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我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所代表的，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420名党员，这40名代表大都大名鼎鼎，除了30岁的毛主席，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

这次大会的最为重要的一个议题是，讨论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即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以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历史性任务。

这次会议，象征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展开。同时，经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也诞生了，这个组织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是最高的决策机构，成员有5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其中，陈独秀为委员制，毛主席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

在“三大”结束后不久，毛主席就受中共中央委托回到了湖南，协助国民党在湖南组建国民党组织——当时国民党在湖南只有一个党员。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长沙最先成立了国民党的党支部，接着常德、衡阳等地的党支部也相继成立，国民党湖南总支部也在随后成立，短短几个月，湖南一下子就成了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924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毛主席作为湖南的国民党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给孙中山先生等国民党领导人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张国焘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大会中，有两个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毛泽东和李立三发言最多……很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他们两人，似乎有‘哪里来的这两个年轻陌生人？意见何以如此之多’的疑问，少数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

孙中山先生对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非常满意，所以，尽管还是第一次见面，他就亲自把毛主席提名为了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被派往上海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组织部秘书兼文书科主任，主要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的蒋介石连国民党的“一大”代表都没有选上，毛主席就已经是其中央候补委员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国共合作这个大前提下开展的。

国共合作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件大事，后来国民党能够北伐成功，离不开我党的鼎力相助，当然，在北伐成功后，蒋介石选择了背叛革命，这是后话。

国民党在成立之初，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他们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军事活动上，而忽视了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为此警告他们：如果只强调军事活动，而忽略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只靠武力夺取政权，抢占地盘，那么，国民党将会难以在全国工农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甚至有滑向北洋军阀的危险。（在那个时期，国共双方一个忽略了笔杆子，一个忽略了枪杆子。）

在23年我党的“三大”结束后，陈独秀和毛主席等人也曾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写信，建议国民党应该“建立强而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中山先生对国民党的这一弊病深有感悟，他曾说：“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传事业几乎停顿……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放弃，而不肯做矣。”

正因如此，孙中山先生非常希望通过国共合作，与共产党一起开创国民党政治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在随后的国民党“一大”上，国民党确定了军事行动和政治宣传相结合的工作纲领，并通过了要在中央和各地方设立宣传部的决议。这是国民党政治宣传工作史上崭新的一页。

国民党成立宣传部后，自然要选出一个人来负责这个部门，在不久后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国民党著名的理论家戴季陶理所当然地被选举为该部部长。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以保守顽固著称，他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一直有所怀疑，又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充满恐惧，觉得国民党迟早会被共产党取代、吃掉。出于这种悲观的情绪，戴季陶于是辞掉了他的职务。

戴季陶不干了，国民党只好推举汪精卫代理这个职务，但汪精卫当时在国民党红得风头无二，尤其是中山先生病逝后，他还兼任了广州国民政府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常会主席，根本顾不上那个“小小的”宣传部。

这样的结果就是，宣传部成立了一年多，“不仅没有出版什么刊物，什么书籍，连传单都不曾有过一张，所以宣传部在中央党部完全成了一种点缀品。”

汪精卫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在1925年10月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为由，辞去了这一职务，并推荐了毛主席来代理这一职务。

为什么选择毛主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卓越的宣传才能。熟悉毛主席生平经历的都知道，青年毛主席在北京期间，就参加过北大新闻研究会，而创办这个研究会的，正是被誉为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的邵飘萍。

毛主席回到湖南后，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等刊物，其中《湘江评论》尤为成功，被李大钊称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候补执委后，毛主席在上海负责政治宣传工作期间，又有诸多耀眼的成绩，这些都让国民党不能不注意到这个才华卓越的湖南年轻人，也让毛主席成了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不二人选。

当时，除了毛主席，我党的党员中，谭平山出任的时候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林伯渠林老出任的是国民党农民部部长，毛主席之所以暂居代理部长一职，背后又有着一个深刻的原因。

24年6月，戴季陶辞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后，汪精卫担任代理部长两个月后转正，25年10月，汪精卫辞去部长，毛主席担任代理部长。在这段时间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其实已经结束。毛主席担任代理部长一个月后，国民党右派就召开了著名的“西山会议”，单方面取消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并解除了李大钊、毛主席、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职务，公开和国民党中央叫板。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方面对要不要把宣传部门交给毛主席心存疑虑，加上其组织部和农民部都由共产党员出任部长，他们也不敢再推举毛主席担任正式部长。

时间很快来到了1925年，西山派的主张最终占据了上风，《整理党务案》通过。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

苏联顾问鲍罗廷对蒋介石采取退让态度，在未与我党商量的情况下，就同意了蒋介石的这一要求，最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毛主席只得辞职。

紧接着一年后，蒋介石又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再一年后便是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最终走向了革命的反面，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因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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