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令狐伯光

改编自张佳梅老师的《山花烂漫时》完结了，拿下了当下国产剧最高评分9.0。我个人觉得其实太高了，它不值那个分，但《山花》确实拍得还不错，在央视看过几集，拍出了真实感，也拍出了信仰，被很多细节无数次打动，是一部很好的楷模片子。

就开办免费女中这事来说，人们并不会因为你做的是一件好事就自然而然的支持你、信任你、敬仰你。相反，冷嘲热讽者有之，质疑作秀者有之，嫌弃多事者有之，消极抵抗者有之，中途放弃者有之，公事公办者也有之。

伟大的事业从来都不会一开始就会被群起而追随，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一呼百应，相反，尽管你可能是背负着一个伟大的初心而决定走一趟伟大的历程，但在真正开始走时，也要有做好孤家寡人的自知之明。古来圣贤多寂寞，越是有信仰越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那么和同样改编张桂梅老师的电影，《我本高山》为什么如此失败。

2024年暑期档国产电影的溃败，我最直观的感觉是国内电影人的叙事能力还很差，国内部分电影人的精神境界实在很难评。先说选材，当王宝强同学讲述大凉山少年成长故事的时候，这位导演迅速盯上了伟光正的英雄个体，这妥妥一副奔着各大奖项横扫一遍的目标去的。

实际上，我实在不明白，张桂梅老师近几年已经受到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大量关注，她的贡献、精神影响了太多太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如此大的必要通过电影的形式再诠释吗？我觉得，可以诠释，但没这个必要。

从专业“学术”的角度上你可能分析出什么，但大众不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专业人士，普通人需要的是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所带来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价值。因为这种价值是每个接触艺术作品的人都能感受到和被施加影响的。所以，艺术作品必须要通得过普罗大众的检验，否则，就不要拿出来呈现给大家。

而看看当今这些影视圈的创作团队是怎么搞影视艺术创作的呢？如果不妄测《我本是高山》的创作和拍摄动机，那么该部影片至少是当下影视烂作的典型，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影视圈不会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而是国内的部分编剧们习惯性的怀疑自己看到的一切。

剧组正常的创作逻辑是以人物原型的经历为主体，通过艺术手法渲染和烘托其中的某些部分，但是现在的编剧更喜欢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去理解甚至重塑人物形象，最终作品往往成为人物原型的同人文小说。

我们这的一位村干部在吃饭闲聊时讲过他的亲身经历，他们家在解放前属于中农或富农级别，但是家族的一个远亲当时在国民政府里任职，于是在抗战胜利后、返乡团回来以前，很多村民将自家的土地转到了村干部家的名下，于是村干部家的实际收益没增加多少，名义上的土地面积却已经达到地主级别了。

后来干部家的一个叔叔参加了解放军，但是很快就借伤病的机会当了逃兵，回家后让干部家迅速散掉了名下的土地，避免解放后被当作地主处理。不过这段地主的经历还是存在的，也不是所有村民都了解真相的，所以在解放后还是被当作地主接受了一番教育，只是过程非常和谐。

新世纪零几年的时候，当地作协的一位名作家采访了这位干部，想把他们家族的经历写成小说，并力争改编成跨年度的大剧。但作家在作品中蓄意夸大了村民间的矛盾，甚至杜撰了村民集体冒犯“地主婆”与干部幼年时趴墙根听讲课的忍辱负重情节，花样多到老一辈村民骂街的程度，矛盾激化到村里小辈连作家参与创作的市歌都不许哼哼。

除了人名、地名以外，整个作品与大家的实际经历风马牛不相及。

同样的故事创作逻辑也适用于当前的影视剧作品中的，《战火熔炉》里有个叫吴思言的角色，全剧下来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完美塑造了一个抖若筛糠的学生兵到眼神坚毅的同美军拼刺刀的成长过程，相比之下《我本是高山》就充斥着胡编乱造。

编剧们如果不相信甚至都不想尊重你要塑造的人物形象，就真不应该委屈自己，赚钱的路子多着呢，“你会炖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炖冻豆腐，就不要炖我的炖冻豆腐；胡炖、瞎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主创不是失去了“信心”，而是失去了文化。

究其原因，是个别人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丧失了汉文化的根。

比如《我本是高山》的张桂梅老师，本来精神支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却硬生生地被降维成了个人的一点私情。为什么总有人非要照搬好莱坞那个套路？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西方文化没有社会意识，更没有社会责任感，因而但凡对社会做出点贡献，都必须用个人因素来解释。

比如亡夫、子女、父母、朋友的影响，不行就来个什么乞丐的什么偶然之举，甚至路边一条流浪狗所拉之物的什么神谕。

其根子在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抱团取暖的社会文化由许多特征，其中影响最大、仍处于宗教文化阶段的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主要是三点：

其一，社会而非个人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个人离开社会是难以生存的。

其二，社会利益至上，个人利益不能损害社会利益，当出现利益冲突时，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社会利益，儒家称之为“义”。

其三，当个人获得社会保护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汉文化里责权利是对等的，而且鼓励先付出而后获取。

也就是说，基于汉文化的人，从小就接受的是社会教育，所谓以文化人，儒家教育思想的本质，就是将原始的动物人教化为文明的社会人。因此，真正的中国人从小就具有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

但是，这在西方那是天方夜谭，因为西方宗教文化里，只有上帝和个人，个人把灵魂寄存在上帝那里，剩下的就只有个人利益了。因此，西方文化就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个人的权力（人权、选举权等）、个人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至于什么是责任？那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有句台词很传神：“我要的是我觉得，不是你觉得”，神的儿子果然霸气外泄。

西方宗教文化决定了西方人没有社会意识、更没有社会责任感，因而西方人但凡为了别人做出一点小小的牺牲，就都觉得是为赎罪（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是拯救世界的神圣壮举。如果必须要向别人说明原因，就一定是、也只能是个人因素。

因此，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以接受西方文化的西方脑思考问题，就一定要找到一种个人原因，否则自己无法理解、也认为别人同样无法理解。

现实中的张桂梅老师，在记者采访时就说得很清楚，她之所以愿意付出一切、坚持帮助山里的女孩，导火索是刚到华坪时就患重病，到县城参会的乡下妇女，就宁愿走六小时山路，也要捐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路费。

她感叹道，还没有为华坪做点贡献，就得到社会如此之大的温暖，怎可能不回报华坪。其实，只要是中国人，都会这样想，这是深藏在中国人基因里的情怀，只不过能回报社会多少，因人而异而已，而她回报很多、很伟大。

西方脑当然无法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更无法理解这种社会责任感在各个方面的体现。

比如在政治方面，加入奥运会、冬运会的志愿者组织，就必须要履行好组织的社会责任，尽力做好志愿服务工作；既然加入了党组织，当然就要、也就会尽力履行党组织的社会责任，即“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古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现代升级版；至于更大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至于还有人对中国人共赴国难的精神都不理解吧。

《我本是高山》里，为了把张桂梅老师的社会责任感解释为个人爱好，试图以可能吸引眼球的个人情感作为“政治正确”的表述，在政治层面抹去一切与党组织和政府有关的痕迹、在社会层面抹去一切与社会责任意识有关的痕迹、在文化层面抹去一切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痕迹，将电影打造为与国际（好莱坞）接轨的样板，以教化、启蒙愚昧的中国人。

个人以为，没有必要深究电影个别主创人员的用心，也许他们真不是坏、只是确实不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离上帝很近、离中国很远。

如果说庄子的“夏虫不言冰”过于高冷，那么“幼女不言育”就接地气了，与一个幼女激烈争论生孩子的酸甜苦辣，不觉得有点无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