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4岁的陈忠实，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中涌动着一股不甘与倔强。他回望自己过去的写作生涯，十几年间，虽然笔耕不辍，却总感觉缺少一部能够让自己骄傲、让世人铭记的大作品。这种不甘，如同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难以释怀。

也许，人到中年，生活的磨砺已经让曾经的棱角变得圆润，许多人不再像少年时那般，凭着一腔孤勇去闯荡天涯。他们选择了安逸，选择了在平淡中度过余生。然而，陈忠实却不愿就这样沉沦。他脚下的这片白鹿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仿佛在不断地激励着他，提醒着他，身为关东人，天生就有着倔强不屈的性情。

于是，这位将近知天命之年的关中老汉，决定用拼命三郎的狠劲，孤注一掷，全力一搏。他要书写一部“民族的秘史”，一部能够让自己在死后，也能垫头作枕，无愧于心的作品。这份决心，如同烈火般燃烧在他的心中，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

陈忠实的出身平凡，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他的父亲陈广禄，靠着卖粮和卖树，含辛茹苦地供孩子们读书。幼年的陈忠实，家境贫寒，冬天里，冷风在塬上呼呼地刮着，雪花在屋外恣意地打转。在昏黑清冷的小屋里，面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父亲常常发出几声无奈的长叹。

这些场景，深深地刺痛了幼年陈忠实的心。他暗暗下了决心，这一辈子，千万不能像父辈那样去土里刨食，而要活出个新样子来给人看。他明白，没有好的出身，想要跳出农门，有所作为，唯有发奋学习。

陈忠实的家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祖父、曾祖父都曾做过私塾先生。幼年时期，家中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里面乱扔着一堆书。这些书，成了陈忠实最宝贵的财富。他除了帮父母干点农活以外，其它时间都与这些书为伴。他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

那些日子里，陈忠实常常捧着一本书，坐在屋外的树下，一读就是几个小时。他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寒冷，只沉浸在书中的世界里。他读着历史的故事，读着英雄的事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他知道，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去追寻更广阔的天空。

就这样，陈忠实凭借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他发奋学习，努力写作，终于成为了一位享誉文坛的作家。而他那部“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也正如他所愿，成为了一部可以垫头作枕的传世之作。

1962年，20岁的陈忠实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考验——高考。对于无数怀揣梦想的青年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残酷的竞争。

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给了考生们两个选择：一是“雨中”，一是“说鬼”。陈忠实本来擅长写记叙文，对“雨中”这个题目有着诸多构思和想象。然而，鬼使神差般，他竟选择了议论文的题目“说鬼”。或许是对这个题目有着独特的见解，或许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写作极限，但结果却并不如人意。

监考老师收卷子的时候，陈忠实手中的笔还在纸上奋力地划动着，但作文仍未写完。那一刻，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结果出来，40分的作文题，他得了0分。这个成绩，对于一直成绩在班上排前三名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幸运之神，与他擦肩而过；大学的门，为他紧紧关上。

作为农民的儿子，陈忠实深切地知道那片黄土地上人民对生活的向往与挣扎，对家乡的爱与恨。他不甘心将自己的人生局限在这小小的白鹿原上，他还想坐着火车，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奔跑，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然而，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片熟悉的黄土地。在老屋颜色晦暗的墙上，陈忠实写下了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句话，成了他日后写作生涯中的座右铭，也成了他面对困难时坚持下去的动力。

白天，他给孩子们上课，用知识的种子播撒着希望；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开始迷醉地阅读和写作。他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甚至头发烧焦了，他也没有察觉；甚至天大亮了，他仍沉浸在美妙的文字中。他相信，只要肯下苦功，终将与美好相遇。

1965年的春天，他的第一篇散文《夜过流沙河》发表在《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当自信第一次战胜了自卑，当付出终于有了收获，陈忠实显得非常兴奋。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和激励。

然而，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1968年，26岁的陈忠实结婚了。妻子后来为他生下两女一男，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每月三十九元的工资，要养活五口之家，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妻子看到别人在干活，而他在写作，就骂他：“没啥用，挣不了钱。”但是，苦难的日子并没有让蛰伏在陈忠实内心深处的文学梦死掉，他反而越挫越勇。他坚信，只要没有特别幸运，就先要特别努力。他继续用自己的笔，书写着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家乡的热爱。他的作品，像一股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像一盏明灯，照亮着人们前行的道路。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只要肯努力，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

1982年11月，对于陈忠实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他调入作协西安分会，正式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昔日的农村娃，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和不懈的追求，终于站上了新时期的文学前沿。这一路走来，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挫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文学的执着。

当陈忠实已颇负盛名时，他却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反而感到空虚与落寞。他深知，作为一名作家，不能仅仅停留在已有的成就上，更要不断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去奋斗，去超越，去冲击文学的峰顶。于是，陈忠实豁出去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放手一搏。

在和妻子的约定中，他表示要先写一本书，如果不成，便去养鸡。这看似玩笑的约定，实则体现了陈忠实对文学的坚定信念和决心。这一写，就是四年。四年里，他沉浸在《白鹿原》的世界中，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这部心血之作。

《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文化的角度看，其社会结构错综复杂，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他们狡猾奸诈，不择手段；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他们英勇无畏，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奋斗；还有以鹿兆谦（黑娃）、大拇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了生存而挣扎。

而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看，《白鹿原》同样丰富多彩。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他们守护着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秩序；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他们智慧而深邃，引领着白鹿原上的人们前行。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在这些人物和团体之间相互融汇交织，构成了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小说《白鹿原》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它用作品真实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民主革命的真谛。它对传统文化下剧变时期的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状态进行了准确和符合历史真实的表达。通过阅读《白鹿原》，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过去，看到了我们无法短时间内消除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艰难前行的先天不足。

“考察陈忠实早期的小说，你会发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往往显得扁平、缺乏生气，缺乏深刻的人性内涵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他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善良的好人，即便偶尔也写有缺陷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到最后大多都以一种曲终奏雅的方式转化成了好人，完成了从恶向善的蜕变。而那些一开始就设定为好人的人物，则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善的品质，未曾改变。他偶尔也会描绘一些人性败坏的角色，但这些人物的性格构成却是单一的，且从始至终都处于一种静止的心理性格状态。”这种经过提纯的、呆滞的心理—性格结构，显然并不是人性的真实反映。真实的人性，是一种由多极因素二元补衬构成的繁杂结构系统，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变化与发展。

在陈忠实创作小说的早期阶段，他更多地是满足于直接把“生活”搬进文学，而且往往是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去描绘，顶多只是带着一点点问题意识去审视所谓的“现实生活”。这样的创作方式，导致了他的作品中缺乏基于个人视境的真正的象征修辞。翻遍陈忠实的早期小说，你很难找到一个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象征形象。他早期小说中的景物及物象描写，即便略有象征意味，也只是通过天气描写等修辞手段来显现，而且通常选择的是那些能够宣泄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美好”感觉，以及情节“解结”之后的欢快、乐观心理的物象。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白鹿原》时，却发现这部作品与陈忠实早期的作品形成了极为有趣的比较。《白鹿原》的语言表现极为丰富多变，可以根据描写、叙述、议论、隐喻等不同的表现需要而变化其构语模式、调整其语义构成、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比如，高密集度的长句在陈忠实以前的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但在《白鹿原》中却是经常出现的。又比如，在陈忠实过去的作品中，上下语境之间联系得比较紧密，缺少必要的空隙，句子与句子之间连接得很紧密，想要表达的含义和句子的成分都直接呈现出来。但在《白鹿原》中，很多地方上下语境之间的合理空隙大了很多，语言表现得更凝聚、更有张力。

尽管《白鹿原》与陈忠实早期的作品在人物塑造、语言表现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之间也并非毫无共同点。比如，无论是早期作品还是《白鹿原》，陈忠实都始终关注着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命运。他笔下的农村世界，无论是平静祥和还是风起云涌，都充满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和对农民生活的深刻理解。此外，陈忠实在作品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和对人性的探索精神，这也是他所有作品的共同特质。无论是早期作品中的简单善恶对立，还是《白鹿原》中复杂的人性纠葛，都体现了他对人性、对历史、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

《白鹿原》塑造被传统文化压抑的女性形象，这是陈忠实小说中一个深刻而持久的主题。通过对女性命运的细致关心和深情叙说，陈忠实批判了传统文化中那些压抑人性、束缚女性发展的方面。在《康家小院》中，吴玉贤的形象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她的命运被传统观念和家庭束缚，无法自主抉择。而在《蓝袍先生》里，田芳和杨龟年的二儿媳妇也同样承受着传统文化的重压，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无奈与苦涩。到了《白鹿原》，这一主题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田小娥、小翠等女性形象，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剧命运，无不让人深感痛心。

小说的情节设计也是陈忠实作品的一大亮点。他的小说情节曲折多变，时有令人惊讶的突转和神来之笔。在《白鹿原》及其之前的作品中，这种情节设计尤为突出。他把中国农村内部社会阴暗的一面毫无保留地揭示给读者看，对爱情的粗暴践踏、丑陋的权力斗争、粗野的报复、普遍的心灵扭曲，这些都构成了他小说的精髓。

特别是在《白鹿原》中，到最后，龟渡王村的主宰者竟然是刘耀明这个卑鄙、险恶的小人，这种出乎人们善良愿望和通常预料的结局，让人深感震撼。这里没有他早期小说中那种简单的情节解结模式，而是有着多次令人意想不到的突转，否定性因素获得了肯定性的胜利，这种结局既合乎逻辑又比较符合现实。

在《关于〈白鹿原〉的答问》中，陈忠实曾这样说过：“实际情形是截止到长篇小说《白鹿原》动手，我已经写出了九部中篇。那时候我再也耐不住性子继续实践那个要写够十个中篇的计划了，原因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又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往，某一个短篇或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也就随之终结。但《白鹿原》不同，它是陈忠实生命体验与思想、艺术体验混为一体的成熟期作品，是他创作进入巅峰状态的作品。

《白鹿原》不仅反映了那个年代小说艺术所达到的境界，更在深度、广度和艺术表现力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它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情节设计和精湛的语言艺术，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与陈忠实之前的作品相比，《白鹿原》无疑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