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着较多的了解,那么便会察觉到一个极为有意思的现象。
在宋朝之前,自秦朝一直到唐朝期间,不少成功统一北方的皇帝,常常会在长安与洛阳这两座城市之间往返穿梭。就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来说吧,他虽将首都确定在了洛阳,可差不多每年都会前往长安,并且会在那里生活上一阵子呢。
就拿唐朝前期的几位皇帝来说吧,像李治和武则天夫妇二人,外出就特别频繁。他们常常会在长安处理政务,随后又前往洛阳居住生活呢。
自宋朝之后,后续的那几个大一统朝代,大体上都不再将长安与洛阳设立为都城了。特别是元、明、清这三代,无一例外地把都城定在了北京。发展到这一时期,皇帝离开京城的情况极为少见。甚至有部分皇帝,很可能终其一生都未曾踏出京城半步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因为在宋朝之前,皇帝们的安保工作落实得颇为到位,故而能够时常外出呢?而到了宋朝之后,皇帝面临的安保工作难度愈发增大,所以才变得不愿意出门了?
很明显,答案并非是肯定的,而是恰恰相反,答案就是否定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这一奇怪现象其背后真正的本质所在,并非是出于安保方面的缘由,实则是物资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不妨从当年秦国迁都咸阳的那个时候讲起这个故事。
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秦国身为地处西边的诸侯国,其都城可是经历过多次迁移呢。起初,秦国的发源地是在陇西一带。而后历经了数次迁都之举,一直到商鞅推行变法过后,秦国这才把都城迁至咸阳,也就是后来长安所处的那片区域啦。
秦国那时选定咸阳,缘由着实简单。其一,彼时秦国的根基在关中,如此一来,秦国自然不可能将首都迁至洛阳或者北京等地。其二,就关中区域而言,咸阳周边的河流数量是最多的,后世的长安还一直有着“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呢。
在古代时期,由于不存在铁路、货车这类运输工具,所以要运输大宗物资,走水路无疑是最为便捷的方式。并且,水乃生存所必需的资源。一座大城市的周边,必定要有一条水源充沛的河流才行,不然的话,连日常饮水都会成为棘手的难题呢。
因此,在商鞅推行变法举措之后,秦国便作出了将首都迁至咸阳此地的决定。
此后,秦国完成此次迁都后,历经数代人的不懈拼搏,最终成功统一了天下,由此秦国变为秦朝。在秦始皇实现天下大一统之际,咸阳依旧被定为秦朝的都城。并且,依照秦始皇的部署,秦朝修筑了诸多秦直道。这些秦直道大多是径直通向咸阳的,咸阳仿若帝国的心脏一般,而那些直道恰似血管,将心脏与帝国的其他区域紧密连通起来。
然而,需注意的是,即便秦朝存续的时间并不长,可该方案仍旧暴露出了极为明显的弊端,此弊端便是运输方面存在的困难这一情况。
古代历史中,秦直道堪称奇迹。可在当时的科技状况下,凭借马车经秦直道大规模运输物资,成本着实过高。起码就陆运而言,其成本远高于水运。并且秦直道的维护费用高得离谱,除了秦朝这般特殊朝代,后续其他朝代着实难以负担如此高昂的维护成本。
此后,时间推移到汉朝时期,秦直道便渐渐被荒废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往关中地区运输各类物资时,很自然地就越发依靠水运这一运输方式了。
自汉朝起,西汉亦是将都城定于关中地区,且选址就在咸阳一带。然而,此前项羽已将咸阳城几乎烧为废墟。故而在西汉开国之际,刘邦便吩咐萧何于咸阳城的废墟旁另行修筑一座新城,此城便是西汉时期的长安城。
随后,在西汉统治逐步趋于稳定之时,一种新的状况便随之产生了。
西汉前期和中期,面临着六国旧贵族以及地方豪强势力过于强大的状况。为此,汉朝想出了一个巧妙举措,即强制各地的有钱人搬迁。依据西汉相关律法规定,各地的地方豪强,一旦家产达到特定标准,就必须迁到关中,在关中的几座特定城市居住。
西汉开国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历经不断的人口迁徙,关中地区已然成为货真价实的富人聚集区。其中那几座特别的城市,更是公认的高消费之地。高消费相伴的,无疑是高品质生活,许多别处难寻的奢侈品,在关中却随处可见。因而不少有钱人发迹后,都乐意主动举家迁至这里,去享受更优渥的生活。
然而,这样的状况没过多久便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此难题便是物资的运输方面出现的问题。
需明确的是,关中地区物产虽丰饶,可实际上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是存在限度的。并且,伴随着有钱人数量的不断增多,他们所消耗的各类物资也日益增加。如此情形,对于国家的运输能力而言,无疑构成了极为严峻的一大考验。
更为严重的是,西汉开国之后,四川的汉中地区曾发生一场地震,这场地震致使四川与关中地区的水路完全中断。此后,四川要向关中大量运输物资就变得极为困难。于是,西汉只能选择从关东乃至江南一带,借助水路来运送物资了。
显然,这种运输所产生的成本是相当高的。特别是进入西汉后期阶段,其运输成本之高,已然达到了国家都难以承受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已经超出了国家所能承担的极限,给当时的国家财政等方面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于是,待到西汉后期汉元帝当政之时,只得取消了那种搬家的政策,旨在削减国家运输方面的成本。然而此政策一经取消,地方上的富人们便不再搬家了,转而开始在各自的家乡大肆扩张起来。没过几年,西汉内部的矛盾就急剧激化,最终便发生了王莽篡汉之事。
在西汉过后,历史的车轮进入东汉时期。刘秀历经艰难险阻,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总算将天下统一起来,让那乱世得以终结。然而,当刘秀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大业后,没过多久,便不得不迅速去应对有关首都方面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了。
倘若刘秀将首都选址定在长安,那西汉时期曾遭遇的诸多问题,他都必然要去面对,并且一个也无法妥善解决。可要是不把首都设于长安,而是选在关中以外的地方,如此一来,国家对于关中这块区域,又难以实现很好的掌控。
在宋朝以前,一直流传着“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要是往后哪一位皇帝自身能力稍显薄弱,而恰好在关中地区又冒出一个极为厉害的权臣,那么这个国家瞬间便会陷入分裂的局面。
于是在那之后,刘秀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最终琢磨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即把都城设立在洛阳,不过呢,身为皇帝,每隔一定的时段,就必须前往长安那个地方去处理政务!
在该方案推出后,众人很快就察觉到其成效甚是不错。相较于长安,洛阳在运输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其周边不乏河流,并且关东、江南地区往这里运输物资,距离更近,耗费的成本也更低。此外,皇帝时不时前往长安巡视一番,还能够稳固关中局势,有效防止国家出现分裂的状况。
并且,当皇帝前往长安处理政务之时,洛阳当地的那些有钱人是无需一同前往的。这样一来,关中地区所面临的运输方面的压力,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以减轻了。
就这样,这套方案一经推出,在之后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直至唐朝时期,众人都纷纷开始采纳该方案。不管是把都城定在长安也好,还是定在洛阳也罢,皇帝大体上都会在这两地之间往返奔走。
倘若将都城定在长安,一旦关中出现运力吃紧的状况,皇帝便会前往洛阳居住生活。毕竟皇帝出行时会携众多大臣一同前往,如此一来,这些大臣到了洛阳后,就不会再给关中的运力增添负担了。要是定都于洛阳呢,皇帝闲暇时去长安走一趟,同样能够稳稳地把控好关中地区。
当然啦,等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再到后来的南北朝阶段,情况就稍微有了些不同哦。在这期间呢,存在一些政权,它们要么仅仅占有着关中地区,要么就只是占有洛阳这一处。如此一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自然也就没必要再来回奔波啦。
然而,一旦北方得以统一,且洛阳与关中皆被同一政权所掌控,那后续皇帝势必会在两地往返奔波。就拿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来讲,即便当时尚未实现天下大一统,在曹丕与曹叡当政期间,亦是常常来回跑动。平日里会居于洛阳,若关中那边出现状况,像蜀国前来进犯,便会径直赶赴长安。
一直到隋朝之时,上述那种模式依然延续着,而隋朝在此模式基础上增添了一项举措,也就是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虽说京杭大运河的修建耗费颇高,可它实实在在地大幅提升了国家的运输能力。在隋唐时期,全国大部分地方都能借助水路,径直将物品运往长安或者洛阳。
在那样一种情形之下,来到李治与武则天所处的时代,这二人常常往返奔波。彼时唐朝的都城乃是长安,于是他们便时常在长安处理政务,而等政务处理完毕后,便前往洛阳享受生活、度过闲暇时光。
然而,在唐朝覆灭以后,这般情形终究是开始有了转变。
自唐朝覆灭后,无论是随后的五代十国时期,还是北宋、南宋阶段,这些政权都未能完整掌控传统概念里的整个中原地区。尤其到了南宋,连长安都无法控制住。如此情形下,自然也就不会出现涉及从这两地出发去出差之类的情况啦。
与此同时,自唐朝过后,关中地区的气候便出现了极大的改变。唐朝之后,关中地区降水量急剧减少,这使得整个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下滑。而粮食产量的降低,也致使关中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开始快速降低。
当粮食产量处于不足的状况时,倘若依旧要把长安当作首都,那就非得极大地提升运输方面的能力不可,要竭尽全力从别的地方往关中地区调配粮食。而这样所产生的成本,在后来的宋朝,显然是难以承受得住的。
就在同一时期,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出现了下滑的情况。而宋朝统治者随后便察觉到一个新状况,那便是一旦关中粮食供应不足,当地的人口数量就会大幅减少。如此一来,关中这一片区域往后的战略价值也会随之降低。即便有人占据了关中,可由于粮食匮乏,也很难凭借此地割据一方而自立了。
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宋朝皇帝猛然察觉到,继续前往长安已然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
随后便到了元明清这三个朝代,彼时国家的都城大体上都设在北京。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自然就越发难以在两地之间来回奔走了。毕竟洛阳与长安之间距离尚近,皇帝还能够往返其间。但要是从北京去往长安,那路途可就太过遥远啦。
最为关键的是,自元朝往后,航海技术日益发展起来。在之后的数个朝代当中,已然具备了开展大规模海上物资运输的能力。实际上,海运所需成本是要低于河运的。这也就意味着,定都在北京的话,其运输成本相较于定都长安、洛阳而言,反而是更低的呢。
倘若进一步顾及北京地区所具备的特殊地理优势及其重要意义的话,很明显,自那之后,北京作为首都所拥有的优势就更为突出了。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后,人们便彻底不再去考虑那种在洛阳与长安两地之间来回切换的方案了。
说到底,洛阳与长安之间来回跑这一现象,其根源实则在于运力方面。设想一下,要是在汉朝时期就有火车以及铁路,能够以低成本将大量物资运往关中的话,恐怕汉朝和唐朝的皇帝们就不会总是这样来回奔波了。安稳地待在京城,既安全又能尽享舒适,岂不是美事一桩?
到洛阳就食,与漕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