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颖超临终之际，虚弱的说出＂李鹏＂二字，成最后遗言

1992年7月的一个夜晚，北京医院的特护病房内一片寂静。年迈的邓颖超躺在病床上，已经持续昏迷多日。当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探视，秘书赵炜在邓颖超耳边轻声告知。听闻此消息，已经虚弱不堪的邓颖超突然睁开双眼，用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唤出了＂李鹏＂二字。这成为了她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遗言。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颖超会呼唤李鹏的名字？这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又承载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一、革命伉俪的无子之痛

1925年的广州，正值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日夜操劳于军务。那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完婚。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这本该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

然而，当时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广东革命根据地面临着各方压力，东征军正在为打击军阀、统一两广而战斗。作为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邓颖超每天都在组织和发动妇女参与革命斗争。她深知，在这关键时刻，个人小家必须为革命大业让路。

192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邓颖超独自前往药铺。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周恩来。服用堕胎药后，她独自承受着剧烈的疼痛，仅休息三天就重返工作岗位。直到1926年初，她才在汕头与周恩来相见时道出实情。

1926年末，形势更为紧张。当时的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周恩来被调任上海，组织领导着轰动全国的工人武装起义。而此时的邓颖超，却在广州的医院里经历着漫长的三天三夜难产。

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产妇难产往往意味着生命危险。在万般无奈之下，医生使用了产钳助产。虽然成功接生出一个男婴，但因产钳力度过大，婴儿头部受到严重损伤，很快夭折。这成为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唯一的亲生骨肉。

更为残酷的是，就在邓颖超产后虚弱期间，广州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军阀陈济棠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中山大学被军警包围。在医院人员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才得以借医院采购药品的船只，逃往香港。

经过这次难产，邓颖超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到达上海后，经福民医院诊断，她的子宫已经受损，此后再难怀孕。这意味着，这对革命伉俪将永远失去拥有自己亲生骨肉的机会。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为革命事业放弃小家的革命者并不在少数。从1925年的自主堕胎，到1926年的意外夭折，两次失子之痛，不仅给邓颖超的身体带来永久的创伤，更在精神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二、战火中的母爱传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的铁蹄迅速向华北、华东地区推进。随着南京沦陷，大批难民涌向武汉。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是那些在战火中失去父母的孤儿。

1938年初，武汉街头随处可见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难童。邓颖超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着手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她四处奔走，联络各界人士，很快在武汉三镇设立了多个临时收容所。

在短短两个月内，保育会就收容了超过300名失散儿童。邓颖超亲自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从儿童的住宿、饮食到教育、卫生都做出了具体安排。她还组织志愿者为这些孩子们缝制冬衣，让他们能够温暖过冬。

1938年夏，日军逼近武汉。为了保护这些儿童的安全，邓颖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转移行动。她带领保育会的工作人员，将儿童分批护送至重庆、贵阳等大后方城市。在转移途中，为了避免空袭，常常要在夜间行军，白天隐蔽。

到达重庆后，邓颖超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建新的收容所。她发动社会各界募捐，很快建立起了更大规模的儿童保育机构。在她的努力下，保育会的工作范围扩大到了14个省份，收容的儿童人数超过了3000人。

1940年，邓颖超在重庆创办了儿童教育实验班。她特别重视难童的文化教育，亲自参与课程设置，并定期到班级检查学习情况。在她的规划下，除了基础文化课程，还开设了手工、音乐等特色课程，让这些战争中的孤儿能够得到全面发展。

1941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重庆某收容所爆发。邓颖超立即组织医疗队进驻，并亲自到场指导防疫工作。她每天都去看望生病的孩子，确保他们得到妥善照顾。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在延安时期，邓颖超又把这套儿童保育经验带到了陕北。她帮助边区政府建立起完整的儿童福利体系，使更多失依儿童得到妥善安置。她经常说：＂这些都是革命的后代，是祖国的未来。＂

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邓颖超用母亲般的关怀，抚育了数以千计的革命后代和战争孤儿。她带领保育会的同志们，在战争的废墟中为这些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让他们在动荡年代依然能感受到温暖与希望。

三、李鹏与周邓的特殊情缘

1939年的重庆，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在紧张地开展工作。一天，一位工作人员带来了一个12岁的男孩，这就是李鹏。他的父亲李硕勋是四川早期共产党员，在1930年就已为革命牺牲。当时李鹏的母亲带着他四处奔波，生活十分困难。

得知李鹏的情况后，邓颖超立即安排他入住保育院。在这里，李鹏不仅获得了妥善的照顾，还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每逢周末，邓颖超都会抽时间来看望院中的孩子们，其中就包括李鹏。她经常询问李鹏的学习情况，并为他补习功课。

1941年，革命形势需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调往延安工作。考虑到李鹏的学习成绩优异，他们特地安排他也前往延安继续深造。在延安期间，李鹏就读于自然科学院。周恩来、邓颖超经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不仅关心他的学业，还教导他做人的道理。

1945年，李鹏考取了莫斯科能源学院的留学名额。临行前，周恩来特地叮嘱他要刻苦学习，掌握本领，将来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邓颖超更是细心地为他准备了御寒的衣物和学习用品。在莫斯科求学的七年里，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始终保持着联系。

1952年，学成归国的李鹏被分配到电力工业部工作。周恩来、邓颖超得知消息后十分欣慰，多次叮嘱他要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在李鹏工作的头几年，邓颖超多次到他的单位了解情况，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4年，李鹏结识了未来的妻子朱琳。在他们准备结婚时，邓颖超亲自参与操办婚事，还送给新人一套朴素的家具。婚后，她时常邀请这对年轻人到家中做客，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鹏也受到冲击。在那段艰难时期，虽然周恩来、邓颖超自身也处境困难，但仍尽可能地给予他关心和支持。1976年，周恩来去世前，还特地嘱咐邓颖超继续关照李鹏。

1979年，李鹏调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邓颖超非常关注他的工作进展，经常与他探讨国家电力建设的问题。每当李鹏遇到工作困难时，她都会给予中肯的建议和鼓励。

1983年，已经年迈的邓颖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专门召见了李鹏。她回顾了李鹏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勉励他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国家电力事业发展作出贡献。这次谈话，成为了她对李鹏最后一次系统的教导。

人们常说李鹏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子，但事实上，这种关系更像是革命前辈对后辈的关爱。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他们之间建立起了超越血缘的深厚情谊。这种情谊，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为国奉献精神基础之上的。

四、生命最后十年的关爱与守护

1982年，已过八旬的邓颖超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她对李鹏一家的关心从未间断。每逢重要节日，她都会邀请李鹏一家到家中共聚。即便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她也坚持了解李鹏的工作情况。

1984年春节前夕，邓颖超特地安排秘书转告李鹏，要他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回家与家人团聚。当时的李鹏正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这个细节展现了邓颖超对李鹏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关注。

1985年夏天，邓颖超的身体状况开始明显衰退。但当得知李鹏在三峡工程考察期间遭遇暴雨，她立即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情况。即便在生病期间，她依然记挂着李鹏的安危。

1986年，李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个重要的工作调动时期，邓颖超多次通过秘书转达对他的关切。她特别叮嘱李鹏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分劳累。同时，她也嘱咐李鹏的妻子朱琳要多关心丈夫的饮食起居。

1987年，邓颖超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需要经常住院治疗。但每次李鹏来医院探望，她都会坚持坐起来与他交谈，询问工作情况。有时候，她会让秘书从床头柜里取出一些往年的照片，与李鹏一起回忆过往。

1989年，邓颖超已经很少见客，但对李鹏的关心却从未减少。当年年初，她特地让人转告李鹏，要他在处理国事的同时也要照顾好家庭，尤其是要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

1990年，邓颖超的病情加重，但她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关注李鹏的工作。当得知李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她特地让人收听广播转播。尽管身体虚弱，她仍坚持听完整场报告。

1991年，邓颖超已经很少说话，但每次李鹏来探望，她都会努力打起精神。有时候，她会握着李鹏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工作情况。这一年里，李鹏只要在北京，必定会抽时间前来探望。

1992年初夏，邓颖超的病情急剧恶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仍然惦记着李鹏。即便是在昏迷状态下，每次听到有人提起李鹏的名字，她都会有微弱的反应。这种深厚的情谊，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邓颖超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她对李鹏的关爱始终如一。这种关爱不仅体现在对他工作上的关心，更体现在对他生活细节的照顾。即便是在自己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她依然将这份关爱延续到底。这十年的点点滴滴，见证了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

五、精神传承与历史见证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李鹏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医院。在整理邓颖超的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专门存放李鹏相关资料的档案袋，里面保存着从1939年到1992年间的照片、书信和剪报。

1993年，为了纪念邓颖超，李鹏开始着手整理相关史料。他将保育院时期的档案、在延安的学习记录、留苏期间的通信等重要文献进行系统化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见证了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

1994年，在邓颖超逝世两周年之际，李鹏专程前往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考察。这所福利院正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传承机构之一。在参观过程中，李鹏详细了解了儿童福利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强调要继续发扬邓颖超同志关心下一代的优良传统。

1995年，李鹏在出访莫斯科时，特地前往当年就读的莫斯科能源学院。他向俄方赠送了一套记录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历程的资料，其中包括了邓颖超创办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珍贵照片。

1996年，李鹏主持编撰了一部关于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专著。在书中，他详细记述了邓颖超同志在战争年代如何开创性地建立起中国现代儿童福利体系，为后来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8年，在三峡工程建设关键时期，李鹏多次提到邓颖超生前对他的教导。他强调要像邓颖超同志那样，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特别关注移民安置工作，确保移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

2000年，李鹏在视察全国儿童福利机构时指出，要将邓颖超同志创立的儿童保育工作经验加以总结和发展。他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重视儿童福利事业，让更多困境儿童得到妥善照顾。

2002年，在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百年之际，李鹏参与编写了一系列纪念文章。他特别强调了邓颖超同志在战争年代开创儿童福利事业的重要贡献，以及她对革命后代的关怀和培养。

2004年，李鹏将自己保存多年的一些珍贵照片和文献资料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些资料真实记录了邓颖超同志关心下一代的感人事迹，成为了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

2006年，在一次关于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座谈会上，李鹏回顾了邓颖超同志创办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他指出，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更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些年来，李鹏始终将邓颖超同志的精神传承作为自己的责任。通过整理史料、参与纪念活动、推动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等方式，他为后人留下了这段珍贵的革命历史记忆。这些都成为了中国革命史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