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者

1991年4月，我任职的某军事检察院，正在查办一起军队干部伙同地方不法人员涉嫌经济犯罪案件。这起案件，是地方检察机关移送过来的线索。按照“案件管辖规定”，现役军人违法犯罪，由军队军事检察机关管辖。

于是，检察长决定派我和马检察员到深圳、东莞找有关证人调查取证。由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天的深圳、东莞办案“历险”。

当时，我和马检察员都是营职。出发之前，我们进行了充分和必要的准备。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出门万事难”。

今天，接着说说“证～难取”的问题！

我们这次深圳、东莞之行，需要到9个单位调查取证。其中深圳5个单位，东莞4个单位。

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周密的调查工作。这位军队干部伙同地方不法人员设立的公司，在“东窗事发”后烧毁了全部账目，并且还都拒绝交代任何问题，企图蒙混过关。

我们另辟蹊径，首先对他们开办的公司进行搜查（此前地方检察机关已经搜查过），从现场遗留不多的书本、纸片中，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同时，我们利用约一个月的时间，依法到该公司开户银行进行查询，把该公司设立以来的所有账务往来逐笔登记造册，并把原始记账凭证全部复印。通过这项艰苦的查询工作，我们掌握了该公司主要往来客户，分布在深圳、东莞，往来总金额高达3亿余元，并梳理出深圳5家公司、东莞4家公司的“基本信息”，为前去调查取证打下了坚实基础。

深圳、东莞这9家被调查的公司，属于“贸易公司”类，规模、体量不大，个人独资或合伙制，人员也就三、五个。但是，他们与我们调查的公司业务往来频繁，往来金额都高达上千万元。这样，给我们调查取证带来了很大难度。

一是人难找。我们按照银行原始记账凭证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信息进行查找。有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公司经理，掌管公司的全部业务；而有的法定代表人是幕后“金主”，并不参与经营活动，另聘经理掌管公司业务。所以，要找到真正能作证的被询问对象也费尽周折。

二是话难懂。被调查的这9家公司经理，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宝安、东莞乡音浓厚，普通话却“磕磕巴巴”。与他们交流起来，非常费时费力。

三是疑心重。这9家公司经理对他们彼此之间的业务往来，是否“干干净净”心知肚明，担心如实作证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先是不愿意作证，后像“挤牙膏”一样作证。

但是，由于我们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并“晓之以理”、“贯之以法”，讲清能否如实作证的“利害关系”，9家公司中有8家公司按照要求，如实提供了“双方业务往来”财务信息和证人证言。

剩下来的这家公司成了“难啃的骨头”。它之所以难啃，是因为其中有“猫腻”。我们在出发前的那次搜查中，发现一张64开公用签上写满了阿拉伯数字和数学运算符号。把这张“天书”一样的数字与银行业务往来相比对，初步判断这是业务之外给经办人的“好处提成”，金额39700余元。这张公用签就是这家公司的。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被一位中年男子告知经理不在，约好改日再来。我们分析，这位中年男子可能就是经理，他想拖延一下时间与天津方面“统一口径”。但他哪里知道，天津方面的二位“老板”，已分别被军、地双方检察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根本无法取得联系。

我们第二次来到这个公司取证时，那位中年男子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是公司经理，并递上了名片。这次，我们在开场白中就告诫他：已经与属地检察机关取得了联系，如果不能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将移送地方检察机关共同办理。

听到我们这样讲，他满口答应积极配合。但是，在我们谈话、取证过程中，玻璃窗外总有两个手持保安大棒的“壮汉”来回走动，像是警告我们“见好就收吧”!

于是，我给负责记录《询问证人笔录》的马检察员递了个“眼色”，他马上借从书包里取香烟的机会，把一卦“自行车链锁”掏出来放在了面前，用这无形的语言警告对方：“不要胡来”！

这卦自行车链锁，是我们唯一的防身“武器”，旅途中可以用它把我俩的行李箱锁在一起，防止丢失和被盗；住宿时，用它把房门再次加固锁好，防止不法分子侵入；外出取证时，用它作为自卫工具，防止不法之徒狗急跳墙。

这位经理看到我们也亮出了防身“武器”，随后给外面的“壮汉”发了一个指令，便灰溜溜的走掉了。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这位经理还算“识时务”，在后面的调查取证过程中积极配合，就连他收受“好处提成”也都如实供认，并表示积极“退赃”。

转天，这位经理带领出纳和我们一起来到开户银行，将这笔“好处提成”如数电汇到了我们部队财务账户。

至此，长达二十余天的深圳、东莞调查取证工作圆满结束。

接下来，将是对白色夏利车的追赃问题。

马检察员在“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群”赋诗如下：

光阴弹指三十年，

往事历历在眼前。

穿云破雾飞深圳，

打击犯罪斗敌顽。

衣食住行都俭补，

灯红酒绿绝不沾。

任务完成很圆满，

凯旋而归尽欢颜。

作者军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