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是沈从文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成书于1930年。读者们可能不知道，沈从文分别于1934年、1957年两度修改过这部作品。一改再改的现象，在沈从文作品中并不多见。因此，沈从文本人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可见一斑。

《丈夫》的故事发生在自然、古朴的湘西，然而读来却一点也不轻松：春天的雨落时节，一个憨厚强健的乡下青年想起了城里的媳妇，那个为生计而从妓的媳妇，于是换上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裳，背着整篓媳妇最爱的栗子，极其兴奋、庄重地去城里探亲。然而此去一趟，青年的见闻却让他在物质和尊严间几度挣扎，麻木的人性逐渐被唤醒……

船妓老七和她丈夫是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他们来自大河坝一个叫做黄庄的小山村。这里的村庄虽然出“强健女子”和“忠厚男人”，但是却没能改变贫穷的面貌。由于乡下的赋税沉重，老实的庄稼人即使埋头种地，辛勤耕耘，一年到头却仍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要过着“红薯叶子拌糠充饥”的生活。

在这种物质困境下，村里的一些青年开始把他们的媳妇送到城里“做生意”。书中写道：一个不急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安分过日子，竟是极其平常的事了。

沈从文特意提到，在那样一个村子里，这种行为是一种“不与道德相冲突”的做法。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在物质匮乏的黄庄里，人心是逐渐麻木的，以至于可以将一件非道德化的事情合法化。正因为内心认同这种无形的传统，老七的丈夫在小说中成了一个让人又同情，又谴责的对象。

关于老七丈夫的麻木，沈从文不止一次地用物质和情感的激烈冲突做过衬托。

在老七汉子从乡村来到城市，兜兜转转，终于见到媳妇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惊讶”、“手足无措”，因为职业的性质，媳妇已经告别了农村妇人的淳朴，从头到脚都被城市的摩登所同化。然而，当老七递给他一条城里人抽的哈德门香烟时，丈夫的吃惊便成了“暂时的事”，甚至吃过晚饭仍在吸那“有新鲜趣味的香烟”。

在妻子接待客人的晚上，老七汉子不必指点，就“怯生生地往后舱钻去”、“躲到后梢舱上去低低地喘气”。夜里，在老七给了他一小块冰糖后，丈夫释然地，“很和平地睡觉了”。

第二天，船上来了一个穿着气派的水保。当丈夫得知水保要来找自己的媳妇，他下意识地猜想这人是老七的熟客，是她的“财神”，又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

老七丈夫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其实是经济压迫之下，夫妻关系的扭曲。在小说中，老七成为城里的船妓，丈夫依旧在乡下耕作，以这种特殊方式维系一个家庭。原本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夫妻关系，在这里更像是一种“不择手段”的利益合作。经济上的困境，显然已经波及道德范畴。

小说中的丈夫其实是贫瘠闭塞的黄庄里，那些憨厚朴实丈夫中的一个代表。当年轻力壮的身体无法将他们从物质匮乏中解放，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妻子。毫不客气地说，这就是一场放弃尊严的“忍辱负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物质生活的压力又教他们无暇去思索尊严这样的命题。

在“生存”和“性”之间，人的自然属性让他们不得不选择前者。在沈从文笔下，这种选择在那个偏僻的村庄中已经成为一种秘而不宣的约定。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这种选择并非个例，也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选择。因此，这种耳濡目染的生活方式也就演化成了集体的无意识，造就了丈夫们的麻木。

在沈从文笔下，老七丈夫则在特定的环境下，完成了从麻木到觉醒的转变，而这种醒悟则是在一次次残忍的尊严践踏之下完成的。

老七丈夫第一次见到妻子的客人，只是暗地里瞥见一位“穿着牛皮长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银链”的商人，一上船就大声地嚷着要亲嘴和睡觉。而老七丈夫大气都不敢喘，此时他的感情还处于一个混沌状态，只是在主观上觉得卑微、寂寞，感觉到“与妻子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

但是次日，妻子的第二个客人——水保，却显然掀起了丈夫的情感波动。丈夫初见水保时，尚不知他是妻子的客人，只因对方穿着“猪皮靴”、“软皮抱兜”，戴着“巨大金戒指”，丈夫颇以同他攀谈为荣幸，还和水保推心置腹地说了不少本该说给媳妇听的私房话，甚至拿给媳妇带的栗子来款待水保。

可当水保临走时说“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丈夫才知道水保是妻子的恩客。虽然有一瞬间，老七丈夫在心里也曾惊呼：这是老七的财神！可是越到晚上，他只是越发觉得愤怒、妒忌。不过随着老七送了丈夫一把胡琴，这样的情绪最终还是平息了。

后来，丈夫又见证了妻子忍受着各种侮辱，被迫接待营房的副官。一直到半夜，船上来了巡官要找老七，老七丈夫这才意识到丈夫身份的彻底缺失，于是决意要走。老七又往丈夫手中塞了七张票子。而这一次，丈夫却没收，而是像个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在这一刻，丈夫对妻子的感情终于超过物质，人格中的真实人性与尊严在这一刻统统被唤醒。

在小说《丈夫》中，很多人都对丈夫在物质和情感之间的挣扎深为触动。在卖妻从妓的背后，他曾经失去尊严，失去生而为人的基本人性。然而，也因为丈夫前后鲜明的情感波动，很多人反而忽略了小说中那个温良驯顺的妻子。

小说中的妻子老七，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丈夫让她去城市中谋生，“做生意”，她就顺从地离开了自己的男人和家庭。在城市“谋生”的生涯中，老七也习惯了一种逆来顺受的生活。

老七始终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女性，身上具有勤劳、贤惠、顾家等传统美德。这一切，从她为丈夫准备哈罗德香烟、冰糖，购买胡琴，留下票子等举动都可以看出来。老七没有因为丈夫让他出卖身体而有任何反抗，只是认为一切都是经营家庭的必要基础，老七对丈夫的柔顺时刻都体现着“妻为夫纲”的封建传统文化。

其实，从老七这个个体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丈夫》这篇小说还体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一种失语现象。

黄村其实就是一个旧时文化部落的代表。在那样一个男权社会下，女性其实就是一个被物化的附属品。在家里，她们是生儿育女的生育机器；在外，她们是可供男人取乐的交易货品。这些出来“做生意”的女人，无一例外，全部是被丈夫决定了命运，送到外乡，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她们还是努力遵照丈夫的需求，迎合她们的标准。

读到这样的牺牲，我觉得女性深层次的悲剧并非来自社会经济压力，反而是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彻底失去话语权的悲哀。在小说中，沈从文通过一个细节，将这种男权对女性的控制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乡下的时候，家里有一次丢了一把镰刀，丈夫一口咬定是老七弄掉的，对她又是谩骂又是恐吓，但是被冤枉的老七却不敢辩解，只能在恐惧中哭泣。这也呼应了小说的结尾，当丈夫反悔后，老七还是义无反顾地跟他回到了乡下。

丈夫要她卖她便卖，丈夫要她回便回，这便是女性在社会中失去话语权的直观外化。因此，小说《丈夫》探讨的不仅是对生计和尊严矛盾的叩问，同样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缺失所发出的无声呐喊。

沈从文有意将小说的结尾柔情化，老七最终和丈夫回到了家乡。站在丈夫的角度，他最终用自己的人格战胜了物质，取得了尊严上的胜利。然而，老七却依然走不出女性家庭、社会地位缺失的怪圈。这样的结尾，看似诗意，事实上，充斥着无尽薄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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