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以来，学者、媒体和民主党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会再一次选择川普？这当中既有对政策的反思，比如为什么美国对通胀的控制和在锈带推进的基础设施法案，无法真切地传递到中下层收入者那里；也有对竞选策略的反思，比如，拜登更早宣布退选，是否能对结局有所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忽视右翼媒体和网红的巨大成功。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青年顾问委员会全国主席CJ Pearson曾帮助川普竞选团队与年轻网红建立联系，他说：”人们把这次选举称为网红选举，我认为这是未来许多网红选举中的第一次。”

在很大程度上，左翼输在了网红、尤其是网红播客上。两大竞选团队的媒体策略大相径庭。卡玛拉·哈里斯（中译名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优先考虑短视频，在TikTok和Instagram上投放短视频。川普的竞选团队则在长篇播客和右翼自媒体生态系统上投入巨资，并与主播建立合作关系。最终，后者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播客刚出现时，似乎从播主到听众全都是知识分子，但现在已经是完全换了一个天下。在Spotify的热门播客排行榜上，至少有一半最受欢迎的节目是由亲MAGA网红主持的。截至本文发表时，乔·罗根继续占据榜首，塔克·卡尔森的节目是该平台上收听率第四高的节目，“反觉醒”企业家帕特里克·贝特-大卫的排名仅差了几位，坎迪斯·欧文斯位居两者之间。再往下看，你会发现查理·柯克、本·夏皮罗和丹·邦吉诺等激进分子每天都在推出新节目。

川普与右翼网红。

在进步派这边，根本没有像罗根这样既有影响力、又能始终保持热度的内容创作者。由四位前奥巴马工作人员创立的Pod Save America目前徘徊在30到40名之间，而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员Ezra Klein的节目排在50名开外。

对于自由派内容创作者来说，他们面临着资金、宣传和机构支持方面的巨大结构性劣势。像罗根、夏皮罗这样的右翼网红可以获得来自亿万富翁和企业的支持，但左翼内容创造者更像是在雷区里艰难跋涉，既没钱，传播效果也不讨好，毕竟极右翼的清谈节目通常简单而情绪化，在算法上比大部分左翼信息更具优势。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缺乏网红来宣传和解读其信息，民主党失去了大量年轻观众（主要是男性观众）的信任，令这些观众转向保守派，而且这种影响力可能还将持续。

随着右翼媒体帝国日益强大，现在的问题是：左翼还能在被束缚住双手的情况下战斗多久？民主党有机会培育出自己的网红巨星和独立媒体生态系统吗？

缺乏财务支持

美国保守派媒体的资金非常充足，结构严谨，协调性强。保守派亿万富翁、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对维护保守派政策有既得利益的公司早就认识到内容创作者可以塑造公众舆论、影响政策，他们会战略性地投资于右翼媒体渠道和新兴内容创作者。

例如，本·夏皮罗的The Daily Wire得到了共和党富豪捐赠者的大量资助，其中包括威尔克斯兄弟，他们是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通过石油和水力压裂致富。Turning Point USA的创始人查理·柯克从包括科赫网络在内的保守派巨额捐赠者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最近右翼网红充当俄罗斯传声筒，马斯克参与其中一文披露，右翼内容创作者本尼·约翰逊、蒂姆·普尔和戴夫·鲁宾每月获得40万美元报酬，每部YouTube视频至少获得10万美元报酬，此前他们接受了俄罗斯方面的资助。

左翼根本没有任何设施能与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相比。

左翼影响者主张提高富人的税收、对企业进行监管以及限制精英权力，这与亿万富翁的愿景完全相反。因此，进步派创作者只能依靠微薄的众筹努力来谋生。

由于资金不足，左翼创作者也没有钱投入制作团队或为他们的独立媒体业务进行营销，只能依赖YouTube、Twitch、TikTok等平台上的有机增长。与此同时，这些平台的算法已被证明会奖励保守派的愤怒和极端主义。

缺乏创作者生态系统

保守派内容创作者生态系统也极具协作性。他们互相捧场，还有金主和像川普这样的人物直接帮他们吸粉。

2010年代后半期，右翼创作者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从主流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被下架，一个旨在帮助极端主义网红牟利和聚集受众的生态系统应运而生。现在，保守派建立了一个相互影响的社群。右翼内容创作者经常出现在彼此的节目中，网红提携新兴的YouTube频道、播客和创作者。这导致他们能覆盖广泛的保守派观众。

右翼媒体平台也可以充当内容创作者的孵化器，在推广、制作质量和受众增长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他们获得的资源使保守派内容创作者能够迅速成长并广泛传播他们的信息。

在马斯克的领导下，X已经向右翼影响者账户支付了数十万美元。

Rumble是一个类似于YouTube的视频分享平台，由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支持，该平台从2021年开始向极右翼网红和反疫苗内容创作者支付数十万美元，让他们在其平台上创作内容。

Rumble利用算法调整，让右翼创作者看起来比实际拥有更多的受众，营造出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和用户参与的假象。这进一步扩大了保守派内容创作者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反馈循环，而缺乏类似资源的左翼创作者无法比拟。

在右翼直播平台DLive上，网红在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并通过直播赚取成千上万费用。另外两个右翼直播平台Kick和Cozy.tv允许几乎所有极右翼极端分子创作内容并开始赚钱。

保守派影响者也能够迅速获得信誉，因为像川普这样的人物愿意与他们互动，出现在他们的播客中。

洛杉矶保守派内容创作者泽维尔·杜鲁索(Xaviaer DuRousseau)对《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表示，创作者们过去常常担心支持川普会失去赞助合同，但这次情况发生了变化。“以前，当我戴上MAGA帽子时，人们总是用鄙视的眼光和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突然间，人们开始对我充满敬意。”

川普也不挑剔创作者，他特意迎合TikTok网红布莱斯·霍尔(Bryce Hall)和YouTube明星、现为OnlyFans创作者的科琳娜·科普夫(Corinna Kopf)，这两位都深深植根于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而且让洛杉矶一线网红圈不再羞于支持共和党。川普还为创作者打造了定制体验，与他们建立了紧密的个人关系，邀请网红参加他的集会、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并与他们的朋友一起进行FaceTime通话。

而民主党对创作者的态度完全不同。当哈里斯成为提名人时，她一再拒绝与任何挑战她的意识形态或政策的创作者接触。当她受邀参加乔·罗根的播客时，竞选团队要求罗根离开他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录音室，前去华府采访。他们还希望将采访形式缩短为一个小时，而不是他通常会持续三到四个小时的节目形式。这些都打破了罗根的惯例，采访因此没有进行。

网红营销机构Creator Authority曾与民主党政客合作过，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布伦丹·加汉 (Brendan Gahan)对《好莱坞报道》表示：“哈里斯把创作者当成媒体渠道，而不是合作者，这是跟网红合作的大忌。川普沉浸在创作者文化中，与他们见面，并接受了他们的媒介。”

在主流自由媒体中，最接近乔·罗根节目的可能是播客Pod Save America。但该节目的播客明显亲近民主党建制派。他们不与对整个体系感到厌倦的年轻人或心怀不满的群众对话。

左翼Twitch主播哈桑·皮克(Hasan Piker)最近在推特上表示：“共和党独立媒体与该党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民主党无法在独立生态系统中重建这种联系，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基本盘希望听到的伯尼桑德斯式的民粹主义情绪。”

算法偏见鼓励极端信息

社交媒体算法就像贪婪的野兽，喜欢混乱。它们不想要深思熟虑的分析，只想要血腥。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发布细致入微的内容，谈论政策、社会正义或任何需要三秒钟以上才能消化的内容，祝你好运。算法会把你埋在六尺之下。

与广播不同，播客不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监管，这意味着无法制止节目传播错误信息的能力。这种转变的影响已经很明显。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21年审计了8000集政治播客节目，估计其中超过十分之一的样本可能支持虚假报道。布鲁金斯学会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最有可能分享未经证实的说法的播客几乎都是意识形态保守的。首当其冲的是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节目，这个节目基本上是QAnon式阴谋论的集大成者，近20%的节目被发现包含“虚假、误导或未经证实的陈述”。

从这个意义上说，播客媒体完全不负责任，恰恰是保守媒体行业（以及保守派观众）的主要吸引力。许多保守派观众早已对主流和机构媒体不屑一顾，声称这些播客中讨论的内容才是不容美国人回避的“事实”。

尼科尔·海默(Nicole Hemmer)写过多本关于右翼媒体的书，她告诉Slate，随着保守派媒体核心进入播客排行榜，它已经突破了一些原本最基本的底限。她一直在密切关注塔克·卡尔森，自从他单飞以来，他的极端主义倾向愈演愈烈。“他非常直白地谈论恶魔，他的播客让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疯狂，”海默说。她提到了去年的一集，卡尔森采访了一名声称与奥巴马发生过性关系的重罪犯。那一集几乎肯定会被福克斯的编辑压下来，但在播客世界里，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遇到麻烦。

类似的例子是坎迪斯·欧文斯的同名播客Candace。今年3月，欧文斯在批评以色列入侵加沙时，加入了大量反犹太主义言论，跨越了保守媒体为数不多的红线之一，声称一群由“政治犹太人”组成的精英阴谋集团是她见过的“最卑鄙、最不诚实、最善于操纵的人”。后来，她似乎还认可拉比正在喝基督徒的血的观点。

无论是卡尔森、欧文斯还是琼斯，播客节目中包含的很多极端信息本身并不一定吸引广泛的大众，但这些播客可以将这些想法偷偷塞到更广泛的娱乐产品中，足以吸引数百万听众的注意力。

在缺乏事实依据的环境中打击虚假信息

在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进步的创作者就像图书管理员，一丝不苟地核实每一个字，而另一方则在往图书馆里扔火柴和汽油。

右翼媒体和网红可以胡乱散布阴谋论和“另类事实”，这似乎只会增加他们的参与度。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观众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愤怒。但进步的创作者没有这种奢侈。他们正在与虚假信息的浪潮进行一场永无止境的艰苦斗争，而且他们的容错空间极小，因为任何错误，无论多小，都会被抓住并变成对付他们的武器。因此，他们被迫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核实每一个细节，引用每一个来源，反复检查准确性——而他们的对手根本不屑于这些标准。

这种双重标准令人沮丧。这意味着进步的创作者总是处于防御状态，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选举周期，当读者和听众已经完全接受了“大量无证移民非法投票”和“民主党要让你的孩子在未经家长许可的情况下变性”这类原本经不起推敲的谣言，创作者已经很难再用事实和逻辑吸引观众。

川普的第二任期，左翼创作者还能不能换种玩法？

两党专家都表示，这次选举是独立媒体的分水岭。在川普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利用网络影响力削弱人们对民主机构的信任，逃避责任，传播危险的政治误导信息。而在第二个任期，他的政府将继续回避传统媒体，新闻和信息格局向数字化和个性化转变的趋势可能会加速。因为西顿霍尔大学传播技术助理教授杰西·劳赫伯格对《时代》杂志表示，无论如何，政治竞选活动都将被迫适应这一新环境，并将“追逐播客和独立新闻创作者”。

“传统媒体正在消亡，”劳赫伯格说。“我认为它还没有消亡，但消亡速度会很快，人们将转向其他新闻来源，他们正在失去对传统新闻的信任。我看到整个政治派别都有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保守派、进步派、自由派、中间派或独立人士。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然而，现实是，第一，网红格局严重偏向右翼创作者，而左翼缺乏资金和系统支持；第二，由网红驱动的新媒体环境也存在着重大弊端，许多内容创作者未能遵守传统的新闻道德，或不愿披露存在利益冲突的合作关系。网红还可能面临来自其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压力，要求他们夸大内容，以便在算法驱动的推送中取得良好表现。在这样一个右翼网红可以蓬勃发展并迅速扩大规模的系统中，左翼内容创作者还有没有可能从边缘走向核心？

不是没有机会。尽管民主党最终输掉了选举，但许多自由派创作者通过报道竞选活动最终获得了更大的受众，并且在这一轮竞选结束后，获得了比开始时更大的平台。

民主党策略师基思·爱德华兹(Keith Edwards)于5月开通了 YouTube 频道，通过不间断发布选举视频、采访民主党顾问安妮塔·邓恩和皮特·布蒂吉格等人物、在川普遇刺期间进行直播，获得了超过20.7万名订阅者。政治内容创作者兼喜剧演员伊丽莎白·布克·休斯顿 (Elizabeth Booker Houston)的Instagram粉丝超过10万，并因此开启了她的首次喜剧巡演。22岁的TikTok明星哈里·西森(Harry Sisson)以发表亲民主党评论而闻名，随着选举季的展开，他的粉丝数量翻了近一番。

不过，对于进步派创作者来说，勇气和热情不足以让他们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需要的是全面的结构改革，一个可以与保守媒体机器抗衡的真正的支持网络。没有它，这些创作者将继续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艰难前行。

解决方案不仅仅是依赖个人粉丝或希望偶尔做出爆款。进步运动需要真正的基础设施：媒体网络、资金渠道、智库——一个致力于扩大独立声音的整个生态系统，让进步思想能够在不依赖大科技公司变化无常的算法的情况下蓬勃发展。

当然，观众的参与也很重要；粉丝的持续支持可能决定创作者的生死存亡。无论是通过直接的资金支持、转发作品，还是只是持续关注，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进步人士不开始支持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将一无所获，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回音室来呼喊他们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