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不畏生死、保家卫国的烈士，也出现过许多卖国求荣的汉奸。周佛海就是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但他却有一个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好儿子——周幼海。

然而，周幼海的晚年并不顺利，他两次蒙冤入狱，与妻子被迫离婚，到最后竟无一儿一女。但无论生活有多苦，他总是心怀希望。当有人问他怎样看待如今的处境时，他只说：“大概是我父亲周佛海作孽太多，父债子还了！”

周佛海在成为汉奸之前，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他信仰不坚定，对权利和地位有着强烈的渴望，最终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抗战爆发后，他更是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成为了日伪第三号大汉奸。

周佛海非常享受因卖国而得到的荣华富贵，不在乎外界对他的不满，但他的幼子周幼海却备受同龄人的白眼。

1938年，16岁的周幼海随母亲迁往香港，在岭南中学读高二。这年，周佛海和汪精卫等飞往河内，公开投敌当上汉奸，一时间，社会一片哗然。

作为周佛海的爱子，对父亲成为汉奸的事情周幼海不可能没有耳闻，他心痛极了，却无能为力。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激愤，周幼海在课余时间写下了短篇小说《最大的侮辱》。

周幼海对汉奸是深恶痛绝的，但他却有一个汉奸父亲，这给他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更大的伤害来自同学的讥讽。

一日，周幼海像往常一样夹着书包到教室上课，他一进门，刚刚哄闹的教室却突然安静了下来。同学们都盯着他看，眼里还露出鄙夷、愤怒的眼神。

周幼海不明所以，来到座位上，抬头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小汉奸”。此时他还未明白过来，直到看到自己书桌上一模一样的三个字。

瞬时间，周幼海只感觉头皮发麻，呼吸困难，整张脸一下变得苍白。反应过来的他愤怒地大吼：“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我哪一点对不起祖国，对不起百姓了？”

可他的怒吼却并没有换来同学们的同情，在面对同学们冷漠的目光时，他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此后，这件事一直刺激着周幼海的神经，他再也无颜面对同学，无法在学校立足。于是，在父亲周佛海随汪精卫到上海后，他也转学了。

周幼海原本换个环境或许会好些，却不想，父亲把他当作了自己汉奸的接班人。到达上海后，他就在父亲和日本人的安排下去了日本读书。

1940年，因“高、陶事件”的发生，当事人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了“日汪密约”的阴谋，其中还涉及周幼海被送日本读书的内幕，他说：“日方把周幼海弄到日本读书，实际上是当‘人质’。”

听到消息的周幼海这才明白过来，父亲和日本统治者都在有计划地将他培养成汉奸亲日派的接班人。

这个血淋淋的现实让周幼海的内心极度空虚和痛苦，尤其是遇到中国同学，向他投来的轻蔑的目光更是深深刺激着他。

在这种精神折磨下，周幼海企图用纸醉金迷的生活麻痹自己。晚年他回忆起这段时光说道：“我也曾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却在日本学坏。”

若长此以往下去，周幼海必将成为下一个周幼海，幸而他遇到了“拯救”他的人。

就在周幼海心灵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祯找到了他，并给他带来了一本书——《西行漫记》。

陈国祯告诉周幼海，这本书里面有救赎之道，希望他看完之后有所感悟。于是，如饥似渴地读起了这本转变他人生的书。

在这本书里，周幼海懂得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红军，他还得知父亲也曾是共产党中的一员。

读完整本书后，周幼海的内心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他似乎在身处的迷雾中看到了点点光明。之后，在陈国祯的强烈建议下，周幼海又看了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更是让他大为震撼。

在两本书的激励下，周幼海决定作一次反抗：找到监管他的日本人，要求回国。起初，日本人并不答应，但看到周幼海不容商量的态度，最终还是同意他回国度假。

一回国，周幼海就以离家出走要挟，逼迫父亲周佛海让他留在中国读书，这回他死都不要继续去日本。周佛海拗不过儿子，只得同意。

就在周佛海逃出“人质”的牢笼中时，无形中，战争形势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日本侵略者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1945年，日本投降，大汉奸周佛海一家也成为了国民党的对象。因周幼海此时并未参与政治，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特务只好释放了他。

一获得自由，周幼海就秘密回到了上海。经过同学张超杰妹妹张朝素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1946年，党组织安排周幼海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淮阴，经过学习，于这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开始后，周幼海又回到上海，租了一个写字间，便面上做股票生意，实际上进行地下策反工作。甚至有时，他利用父亲之前的社会关系，搜集军政情报。

周幼海将红色特工的身份隐藏着极好，就连他的母亲杨淑慧也不曾察觉。

1948年，作恶多端的周佛海在监狱中结束了他的一生，杨淑慧痛不欲生，将丈夫尸体草草成殓后，办了葬礼。

此时周幼海与女朋友施丹苹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杨淑慧就对儿子说：“要不你们现在成婚，要不就三年后再结婚。”周幼海没办法，只能请示组织后在周佛海的灵堂前成了亲。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一直在公安战线上做政保工作，其母亲杨淑慧也因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有功立了功。然而，就在这时，周幼海却陷入了漩涡之中。

周幼海被捕后，有口难辩，他在关押中苦苦熬过了10年，身体状况也急剧下滑。1967年，周幼海又受到了审查，这一审查又过了8年时间，其间妻子被迫与他离婚。等再次出狱时，他的下肢已经完全瘫痪，只有一只手勉强还能动。

当时，周幼海只有50岁，却已经是两鬓霜白，看上去像个垂死的老人。他终日坐在轮椅上，度日如年。

直到1983年，周幼海的问题才终于被解决，党组织为他恢复了党籍、恢复级别，恢复工资，并派了一名护工照顾他的生活。

尽管受尽了生活的苦难，但周幼海的信仰一直坚定。

有人曾问他：“汪精卫、陈公博的儿子都在国外享福，你会不会后悔当初放弃优渥的家境而选择参加革命？”周幼海回答：“我参加共产党，革命10年，一点没错，我毫不后悔。至于我的一切命运和遭遇，大概是我父亲周佛海作孽太多，父债子还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周幼海对过往释然了，他用余生写下了《周佛海沉浮录》一书。书中，他对父亲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否定态度。

1983年，周幼海的病势加重，勉强度过1985年的春节就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周幼海的遗体被火化后，骨灰葬在了上海烈士陵园，给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