽管表面上比杨忠低一个等级，但实际上二人官职相当，李穆曾担任过三孤荣官，早年因救主之功被宇文泰赐予免死铁券，杨忠未必能够轻易指挥他。

贺若敦本有晋升大将军的机会，却因湘州之战的失败，从军司马被贬为平民。后来，他虽被重新启用，先后担任工部中大夫和金州刺史，但心中仍怀有怨气，作战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尉迟运则是尉迟迥之弟尉迟纲的儿子，属于新生代年轻将领，缺乏实战经验。

杨忠在这场战役的人事安排上，面临诸多先天不足：要么是难以驾驭的老资格将领，要么是资历尚浅的年轻人。

为了牵制北齐主力，宇文护命令太保达奚武率领三万大军从南线出发，直取北齐晋州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虽然南路军的具体参战将领名单不详，但作为首将的达奚武已年迈（生于504年），不再如当年那般勇猛。此前他曾前往北齐接应司马消难，表现已显疲态。因此，任命达奚武为南路统帅，从客观上看也显得不太合适。

与杨荐一同出使突厥的左武伯王庆留在突厥，负责引导突厥铁骑南下与周军会合。三路大军合计14万人，直扑北齐的军事重镇晋阳，这是东魏和西魏分裂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大阵容。

北齐武成帝高湛闻讯后，迅速前往晋阳部署防御。太子太保、尚书右仆射斛律光则率领3万步骑兵前往晋州，迎战南路的周军。

杨忠率领1万名骑兵北上，与突厥军队会合，行军近2000里，抵达什贲（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并留下尔朱敏守卫此地。随后，杨忠继续向西北进军，抵达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武川镇是宇文泰、独孤信、杨忠等人的故乡，杨忠在此走访故居，祭拜先人，并在周齐边境席卷了20多个军镇，最终在恒州以北突破齐长城，深入北齐北部地区。

由于突厥大军从牙帐南下需要一定时间，杨忠进入敌境后不敢再拖延。他留下老将杨纂在灵丘（今山西灵丘）迎接突厥大军，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雁门关一线的北齐守军，沿滹沱河谷地南下，攻破显州（今山西原平北）。

十二月底，突厥大军终于抵达，与杨忠的大军会师，随后一同南下，直逼晋阳太原城。突厥大军在西面占据了风谷山（距离古太原城约15里），在东面则控制了汾河。风谷山口是太原西面的重要通道，而汾河河曲则位于太原东南，是东面的主要道路。突厥军的这种布阵方式，仿佛掐住了晋阳的咽喉。

以往东西两国有大战时，通常是东魏进攻、西魏防守，战场多集中在河南与河东地区。

北齐在北方从未有过后顾之忧，因此晋阳以北的兵力配置一直较为薄弱。这使得杨忠能够以仅1万人的军队迅速攻破20余座城池，重关险塞如同虚设。

北齐武成帝高湛登上城墙，见到周军与突厥军的气势汹汹，吓得想要逃回邺城。

河间王高孝琬（高澄的第三子）急忙拉住高湛的马缰，苦苦劝说他不要逃跑，并请求任命赵郡王高睿为太原诸军的统帅。

高湛勉强同意留在晋阳，命令高睿督护各路军队。平原王段韶则负责总体的战守事务，实际上是总指挥。

段韶长期驻守太原，担任过并州刺史。虽然期间偶尔被调往西南两面应对紧急情况，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太原，对北齐北部的局势了如指掌。

杨忠所攻破的城池大多位于原北魏六镇区域，这里与北方草原接壤，气候干燥，农牧业混合，人口稀少，难以支持大规模军队的补给。长城沿线地形险峻，关隘重重，对大部队来说是一大障碍。

尽管杨忠在一个月内迅速推进，给晋阳带来了沉重打击，但只要稍微冷静思考一下，就不难意识到，以杨忠目前的状态，他还能如何继续战斗。事实上，晋阳以北恶劣的天气很快就让双方部队看清了现实。

从北周保定三年（563年）十二月到四年（564年）正月，晋阳以北地区连续降下大雪，积雪厚度达数尺，覆盖了上千里的地面。北周和突厥联军长途跋涉进入北齐腹地，前方有坚固的城池，后方粮草供应中断，野外也无处可掠夺。面对如此绝境，这位历经数十年战场磨砺、身经百战的杨忠并没有退缩，他选择速战速决。

北齐军队在段韶的指挥下，完成了所有的战前准备工作。武成帝的亲军大将綦连猛率领300名骑兵出城侦察敌情，在城北15里的地方与突厥军队相遇。见敌众我寡，綦连猛命令部队后撤，但突厥军中一名骑将突然单骑冲出，挑战綦连猛。綦连猛亲自迎战，仅一个回合便将对方刺落马下。

与之前的五胡不同，突厥人尚未发展到能够建立封建国家的程度，其内部缺乏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胡汉豪强作为谋士。他们此次南侵的主要目的只是掠夺财物和人口，并非为了占领土地或建立政权。

木杆可汗决定南下的初衷，是受到了北周使者的鼓动，后者声称北齐毫无防备，可以轻易攻占重要的城市晋阳并大肆劫掠。然而，当他看到北齐军队严阵以待时，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主力决战，士气顿时低落。

木杆可汗责备杨忠道：“你说北齐内乱，所以才来攻打。现在看来，北齐人眼中也有铁一般的决心，我们怎能抵挡？”随后命令各部落军队驻扎在风谷山上，不愿下山与北齐军交战。尽管杨忠多次请求木杆可汗出兵，但始终未能说服他。杨忠无奈之下，担心粮草耗尽只能坐以待毙，最终决定独自率领北周军队下山迎战。

此时，太原城外积雪深厚，战马难以驰骋。杨忠率领700名步兵在前方开路，一路杀至距离城下约两里的地方。

北齐的将领们纷纷请求出城迎战，但段韶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步兵冲击力有限，不如等敌人顶风冒雪靠近后再出兵，定能取得大胜。

正如段韶所料，北周的步兵到达城下时已经疲惫不堪。北齐主力部队随即出击，两军交锋，北周军毫无招架之力，伤亡惨重，阵亡者达四五成之多。

杨忠部下的开府将军权袭庆被齐军重重包围，手下步兵全部战死。他本人也拼尽全力，箭矢用尽，弓折刀断，马槊也被砍断。权袭庆悲壮地脱下盔甲，对着齐军大喊：“有种来砍我头！”齐军一拥而上，最终将其击杀。

突厥大军见北周军失利，立刻全军北撤，对盟友北周军的遭遇毫不在意。

段韶虽然在城下取得了大胜，但鉴于突厥大军依然完好无损，他谨慎行事，不敢贸然追击。这使得代北地区的百姓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突厥军队趁机大肆抢掠，导致人畜几乎被一扫而空。突厥军队继续向雁门关陉岭（今雁门勾注山）进发，但那里满地冰雪，路面极其滑溜，人马难以通行。突厥士兵不得不将毛毡铺在地上，才能勉强通过。由于天气极为寒冷，战马因冻累交加，几乎全部死亡。突厥士兵只能砍断马槊，拄着它行走，最终撤出了齐境。

北面的战事暂时告一段落。而在南线战场上，晋州的齐军不敢轻举妄动，坚守城池与周军对峙。周军同样束手无策，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斛律光得知太原的大敌已经撤退的消息后，给达奚武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意思是指敌人已经远去，再设陷阱捕捉已毫无意义。达奚武这才得知杨忠已经撤军，意识到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率军退回。斛律光随后进行了追击，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之后北上前往太原朝见武成帝。

斛律光性格刚直，当着武成帝的面讽刺段韶说：“段婆善为送女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段韶像一个善于送嫁女儿的母亲一样，总是小心翼翼、顾虑重重。斛律光的这种尖酸刻薄的言辞，让人忍俊不禁。

闪击晋阳的战役令北齐措手不及，这场胜利不仅扭转了两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齐强周弱”的局面，更彰显了北周已具备与北齐抗衡的实力。此役直接深入北齐的核心区域，创下了北周军队远征敌境的纪录，并且彻底暴露了北齐北部防御体系的脆弱，使北齐君臣惊恐万状。

武成帝高湛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更是令人失望。这位在国内大肆屠杀兄弟和侄子、威风凛凛的皇帝，在战后竟失态地抱住斛律光痛哭不已，引得朝中大臣们纷纷鄙视。

​晋阳之战暴露了北齐数十年来的安全隐患，面对敌军直逼家门口的奇耻大辱，如果换作是神武帝高欢或孝昭帝高演这样的君主，必然会整顿军队进行报复，或加强北部边防的备战。然而，到了武成帝高湛这里，这件事似乎如同一阵轻风，过去了就过去了，对他的执政行为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河清三年（564年）二月，即晋阳之战刚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北齐完成了《北齐律》的修订工作。这部法律是在北魏《麟趾格》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共有12篇，40卷。

《北齐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总结了魏晋以来的法律经验，针对当时法纪废弛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条，对规范社会法治、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书记载：“自此以后，为官者开始遵守法令。”

然而，对于武成帝高湛而言，《北齐律》的颁布并没有多大实际作用。高湛本性轻佻，还在长广王时期就与临漳人和士开交往甚密。高湛喜欢玩握槊游戏，而和士开也擅长此道，因此两人关系亲密无间。

和士开天性奸诈，曾无耻地赞美高湛说：“殿下不是凡人，而是天帝。”

高湛竟然也毫不脸红地回应道：“你也不是凡人，而是世间的神明。”

文宣帝高洋担心和士开会把高湛带坏，便将他发配到北部边疆从军。然而，高湛一登基，立刻召回和士开，任命他为侍中，并且封和氏兄弟为高官。君臣二人情投意合，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在日常相处中，他们完全不顾及君臣之礼，言谈举止极为猥琐，令人难以直视。像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担任高官，北齐的政治局面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和士开还劝武成帝不要过问政事，把一切交给大臣们管理。

于是，武成帝任命赵彦深负责人事，元文遥负责财政，唐邕和白建负责外兵和骑兵，冯子琮和胡长粲负责太子东宫事务。

武成帝本人每隔三到四天才上朝一次，也只是随便批阅文件，很少发表意见。朝政如何，全由大臣们处理，而皇帝本人则一心享受生活。这样的皇帝，面对逐渐强大的北周，自然没有什么应对之策。

《北史》中记载了一则有趣的轶事：在北齐文宣帝在位期间，北齐国力强盛，北周人担心北齐会在冬季黄河结冰时乘机进攻，因此常常派人沿河破冰。

到了武成帝时期，两国形势发生了逆转，反而变成了北齐经常派人沿河破冰。

斛律光得知此事后，愤怒地说：“国家曾经有吞并关陇的雄心壮志，如今难道只沉迷于声色犬马了吗！”无论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用它来形容晋阳之战后两国的局势，确实非常贴切。

在保定四年（564年），宇文护得知之前被高欢扣押的一些家族成员仍然健在，其中包括他三十年未见的母亲和姑姑。于是，他向北齐写信，请求归还他的母亲。这一事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早在534年，贺拔岳前往关中镇压万俟丑奴的起义时，宇文泰随军出征，而他的家眷则留在了晋阳。后来，贺拔岳遇刺身亡，宇文泰掌握了关中的大权。高欢试图拉拢宇文泰未果，便下令杀害了宇文氏的男性成员，幸存的女性成员如宇文护的母亲、婶母和姑姑等则被发配为奴。

如今，宇文护重提旧事，要求归还亲人。齐武成帝担心北周会再次联合突厥进攻北齐，因此决定以示友好，将仍健在的宇文护的母亲和姑姑送回北周。

实际上，在北齐时期，尽管其国力和军力未必超过北周，但也不惧怕北周与突厥的联合。然而，晋阳之战的突然爆发让武成帝惊恐万分。

段韶长期在北方与突厥交战，深知北周和突厥外强中干。因此，他坚决上书，反对轻易释放宇文护，认为这样做会损害北齐的大国形象。

于是，北齐派遣使者携带宇文护的姑姑前往北周，声明如果北周不再联合突厥进攻，北齐将释放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回国。使者还带去了一封以阎氏名义写给宇文护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是北齐官员代笔的。

信件的开头和结尾都以阎氏的口吻夸赞北齐对她如何优待，显得毫不在意。然而，为了取信于宇文护，信中详细描述了他与母亲分离的许多具体细节。

尽管这些内容是由北齐官员代笔，但依然记录了许多关于宇文泰家族在六镇起义中的重要细节，例如：

“宇文护，你的祖父和两个叔叔当时都战死了。至于你的叔母贺拔及其子元宝，另外一个叔母纥干及其子菩提，还有我和你共六人，因战乱一同被俘虏到定州城。一路颠沛流离，不久后，我和你被送到元宝那里。你的两个叔母贺拔和纥干则被分散开来。元宝见到你时说：‘我认识你的祖父，你们长得很像。’当时元宝的营地在唐城内。我们停留了三天，元宝掳获的男女约有六七十人，全部被送往京城。”

信中还罕见地提到了属相，如“过去在武川镇生下你们兄弟，老大属鼠，老二属兔，你属蛇。”这一内容在正史中极为少见，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遗憾的是，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并未收录这段文字，而是只摘取了信中的官方套话，这种做法显得不够明智。

在保定四年（564年）八月，经过两次艰难的谈判，北齐和北周最终达成协议，同意让阎氏返回北周。作为交换条件，北周承诺不再与突厥联手攻打北齐。宇文护素来以孝顺著称，当他得知母亲能够平安回国时，激动得难以言表。

为了表达对阎氏的尊敬，周武帝亲自率领宇文家族成员以家庭礼仪迎接她，并给予她极其尊贵的待遇。然而，突厥对此并不买账，依然坚持按照保定三年（563年）的盟约，要求北周出兵共同攻击北齐。

宇文护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北齐刚刚释放了他的母亲，两国关系刚刚回暖，此时出兵显然不合情理；另一方面，如果拒绝出兵，可能会激怒突厥，导致突厥转而与北齐结盟，这对北周来说将是更大的威胁。

经过深思熟虑，宇文护决定舍弃个人情感，为了大局再次伐齐。然而，勋州刺史韦孝宽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上书极力劝阻出征。

韦孝宽长期驻守在勋州，即玉壁，这里是与北齐交战的最前线。这位55岁的老将（生于509年）深知北齐军队仍然十分强大。他在玉壁经营多年，擅长使用间谍，派遣的间谍深入北齐内部，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情报。

许多北齐人也被韦孝宽的金钱策略策反，暗中为北周提供情报。在北周谍报工作相对落后的背景下，韦孝宽的情报系统几乎撑起了北周的半边天，他对北齐的判断常常极为准确。

保定二年（562年），韦孝宽征调了10万名民夫，在勋州北部边界修筑戍城，仅用百余士兵进行警戒。部将姚岳对此表示担忧，不敢行动。

韦孝宽解释道，这座小城只需10天即可建成，而从这里到敌方晋州有400多里，敌人需要2天才能得知消息。即使他们立刻征兵来攻，调动人马、筹措粮草需要5天，行军到这里还需要不到2天的时间。等两军交战时，戍城已经建好了。事实证明，齐军的行动时间与韦孝宽的预测分毫不差。

北齐在晋阳北部的防御相对薄弱，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精锐部队都集中在晋州和洛阳。近年来，斛律光、段韶、独孤永业等将领频繁在晋南和河南地区修筑城池、进行骚扰，使得这些地区的兵力逐渐增强，防守设施也不断得到加固。

因此，北周若想大规模进攻北齐，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从这些地方入手。然而，在北齐没有出现重大变故且北周兵力没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主力大军进攻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尽管如此，宇文护对韦孝宽的建议置若罔闻，依然决定东征。保定四年（564年）九月，北周武帝正式下达诏书，命令宇文护调集大军进攻北齐。同年十月，北周集结了20万大军，兵分四路，大举侵入北齐。

宇文护的总体作战计划如下：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府下属的京师禁兵为主力，直接进攻北齐的洛阳。少师、邵州刺史杨标率军从轵关（今河南济源）出发，进攻北齐的邺城方向。驻守江陵的权景宣则率领本部兵马和西梁军队进攻北齐的豫州（今河南汝南）。司空杨忠则率军北上，接应突厥大军从长城方向进攻北齐。

北周此次动员的军队规模庞大，几乎抽空了国内的兵力，只留下少量禁军，由尉迟纲统领，驻守咸阳。由于西部与吐谷浑接壤的边境地区长期面临威胁，为了确保后方稳定，北周调派瓜州刺史李贤前往河州，并在河州设立总管府，负责西线边防事务。

宇文护亲自率领中军主力出潼关，稳步驻扎于弘农，以确保北周的军队在潼关至函谷关之间的交通线安全。

北周任命柱国大将军尉迟迥为主帅，同时还统帅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齐国公宇文宪，这些大将共同率领10万前锋大军，抵达洛阳城，发起猛攻。其他参战将领还包括河南郡守魏玄、隆州总管陆腾、河州刺史辛威、南夏州刺史梁台以及司右中大夫达奚震（达奚武之子）等。

达奚武和王雄均为资深将领，资历甚至超过尉迟迥。宇文护的这一人事安排，显然是为了培养亲信，增强宇文氏宗族的势力。

北齐在洛阳的守将是独孤永业，拥有2万守军。独孤永业素以狡猾著称，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利用坚固的城墙消耗周军的士气。尉迟迥率主力部队包围洛阳城，同时派遣宇文宪、王雄、达奚武等将领北上至邙山扎营，以防备北齐从北方派出的援军。

宇文护此次东征，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兵力，军中弥漫着一种过于乐观的气氛，普遍认为大军所至，定能轻松攻克洛阳。

根据战前的计划，洛阳的北周军队应当派遣部分兵力前往河阳，切断黄河渡口，但周军将领们自恃兵力雄厚，对黄河以北虎视眈眈的北齐军队不屑一顾，未按计划派兵渡河断路，只派出侦察兵前往黄河南岸探查情况。

北齐方面，由于突厥在夏秋之际两次侵扰幽州，武成帝高湛正在晋阳部署反击突厥的行动。

当武成帝高湛收到北周大军围攻洛阳的消息后，十分焦急，他立即派遣兰陵王高长恭和大将军斛律光率领五万大军前往河阳救援。

由于河桥南城的周军，没有设立防守，北齐军队则乘虚而入，很顺利渡过黄河，在邙山扎营，与宇文宪的部队形成对峙。

武成帝迟迟未收到洛阳方面的消息，便召见负责反击突厥的平原王段韶商议对策。段韶认为，突厥入侵的主要目的是掳掠，太原城池坚固，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危险。而北周是世代死敌，此次倾全国之力而来，实为心腹大患，应优先集中力量击退北周。

武成帝高湛随即派遣段韶率领一千百保鲜卑骑兵，火速南下，前往洛阳解围。

与此同时，北周的名将杨标率领的部队，轻松穿过了轵关陉（太行八陉之一），进入了北齐的怀州。

​杨标长期驻守边境，与北齐军队交战多次，胜多败少，此次进攻北齐境内时，由于北齐的主力部队被吸引到了洛阳，怀州方向的敌军不多，因此周军的进展十分顺利。

然而，杨标自北魏武泰年间（528年）开始崭露头角，此时已经接近六十岁。多年的胜利让他有些飘飘然，轻敌之心渐起，行军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防备，这给了北齐军可乘之机。

北齐任命太尉娄睿（高湛的舅表兄弟）率领一支偏师，突然袭击了杨标的部队。周军毫无准备，被娄睿一举击溃。除了河内名将司马裔拼死突围逃走外，其他将领或死或伤，甚至杨标本人也被俘虏。

娄睿此人并无多少才学，尽管有记录显示他曾参与平定高归彦叛乱的战役，但那场战斗主要由段韶指挥，娄睿可能只是挂名而已。杨标威震邵郡二十多年，最终却败在娄睿这样的对手手中，实在是晚节不保。

南路的权景宣率领军队攻入豫州，面对的是据守悬瓠城的北齐豫州道行台王士良，这位65岁的老将是出了名的贤明将领。他曾长期担任晋阳的总知兵马，后来又多次出任尚书等重要职务。武成帝即位初期，他被外派至豫州，负责西南边境的军事指挥，使得豫州的防御体系非常完善。

然而，权景宣手下的兵力并不充足，他担心直接进攻豫州难以成功，因此考虑转向南方，攻打长江以北的郡县。但是，这样做会使南路军无法与洛阳的中路军形成有效的战略配合。部将郭彦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极力劝说权景宣进攻豫州。

实际上，不仅是权景宣心中忐忑，豫州城内的王士良也感到不安。北齐的总兵力约为20万人，其中邙山的军队有5万人，留守太原以防备突厥的兵力估计也有数万人（因为晋阳历来是重兵驻扎之地，战后没有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可以推测主力仍在）。娄睿所部也有一定的兵力，再加上邺城和东南方向的军队，王士良手中的兵力究竟有多少，难以准确估算。

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豫州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超过权景宣的兵力。双方都心存疑虑，悬瓠城内的气氛更加紧张。最终，王士良的妻弟董远秀选择背叛，派人与权景宣联系，引导其入城。

权景宣迅速率军包围悬瓠城，王士良无力抵抗，只得开城投降。豫州作为北齐西南方向的军事指挥中心，其失守对北齐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随后，永州（今河南信阳长台关附近）刺史萧世怡也未作抵抗，直接投降。

让我们来看看洛阳的情况。尉迟迥率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他们筑土山、挖地道，连续进攻了三十多天，但依然未能攻克。在邙山大营，宇文宪、达奚武、王雄等人与北齐的斛律光、高长恭形成对峙。由于连日阴天加上大雾弥漫，双方暂时没有交锋。

段韶急于解救洛阳之围，率领骑兵昼夜兼程五天五夜，行程超过八百里，终于抵达邙山，并与斛律光和高长恭会合。

段韶没有片刻休息，亲自带领二百多名骑兵登上邙山侦察地形。在太和谷，他们与周军不期而遇。段韶迅速返回大营，命令各将领布阵迎敌。他与斛律光、高长恭分别负责左、右、中三军。

不得不提的是，作为北齐的名将，段韶确实比与他齐名的斛律光和高长恭更为高明。他擅长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总能在混乱的局势中找到最关键的因素，而不像斛律光那样热衷于决战。

在晋阳之战后，斛律光曾嘲笑段韶过于软弱，像娘家人送女儿出嫁一样，小心翼翼，不敢追击突厥。但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晋阳来说，维持稳定、恢复秩序才是首要任务。如果贸然追击突厥，一旦晋阳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面对洛阳的危局，段韶再次展现了他不惧恶战的勇气。他长途跋涉数百里后，立刻投入战斗，并且迅速判断出敌我双方的战术优劣。这种卓越的战场指挥能力，只能用“天才”或“本能”来形容了。

周军前锋沿着邙山谷地前进，并且很快在太和谷发现了驻扎的齐军。当时年仅15岁的史万岁，后来成为隋朝的名将，他与父亲史静一同随军出征。看到齐军的阵势后，史万岁感到情况不妙，劝父亲做好撤退的准备。

史万岁“好读兵书，兼精占候”，也就是说，他对战场形势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他显然已经意识到齐军准备充分，形势对己方极为不利。然而，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又有谁会听从一个15岁少年的建议呢？周军高举黑色军旗，漫山遍野地向齐军发起了总攻。

齐军统帅段韶充分利用了邙山的地形优势，将部队部署在山顶的平坡上，而周军则以步兵在前，艰难地上山进攻。

段韶对着周军的将领大声质问：“你们的宇文护因母亲得以保全，却不知感恩图报，今天来此，究竟是什么意思？”

周军将领回答：“这是天意所遣，有什么可问的！”

段韶反问道：“天道赏善罚恶，天意恐怕是让你们送死来了！”

齐军的骑兵在前方与周军的步兵交战，逐渐引诱周军步兵向山顶推进。等到周军步兵体力消耗殆尽时，齐军骑兵全部下马进行步战。这样一来，齐军以有备之兵对阵疲惫之师，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高长恭率领中军冲锋陷阵，攻势异常猛烈，成功击溃了当面的周军阵型。左右两翼的部队也迅速跟进，在半山坡上彻底击败了周军，周军伤亡惨重，许多士兵滚落山下，跌入溪谷中丧生。

幸亏达奚武和王雄两位老将经验丰富，在危急时刻仍然能够稳住局面。尤其是57岁的王雄（生于507年），尽管在出征途中身患疾病，依然奋力作战。他的左翼部队与齐军右翼混战在一起，最终与齐军名将斛律光狭路相逢。

王雄亲自策马冲锋，连续斩杀了三名齐军士兵，斛律光见状，被王雄的勇猛气势吓退，身边的骑兵也被周军冲散。

王雄手持长矛紧追不舍，距离斛律光仅有一丈多远。他大声喊道：“可惜不能杀了你，只能活捉你去见天子！”意即即使不能杀死斛律光，也要将他活捉献给周朝的皇帝。

21年前，同样是在邙山，贺拔胜曾单骑追击高欢，当时的场景与今日何其相似。然而，王雄虽然勇猛，却忘记了他所追的人有着一个传奇的绰号——“落雕都督”。斛律光手中只剩下最后一支箭，但在危急关头，他展现出了英雄本色，回手一箭，正中王雄的额头。

王雄血流满面，趴在马背上逃回营中。当夜，这位一生英勇、曾在梁州扬威的老将因伤势过重而去世，成为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唯一一位战死沙场的将领。

达奚武可能负责指挥右翼军阵，在他的亲自率领下，包括其子达奚震在内的将士们奋勇杀敌，勉强保持了一部分军队的秩序。

宇文宪的部队也大多被敌军冲散。南夏州刺史眼见几名士兵被敌军俘虏，单枪匹马杀回敌阵，连射两名敌人，使得齐军一时溃败，梁台趁机救回了被俘的士兵。

北齐的兰陵王高长恭担心洛阳城的安全，带领五百骑兵越过邙山，直奔城下。此时，尉迟迥正指挥大军猛烈攻城，尽管高长恭的部队英勇善战，但毕竟人数有限，很快就被周军包围。

因为高长恭相貌英俊，担心威信不足，常常在战场上佩戴铁面具。城上的守军不认识他，因此不敢贸然出城救援。

情急之下，高长恭摘下面具大声呼救。城上的守军这才认出他，放出了弩手接应他进城。围城的周军得知邙山的部队已被击溃，大为震惊，连夜撤退。这场战斗不仅惊心动魄，高长恭的英俊外表和英勇表现也为战争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北齐的士兵们甚至为此创作了一首《兰陵王入阵曲》，成为北齐的一段佳话。

宇文宪整顿残军，打算待天亮再战。然而，随着王雄的阵亡，士气受到巨大打击，达奚武极力劝说宇文宪不要冒险，建议全军撤退。尽管宇文宪年仅20岁（生于544年），并无多少实战经验，但他并未意气用事，而是采纳了达奚武的意见，亲自指挥军队结阵撤退。

即便如此，面对北周三大名将的紧追不舍，周军依然损失惨重，从邙山脚下到谷河，沿途丢弃的辎重和武器堆积如山。最终，宇文护率领残部狼狈撤回关中。

与此同时，杨忠率军从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北上。由于北周主力集中在进攻洛阳的中路军，杨忠的偏师携带的粮草有限，在沃野镇因缺粮而耽搁了很长时间。

杨忠通过各种手段说服了稽胡部落提供了一些粮草，当准备继续前进时，洛阳兵败的消息传来，杨忠不得不撤军。此时，突厥军按约定攻入塞内，越过雁门关，深入到肆州（今山西忻州）附近，几乎逼近太原城下。

肆州附近有北齐的军马场，养有数万匹骏马。为了防止被突厥掠夺，这些马匹被迁移到五台山北的山谷中。突厥退走后，这些马匹因长期缺乏食物，变得瘦弱不堪，甚至无法长途跋涉。

南路权景宣率领的大军在洛阳大败后，被迫撤回本国境内。擒获杨标的北齐太尉娄睿紧随其后，相继收复了永州、豫州等地。到了保定四年（564年）十二月，北周各路军队全部撤回本国境内，规模宏大的洛阳大战告一段落，两国边境恢复到战前状态。

伐齐之战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北周与北齐实力相近，难以实现大规模歼灭战。具体分析如下：

1. 决策不当：北周在北齐刚刚送还宇文护的母亲时即出兵讨伐，此举在道义上失去了优势。这种时机的选择不仅未能赢得民心，反而让北齐有了正当的防御理由。

2. 部署错误：尽管北周总兵力较多，但由于宇文护在弘农分去了近半兵力，实际参与围攻洛阳的只有约10万人。这10万人又被分成两部分部署，真正与齐军在邙山对峙的兵力最多不过5万，与齐军势均力敌。这样的兵力分配显然无法达到围敌打援的战略目标。

3. 用人失当：邙山战役的主将是宇文宪。虽然他后来成长为北周后期的顶级名将，但在当时经验尚浅，远不如老将达奚武。更不幸的是，他面对的是北齐最杰出的三位将领之一，因此失败几乎在情理之中。

4. 轻敌情绪：北周自建立府兵制以来，国力显著提升，能够动员20万兵力，这是西魏北周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同时又吞并川蜀，攻陷江陵。北周长期的胜利使得高级将领们产生了轻敌情绪，这种心态严重影响了战场上的决策和执行，最终导致了战役的失败。

综上所述，洛阳大战的失败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北周在战略决策、兵力部署、将领选择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

回顾北齐的历史，晋阳之战或许还可以归咎于兵力部署的失误，但洛阳之战则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内在问题。

首先，北齐的国防形势异常严峻。面对北周的四路大军，尽管北周已经倾尽全力，但北齐在应对上依然显得捉襟见肘。晋阳和洛阳两线同时受到威胁，洛阳方向仅能拼凑出5万兵力，而晋阳更是差点再次遭到突厥人的袭击。若周军在洛阳多坚持一个月，晋阳城可能就难以守住，因为那里几乎无人能够主持大局。

其次，周齐两国国力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高欢时代，即便多次遭遇惨重失败，损失数万兵马，这样的危局也未曾出现。然而，如今北周国力逐渐增强，而北齐则日益衰落。即使在洛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北齐也不敢贸然向西反击，其力量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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